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尘

1937 年 4 月 25 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这些都是他此次出行的随从人员。除此而外，就是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的孔石泉。他是奉调前往西安，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

他们这一行，包括正副司机在内，总共有 25 人。

周恩来副主席这次离延安出行，是肩负着党中央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后来还到庐山同蒋介石会谈。

这次国共两党谈判，先是在西安，3 月下旬移到杭州。在谈判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和几点具体要求，既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有理有据，机警应变，使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在有利于抗日的大局下，有了新的进展。3 月 30 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本乘飞机离开杭州，飞抵西安，当晚就接济红军给养等问题，同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交换了意见，4 月初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住在一起。朱德住在凤凰山下原先一家吴姓的大户宅第里。这是一座一溜三孔的窑洞，坐北向阳，青砖到顶。窑的正面上方有一砖刻匾额，曰“泰伯贻谋”，意在倡导谦恭礼让，治学立身。三孔窑的格局是一明两暗，朱德住西孔，周恩来住东孔。因此时天气仍

有几分寒意，周恩来所带行李又极简单，朱德便把一条红白相间的花毛毯给了他。周恩来常年在外奔波，缺少的就是毯子，这次外出就把它带上了。这条花毛毯是 1931 年 12 月 14 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D 余人在宁都起义胜利后，在庆祝会上董振堂送给朱德做纪念的，不论是在血与火的反“围剿”战斗中，还是在艰难的长征行军途中，一直是他的随身之物，即使再困难也没有舍得把它丢掉。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一连住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此后，又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即延安——笔者）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说，会后即将南下与蒋介石会晤。周恩来此次乘卡车出行到西安，正是为了不久后南下去晤蒋。

对周恩来这次赴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为副处长的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并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已收起了反共打内战的破旗，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是友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前正在对之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当然也不敢搞什么大的名堂。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他们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排，由排长和副排长率领，前往护送，且令三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相互可以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知晓。当时特别注意行踪保密，甚至有的随行人员先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加哨看守。不料想对汽车加哨看守，恰恰为匪徒探知。

周恩来这次出行，本来决定 4 月 24 日一早起程的。但是，这天卡车发动， 担任护送任务的警卫战士分别在指定的车上坐好后，周恩来和张云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对国共合作新的一轮谈判中的许多问题，还在进行商讨。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前往催促，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让特务队一排排长带两个班护送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由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于次日也就是 25 日起程。周恩来还特意嘱咐陈友才，告诉先行的人注意安全。

这天早饭后，周恩来、张云逸与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红军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后，便在供给部大院登上卡车起程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这次赴西安的途中，正预伏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