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之苦

刘久洲是 1939 年 8 月底，随周副主席从延安乘飞机飞抵新疆的，周副主席没有让他一同去莫斯科，叫他在新疆等候，回来后再一同返延安。因为在那里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的警卫人员去保卫，所以刘久洲一直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势孤力单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战斗，甚至准备被抓去坐牢。这种生活，长征时候也好，在重庆久住的时候也好，刘久洲都是过惯了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度日如年，只盼望周副主席能够早日治愈回国，把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打掉。

周副主席乘苏联飞机回到兰州，再到西安，然后返回延安。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沿途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均以礼相待。有的官员甚至自称曾是周副主席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恳求给予赐见。尽管如此，刘久洲仍防有诈，昼夜紧张地随侍左右，如入虎口，这一趟定要确保安全！

3 月 24 日，周副主席的座车进了家门——陕甘宁边区，住到甘泉县，周副主席同毛主席通了个电话。3 月 25 日上午，又顺利地通过了劳山隘道。通过劳山隘道时，有人指点哪是 1937 年周副主席遭到土匪的伏击遇险的地方，刘久洲还回忆了当时自己身中两弹重伤在地的战斗情况，还觉得毛骨悚然。傍午的时分，人们盼寻已久的延安宝塔，已经遥遥在望了，车上的人又兴奋又轻松。

延河的水清澈见底。延安人从河里排放着躐石上连走带跃穿过去，周副主席的座车则从躐石旁边，加大马力过河一上坡到了杨家岭。

周副主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刘久洲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紧张的心，但同时又多了一重忧虑。延安这地方位于黄土高原，即便到了夏季，也还带点“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味道，所以尽管现在已是 3 月底，给人们的感觉依然寒气逼人。早、午、晚乍寒乍暖，这种鬼天气，对于受伤的人无疑是一种折磨。刘久洲自己就深有体会，他在劳山负伤后，每遇天气变化，就感到酸痛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也摸不准是哪个部位。除了忍着，别无良策。常言道：“病身最觉风霜早。”他以自身之痛度周副主席之苦，深知周副主席工作繁累，今后要长期受罪的！虽然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未听到周副主席说过他的苦痛。

那么，在周总理的后半生里，这只残臂有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自 1945 年到他身边工作以来，朝夕未离，也未听到他或是其他同志向我交代过他有酸痛的问题。不过，据我观察（我是十分注意观察的），确有令人担心之处。比如进北京之后，他常到群众中去活动，年轻人和他握手时总是使劲摇他的胳膊，有时还被挤得架空起来动弹不得。每逢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着急，总担心他的右臂接骨处被摇断。有位医生奚落我这个“土包子”，说愈合的部位甚至比原生的骨头还要结实。——怪不得总理常批评我们不注意学习，回想起来，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们着实闹了不少。

刘久洲和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伤残确实在折磨着他，确实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了许多不便，有难言之苦。

有两件小而又小的事，可以说明。

有一次盛饭，有几颗饭粒粘到了他右手小指的下侧。他想用舌尖舔到嘴里，但是，他的手背不能像正常人手背那样，可以翻过来伸着脖子去舔，只

好放下饭碗用左手去扳着舔。还有件事就是剪脚指甲。周总理认为让工作人员为他剪脚指甲是不礼貌的，每次洗完脚都是自己剪，但伤残的手臂给他造成莫大的困难：勾着腰，盘着腿，扳着脚，将要剪上却又滑脱。他时常因此累得满身是汗。

再就是握手。他大约是世界领导人中握手最多的人之一，每次握手，都被满握而摇臂。有一次他和人握过手之后回到办公桌上，肌肉萎缩的小时使他批文件字都变形了。

摄影师在抓拍人物时，常常是抓住要抓拍人物的风姿，一按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即可完成。他们在抓拍周总理的形象时，总在他双臂交合在身前之际，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时机。这是他们的角度。我们当警卫员的却不同了，我们这时所看到的不是摄影师们认为的风姿，而是他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抚摸他的伤疤之处。

1958 年夏天，警卫员赵行杰随周总理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三天，回来说，他自己这次是去干了几天脑力劳动——费了脑筋。

