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我代表团内部，以及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和李福坤同志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总理的身后，情况复杂时，我们则干脆把周总理包在中间。这次大使馆给我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总理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 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总理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 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总理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 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仅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 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

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 6 点 35 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

9 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周总理略略休息了一会，11 点半， 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 30 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 5 点，周总

理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 8 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10 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 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七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七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总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七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 16 次，会客约谈 10 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 15 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总理，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我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七天他共睡 13 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总理的嘱托在我心底埋了22 年，直到 1977 年春天我才告诉邓大姐。时至今日，30 多年过去了，事实正像那位开始对我并不友好的先生讲的，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总理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不，是在全世界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