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泊话险

这篇《沙面射来的枪弹》和下篇《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两篇遇险资料， 是依据周恩来总理在 1958 年夜晚船搁浅滩时，口讲的遇险情节以及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和采访有关人员写成的。

周总理为什么忽然讲起这两次情节，说来倒是一桩颇有兴味并且深有意义的事。

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清晰地记得这段难忘的情景：

1958 年夏，周总理从 7 月 1 日起，到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台山、

开平、江门等县市视察了 7 天，去了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农村和居民家庭，还出席了会议，作了讲话。在当时南方特有的热浪里，周总理身穿短袖白绸衫，浅灰布裤，脚登圆口黑布鞋，手握折扇，头戴草帽，在群众中不时说着自 1926 年后已经生疏了的客家方言，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对经济文化发达的三角洲，大为赞叹。逝者如斯，周总理原定活动的时间已满，7 日晚间和随行人员离开江门市，赶回广州。

广东主人为周总理备好了电船（广东人对机动船只的称谓）。这是一只木结构的小船。为了使周总理夜间能够安静地休息，小船的马达并不启动， 而由另一只电船在前面用绳索牵引。可见广东的同志们想得周到。

小船 10 点左右启航。船被太阳炙烤了一天，舱里的桌椅都还‘烫’手， 没有风，十分闷热。无数小蚊虫从四面八方扑来，用扇子和手掌轰打不迭。不要说我们北方人耐受不了这种炎热，就是周总理也一样，在 7 天视察中我们虽然不断催促他去冲凉（广东人管淋浴叫“冲凉”），还是满身生了痱子， 大片大片的红肿，这时在船上就更加作痛得难受。我们八九个人挤在船舱里， 都巴望着航速能加快一点，早一点到达广州。

周总理本来是可以坐汽车回广州的，为什么他乘船呢？主要是珠江三角

洲到处是河湾沟汉，公路上架的桥又少。若乘车去广州，必须经过好几个渡口，要叫那些排队等候过渡的车辆、群众靠边让路，方能通过。广东的同志们知道周总理不会允许这样做，于是决定让周总理乘船，这样反而比乘车能早回到广州。

小船在港汉水面上熟悉地前进着，不料到了 12 点左右，前边的拖船加大油门，怒吼挣扎了几番之后再也不动了。驾驶人员断言，航道并没有错，是正赶上落潮，水位下降，因此搁了浅。原来，这三角洲大小河道的水位是随着珠江口外海潮涨落而变化的。航行无望，只有坐待涨潮。

四野漆黑，河网交错。船在什么位置？附近有无城镇？同行的广东省公安厅长冠延庆同志等一时弄不清楚，焦急地上了岸，彼此轻声打着招呼，显然是在布置力量加强警戒。这也难怪，当时，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澳门负责行动破坏的站组，不断制定计划，专程派遣运送爆破器材和选择破坏目标的特务分子，到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前不久，公安厅还曾截获到特务的计划。周总理在此活动多日，难免不为港澳的台湾特务分子侦知。他们如果采取行动，乘船偷渡，几个小时即可抵达这一带。因此，冠厅长他们自然不敢疏忽大意。

周总理了解这里的破坏和反破坏的情况，然而他说：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会在这里，不必布置，等候涨潮开船就是了。冠厅长他们虽然也相信敌特不会知道周总理就停在这里，但坚持说这里情况复杂。又说，我们不会打扰群众的，请总理放心。

总理这时指示说：你们搞警卫工作的人，没有理由到处担心出事，现在怎么能出现不安全的情况呢？这时，他就给我们讲了 1925 年他在广州遇到的两次险情：一次是“沙基惨案”那天，他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党军队伍参加游行。当行进到沙基街时，沙面岛上的英法军队突然开枪向游行队伍扫射， 他身旁的两个同志中弹牺牲，自己立即朝地上一匍，没有被打着。另一次是两个月后，廖仲恺先生遇刺，他在宵禁中乘汽车回党军第一师司令部。蒋介石和何应钦把戒严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原来的口令作废并颁发了新的口令。当他的座车开到司令部门前，因口令不符突然遭到门卫的机枪扫射，当时，他朝座椅下一躲，没有打着，但是那位很好的司机和警卫员中弹牺牲了。这时广东随船的一位同志，凑到电灯跟前，掏出本子要记，可能是总理以为要在报刊上发表便摆手制止，说：这你不要记录。接着说：那两次都安然地过来了。那时广州的局势非常乱，目前广东总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吧。

大家听了，一时寂然。只有灯光微黄，蛙鼓喧哗。无论是我们随行人员， 还是广东省公安厅的同志，谁都不知道总理当年在广州曾接连遭遇到这样的险情。据成元功回忆，总理当年在处置廖仲恺被刺案遭到门卫枪击的事，他曾在怀念为他而牺牲的同志时提到过，再就是在一次险遭车祸时提到过，此后再没有听到。

周总理讲这两次险情自然很简略，当时在场的人又不便细问，以致今天在撰写和整理《沙面射来的枪弹》和《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两文时，对那些牺牲的同志的姓名和许多重大情节都未能知道。真是不可弥补的憾事。然而使我们这些从事首长警卫工作的人得到最大安慰的，是终于把这些即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濒于泯灭的史料，得以整理出来，问之于世，将以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