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谈判中——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纪实

颜太龙

我是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那阵，奉调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当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准备代表党中央去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身边需要警卫人员，就把我调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 1948 年党中央迁到河

北平山县西柏坡（当时属建屏县），我在周副主席身边一共工作了 12 年。在

这 12 年中，周副主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时在西安，有时在南京，有时在重庆。当时，在国统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特务横行，斗争残酷，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监禁和杀害的可能。尽管如此，周副主席为了完成党中央的使命，总是满怀必胜的信心，奋不顾身，始终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5 年他陪着毛泽东主席冒着极

大的风险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那 43 天。

1945 年 8 月下旬，当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周副主席忽然要他的秘书李金德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要校方通知我回周副主席那里去。同时还派了一个同志，牵着一匹马来接我。

我是在 1943 年，随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我们回延安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在延安住了些日子，有一天，周副主席忽然对我说：“太龙，看来我在延安还要呆一段时间。过去，你总没有机会学习，现在，倒是个好机会，你可到中央党校去好好学习一下。”当时周副主席住在枣园，离中央党校有 20 多里。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很不情愿去：一来，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已经七、八年了，工作非常顺心；二来，周副主席非常关心我们警卫人员的进步和成长。周副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情，对我说：“你还是去的好，到那里学一点马列主义知识，将来也好更好地为党工作。”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便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周副主席到党校学习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来接我的同志，告诉我要把牙具行李都带上。我问那个同志，周副主席要我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那个同志说，不清楚，你到周副主席那里就知道了。当时保密非常严格，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再问。

我收拾好了牙具和行李，和校方告了别，骑上马，便和那个同志赶往枣园去了。

赶到枣园，周副主席正站在他的窑洞门口。我喊了一声：“报告！”周副主席一看是我，便说：“请进来吧。”我随周副主席进到窑恫里，给周副主席敬了一个礼。周副主席说：“太龙，你回来了，回来好。”然后又十分严肃地说：“党准备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明天我和毛主席要去重庆，你和龙飞虎、陈龙一道去保卫毛主席。你和龙飞虎对重庆比较熟悉，龙飞虎已在重庆。你和陈龙一道去。陈龙不熟悉那里的情况，你要和陈龙很好地配合。” 我马上立正回答：“我一定用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保证完成任务。”周副主席说：“主要是保卫毛主席，你们要保卫主席，爱护主席。”

我从中央党校骑马去枣园的路上，曾看到有架美国军用飞机降落到延安机场，当时不知道它到延安来究竟干什么。听了周副主席交待的任务，我这才知道，原来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延

安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

当时，我心里很不安，生怕这是蒋介石耍的一套阴谋诡计，弄不好，怕是去时容易，回来难。其实不安的何止是我，延安的党政领导和广大军民也都很不安，生怕蒋介石心怀叵测，翻脸不认人。

第二天，也就是 8 月 28 日中午 12 时，我和陈龙同志随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以及赫尔利、张治中，乘车赶到了机场。毛主席头戴灰色盔帽，身穿兰布中山装，举止稳重，安如泰山。周副主席身穿褪了色的卡其布中山装，整洁、合身，给人的印象是朴实、精明和干练。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达机场时，机场上已聚集了几千人，其中有党政军领导，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也有工农群众。他们在热烈欢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下车后，毛主席步履沉稳地走向站在前面的党政军领导，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应记者们的要求，在飞机前同张治中、赫尔利照了一张合影，然后踏上舷梯，一步一步走向舱门。

走到机舱门口，毛主席又回过身来，举起灰色的盔帽，向送行的人挥舞着致意告别。

毛主席上飞机前周副主席就叫我们检查了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周副主席上飞机后，趁毛主席向党政军领导和欢送的群众告别的时候，又亲自检查了一遍。并特别向我和陈龙同志交待：“到重庆之后，你们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许有半点疏忽。”周副主席代表我党在重庆工作多年，深知重庆的白色恐怖非常残酷，特务活动横行无忌，抢、烧、杀、抓、抄什么都干得出。

周副主席在重庆工作期间住的周公馆曾家岩五十号，就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包围之中。

曾家岩五十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我们住一楼和二楼、三楼的一部分。二楼就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住在那里，白天黑夜对我们进行监视。五十号大门口还有个卖香烟的就是特务机关安的一个“钉子”长年在那里盯着，什么人进出都瞒不过他。附近还安插了许多便衣特务，有卖甘蔗的，有卖桔子的，也有坐茶楼喝茶的，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此外，在五十号对面和胡同口，还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和特务机关，门口都停着汽车，周副主席一走出曾家岩五十号，他们立即尾随盯梢。他们还经常绑架我们的同志和爱国人士。所以，我们的同志或爱国人士来去曾家岩五十号，都是非常小心。

