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一次医疗奇迹——记周恩来肝脓肿破裂获救

王斌口述 卞志强整理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决定作战略转移，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于里长征。当时， 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秦邦宪）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做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准备与计划的执行。长征一开始，敌人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恩来同志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作枕头用的包袱，里面装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灰绒衣。他平时身穿军装，脚穿草鞋。在急行军中，他经常将他的黄骡子给生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常利用行军小休间隙或防空时间，找机会和战士们拉家常，讲战史。一到宿营地，便抽空到部队看望指战员，查看地形，调查行军路线。到达驻地以后，就叫人马上架起电线，接收电报后并阅读电文，观察地形图，研究敌情，起草和下达作战命令。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却和部队一起行军，吃同样的伙食。

11 月 14 日，在红军通过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战斗空前激烈，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最艰苦激烈的一次战役。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同时向后方交代任务。

过湘江后，全军的实际指挥工作已由恩来同志担当。12 月 18 日，恩来同志曾主持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由朱德、周恩来负责部署执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困境。

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15 日至 17 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由于采纳和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同志亲自具体指挥，终于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川西地区，取得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后，红军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直至 6 月 12 日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以后在执行已定的战略方针时，却不断遇到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使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 恩来同志为此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复杂的工作。就在 1935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之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终于病倒了。

在那个时期，红军中主要流行 4 种疾病：痢疾、腹泻、疥疮和下腿溃疡，

很多病都与上述因素有关。恩来同志从 8 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体温从 38℃上升至 40℃，全身逐渐发黄，神志不清以至到高烧昏迷， 病情发展快，病势重。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 中央决定将我从长期患病的王稼祥同志身边调来，给周恩来同志治病。我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 4 横指。我认为，恩来同志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是

无疑的了。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肌注 1—2 支，治疗了两周左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当时红军中医药条件极差，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但是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了化脓性胸或腹膜炎，肯定有生命危险。我只好让人到 60 里以外的山上，找些冰块

来放在恩来同志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 10 时敷到下午 6 时，使脓肿不致于向胸发展。同时由组织决定，把邓颖超同志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恩来同志。

邓颖超同志从长征开始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来到恩来同志身边时，恩来同志已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同志就在地上铺上点草睡，她将恩来同志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看看，捉到了 170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手都染红了。在这生死关头，恩来同志却神志逐渐清醒了。他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在 8 月 11 日的上午，邓颖超同志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这是由于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他的高烧也慢慢退下来了。周恩来同志清醒后，看到邓颖超同志在身边，感到有点意外，竟不知道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刚刚苏醒过来，就惦记着给一、三军团发电报，督促作战计划的执行。其后，恩来同志的病情日渐好转，但身体非常虚弱。8 月20 日未能参加在毛尔盖召开的会议，8 月 21 日就开始北上过草地了。

这时，彭德怀同志下令，请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同志负责组织担架队， 由陈赓同志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同志组织担架，向那荒无人烟， 充满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恩来同志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 身不由己了。恩来同志病愈恢复以后，我又回到王稼祥同志处任保健医生， 恩来同志由戴济民同志负责照顾。

回忆起恩来同志 50 多年前九死一生的医疗上的奇迹，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紧密粘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那么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恩来同志是不可能被救治的。记得恩来同志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医生和我说：“您 40 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 40 年⋯⋯”其实，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危难，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这些生死关头的大转折，又怎样解释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