那年夏天，北京十三陵水库开工，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周总理带领国务院机关干部编成的一个队，去劳动。工地组织劳动的人，为了照顾他，派他干轻活，他说那是“象征性劳动”，执意去挥镐挖土石方，扬锨装车。由于他胳膊伤残，动作别扭，镐头下去落不到正地方，装车也装不好，就想推推独轮车也还是可以做到的。谁知独轮车并不那么好推，再加他的两臂不能平衡地使用力量，推着推着，独轮车一歪，把石块倾倒在行车道上，妨碍了整体的工效。赵行杰费尽脑筋想主意使他劳动得满意，但都未成功，后来说，我推车你拉车吧。于是两个调换位置，由赵行杰推车，总理拉车。尽管如此，赵行杰仍不能不动脑筋。他理解总理，得给总理个出力的机会，但是工地的小车道修得很平坦，没有上下坡，要叫总理出力也难，谈到这几天劳动的时候，赵行杰对我们说：我推车如果不出力，叫总理用力去拽，那我还算个什么警卫员呐！但是我一出力，总理就没法出力去拽了，埋怨我特意照顾他，成心不让他劳动。拉车的绳子短了，我担心车上的石头会掉下来砸着他，长了，他又说拽不上劲——那只右臂弄得他实在不痛快。

总理说，他刚 60 岁，不能算作者年，即使老年，也还要参加劳动。

因右臂伤残终究使他未能和大伙儿一样劳动而抱憾。我们工作人员则因另一件事为他抱憾，就是他一生未能学会游泳。他不是不能学，而是那只右臂妨碍了他，使他难以学会，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他说过的“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那么简单。

1960 年初秋，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州议事，暇时到越秀山上的游泳池去游泳。毛主席是行家，很能游。总理和少奇不会，两人每人捧着一块轻质木板学，少奇学会了，总理没学会，但由此引起了他学游泳的劲头。

1961 年夏天，中央到北戴河办公。他住在三十四号楼。这楼原是一个旧官僚的松林别墅，出院门就是海上的第三浴场，北戴河的河水吸引着每一个人。中央领导人几乎个个都会游泳，他看着眼热，一天他向我说：我要学会游泳。又说：你们都不会教，就请位会教的同志来教我。看来他是决心要学，我们也为他能够学会游泳增添体力而高兴。

在北京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不仅是个热心肠，而且是个办事不挠头的人，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把少年游泳班的女教练黄莲华找了去，交待说：

“小黄，你马上收拾一下到北戴河去，有重要任务，车站有人接你。去干什么，不要问。”前不久，我们打听到阔别 27 年之久的黄莲华的住处。她和女儿出来接我们，小黄格外高兴。一开头就意味深长地说：我去北戴河以后，教周总理、刘主席、朱委员长、陈云同志游泳，那时的年龄就是我女儿今年的年龄——25 岁。

她说：总理没学会。她用右臂模仿起总理学游泳时的艰难动作，她知道我们会会意的。

那天她赶到第三浴场，总理早已经到了。这是自 1954 年夏天中央搬到北戴河办公之后总理第一次下海。周总理对她说：小黄，你这个教练知道我吗，我这个学生不好教呵。显然，他对学游泳是有信心的。但还是说：你看我能学会吗？

小黄说：“一定能！总理你先掌握仰泳，会了，别的姿势跟着就掌握了。”周总理在水中试着仰浮，不一会就能浮起来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克服

自身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又新奇又高兴。他说：“看样子有希望！谢谢小黄。”他瞅了瞅浴场休息室的大挂钟，走上岸，高兴地对小黄说：“下回再来教呵。”邓大姐也在沙滩上来看，高兴地对小黄说：你要帮总理学会呵。周总理很有信心地接过去：“我是能学会的。”

小黄一边回忆当年的情景，一边寻找她和总理、刘主席等人合拍的纪念照。他说：

接着几天就是练习仰泳前进，他用双臂拨水，常常拨到脸上，又发生了原地转圈，我很着急，没有想到他的右臂是弯曲的（她从未训练过残臂运动员）。总理心里明白，他说：你们用两只手划，而我的右手只能把水拨到自己身上。

小黄教他有意识地让左臂迁就右臂，后来果然成功了。但几天之后，周总理意识到老用左臂迁就右臂很困难，就向小黄说：我是游不到头啦（意思是说他不能单独游到 200 米远的设防鲨网的地方），还得几个人陪着我，从明天起不学了。在场的人无不引以为憾，过两天周总理要回北京。小黄说： “回北京后我去中南海再教你，能会。”周总理欣然答应了。

回到北京，小黄每天带着希望去中南海游泳池，一边等周总理，一边教别人。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他没有来，他从来也没有来这里游过泳，只是毛主席在这里游泳时，他到这里来谈过工作。随后，天气转凉了，小黄，这位怀着报效祖国赤子之心的印尼归侨，当时中国国家女子游泳队的骨干，终于没有教会周总理游泳，荣高棠交给她的“重要任务”终于没有完成。

过后几年，周总理夏天到北戴河办公，也到海边坐坐，再没有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