由于特务盯梢盯得很紧，所以周副主席每次外出都事先告诉我们，他今天要去什么地方。而我们则想方设法开快车甩掉特务。比如本来周副主席去的地方要往东走，我们则把车子往西开。一旦发现有特务汽车跟踪，我们便七拐八拐开快车，把它甩掉，然后再拐到周副主席要去的地方，而且下车后，我们让司机立即把车子开走，并告诉他几点几分把车开到什么地方，去接我们，到时候，我们到了，车也到了，我们坐上车就走。由于我在重庆前后呆了七、八年，对重庆的地理、地形和特务机关都非常熟悉，所以周副主席每次外出或有特殊工作，或其他同志有特殊需要，周副主席常常指派我去执行，我从来没有让特务们跟上过。特务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厉害。我们步行他们跟不上，我们坐汽车他们也跟不上。

不仅如此，有时特务们还寄恐吓信恐吓周副主席。有一次，有个特务将一封恐吓信送到中共代表团办公处收发室，放到桌上就走了。由于信皮上写

的“周恩来先生亲启”，周副主席又曾明确规定，他的亲启信他人不能随便拆，谁也没敢动。等把信交给周副主席手里，周副主席打开一看，里边还装着一粒子弹。周副主席轻蔑地一笑说：“这又是特务搞的名堂。”

正因为周副主席深知重庆暗无天日和国民党特务的种种暴行，所以他特地嘱咐我们，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飞机从 12 时起飞，航行了三个多小时，于当天下午 3 点 45 分即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到机场来欢迎的，除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外，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等，知名人士方面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谭平山等，此外还有我党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外记者。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了飞机之后，周副主席将到场的人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到机场盛情迎接，接着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了他到重庆来的目的。之后，便乘蒋介石派来的汽车，离开机场，先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休息之后，又前往前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住处林森公馆下榻。

一到林森公馆，周副主席又特别交代，要我们仔细检查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检查后，周副主席怕我们年轻粗心大意，仍放心不下，又亲自检查了一遍。他检查得非常仔细，除主要的地方以外，床上床下他都看了，枕头也看了，还在椅子上坐了坐。总之，角角落落他都检查到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让毛主席进去。并嘱咐我们：毛主席住的房间里不能离人，也不要让外人进去。毛主席走到哪里，周副主席就陪到哪里。

我们安顿不久，周副主席就告诉我们，说一会儿蒋介石要来拜会毛主席。并说：“你见过蒋介石，你到门口去警卫。”大约 5 点来钟，蒋介石来了，陪他来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我马上去报告了周副主席。这时周副主席正好在毛主席的房间里，便和毛主席一起去客厅。蒋介石走进客厅后，我便十分警惕地站在客厅门口，蒋介石的副官也站在门口。

毛主席和蒋介石这次会见谈了大约有 20 多分钟。会见后，双方宣布了各自方面的谈判代表名单。我们方面，毛主席委派的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则派了张治中。邵力子和张群。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林森公馆住了两天两夜后，毛主席对周副主席说： “我们不住这里了吧，还是跟我们的同志住到一起去吧。”周副主席考虑到毛主席住到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会更安全、更方便，就同意了。

我们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红岩村后，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已经给毛主席安排好了房间，为了毛主席能休息好，周副主席还亲自到床上坐了坐，看是不是摇晃，然后又察看了一下椅子和躺椅，看是否平稳，就连被褥和枕头也都一一看过。

毛主席在重庆一共呆了 43 天。

在这期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特别忙，既要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又要会见和接待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人士。毛主席每次外出，周副主席对我都要做详细的布置，前面的车坐几个人，后面的车坐几个人，谁和毛主席坐一辆车，甚至连汽车的速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是被指定每次外出都坐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共同乘坐的汽车里的，我坐在司机旁边。这辆车是蒋介石派来的。我的任务就是控制司机，使他不致开车过快，在超车和拐弯时发生问题，更不致在车子走山路或沿岸边走时，

将车子摔到山下或开到江里去。当然我们在控制他的同时，也很注意做他的工作。周副主席曾对我们讲，尽管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当司机不过是为了挣碗饭吃，你们要和他搞好关系，要给他烟抽，到吃饭的时候，别忘了招呼他吃饭。周副主席还抽空亲自找他谈话，说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说重庆这地方车子多，道路又窄又不好走；要注意安全。

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设在一个山坡上，坡很陡，原来有石阶 300 多级，后来国民党在山下建了许多小别墅，并建了特务机关，这才把路垫起来修了修。修路后也还有 100 多级，汽车只能开到山坡下石阶那里停住，毛主席和我们下了车再沿石阶走上去。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重庆期间，白天一直都在桂园办公、休息和接待客人，晚上回红岩村居住。桂园是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是毛主席到重庆前夕，张治中将军主动腾给毛主席的。

桂园坐落在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即中山四路十八号。房子不大，二楼一底，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住宅中属于中等的。一进大门，左侧是汽车库，穿过小院坝便是主楼，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院子的左角有一间小房子，警卫班就住在那里。

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搬进去之前，我们先去检查了一遍，后来周副主席又亲自去察看了一番，这才和毛主席搬进去。

