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 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十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 4 月 18 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 3 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 28 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 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 40 万盾。

我们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 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我们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我们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他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我们在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副总理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总理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二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这是康矛召同志对我讲的）。

同时，我们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 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总理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 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我们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我们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

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我们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 2000 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 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 8 名宪兵和 8 名机动警察、3 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总理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 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同志说，听说给周总理开车，当时有四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