我们搬进桂园之后，宪兵司令部给派了一个特别警卫班。有这些宪兵们往门前一站，当然可以维持秩序，避免一些反动分子前来捣乱。但也不能全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蒋介石授意安排来的。周副主席特意嘱咐我们，会客室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要离开人。不仅如此，每天下午 3 点毛主席会客之前，周副主席总要问我们：“卫生搞干净没有？”那意思是问有没离开过人，我们报告说，都整理过了，即没离开人，周副主席这才放心。

事实正如我们所料，这个特别警卫班除了警卫桂园防止一些反动分子来桂园捣乱以外，还负有监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切活动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当时曾任过这一个特别警卫班”班长”的李介新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据李介新先生说，这个特别警卫班名义上归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似与一般的国民党要员住宅、军事机关、政府各部院会的日常警卫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受宪兵司令部重庆特高组直接领导的，是由宪兵特务组成的一个特别组织。它除了负责警卫毛主席以外，还负有监视的任务，每天毛主席、周副主席有什么活动，会见什么客人，他们都一一记录在案，并编成“情况日报”每天上报给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尔后再转呈给蒋介石。

当然，正如对待蒋介石派来的专车司机那样，周副主席也没有放弃做他们的工作。一有空闲他就到警卫班去，找他们和他们的“班长”谈话，向他讲毛主席来重庆的目的，要他们注意搞好警卫，不要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桂园。同时还关心地问他们每月伙食费多少。鉴于他们菜金不多，一生活艰苦，周副主席便告诉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拿出一点钱来补贴他们，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每天能有一点肉吃。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也尽可能地多和他们接触，做他们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和我们缩短了距离。蒋介石知道后，大为恼火，就采取换防的办法，将他们调离。一星期换一次。开始，我们都有点不高兴，因为刚和他们的关系搞熟了，

蒋介石就给调换走了，周副主席却说：“这不是很好吗？他三天换一次；隔一天换一才更好呢，这样，我们可以扩大工作面。他们来一批，你们就做他们的一批的工作。”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尽管我们处处小心，加倍注意，一时一刻也不敢放松，还是出现了两次意外事件：一次是毛主席去中苏文化协会参观苏联民族生活展览时遭到了群众的拥挤；另一次是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英文秘书李少石同志遭到了枪击。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正赶上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苏联民族生活展览。当时孙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他邀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前往参观，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答应了去。

9 月 1 日那天，我们办事处事先去了很多同志，在展览馆周围进行警戒。龙飞虎、陈龙和我也去了，我们跟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不离左右。当时陪毛主席、周副主席去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和邵力子。一进门，有许多苏联人站在那里迎接。

开始，除了馆内的工作人员外，谁都不知道毛主席来参见，在馆内参观的人不是很多。后来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要人和社会知名人士陆续前来，毛主席在馆内参观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都要一睹毛主席的丰采。展览馆的房子是用竹子搭盖的，本来就不坚固，一下拥来很多人，而且还在不断往里拥，哪里承受得了？当即摇晃起来。

周副主席怕出问题，忙插到毛主席前面，给毛主席开路，想把毛主席引走。毛主席却不在意，说：“还是看完吧。”我和陈龙、龙飞虎也很着急，既怕房子倒塌压伤毛主席，又怕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趁人多混乱之际，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毒手，打黑枪。毛主席不走，我们也没法子，只好陪着继续看下去。

又看了一会，冯玉祥将军和张治中将军也感到那里人太多，太杂，房子又不坚固，不宜再在那里呆下去了，便对周副主席说：“还是请毛先生离开这里吧。”周副主席向毛主席转达了冯玉祥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的关切，毛主席仍然坚持要看完。

等毛主席看完，展览馆的院子里人已经越聚越多，你挤我我挤你，挤得水泄不通。走出展览室没多远，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就被挤散了。周副主席见此情况，非常着急。他对我和陈龙、龙飞虎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要保护好毛主席。”说完，便走到前边为毛主席开路；一面走一面说：“请大家让一让，请大家让一让。”毛主席走在中间，我们三个搞警卫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后护卫着。

周副主席在前面吆喝着，好不容易开出了一条路，我们这才保护着毛主席穿过院子，出了展览馆大门。不料想走到原来停车的地方，毛主席乘坐的车又不见了。本来挤在门外想一睹毛主席丰采的人就很多，这时又拥来了一些，还有一些也往这边拥，眼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被围困住了。我们三个都急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一个同志挤了过来，告诉我们，由于人多，毛主席的坐车已被宪兵调到他们指定的新地方了。我们便跟着这个同志，护卫着毛主席往前走。这时，有几个宪兵了赶来为我们开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冲出群众的包围，来到停车处登上汽车，开回了红岩村办事处。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毛主席返回延安前两天，即 10 月 8 日晚。

这时国共和谈已经基本结束，关于此次谈判的文件《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已定稿，只等在 10 日签字，12 日公布了。

这天晚上，张治中将军在林森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为毛主席饯行。应邀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宴会开始，毛主席首先讲话，再次明确表示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指出这次会谈解决了一些问题，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商谈。并指出，在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我们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新中国。毛主席讲完，大家频频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祝酒，表示敬意。气氛相当热烈。

宴会一结束，张治中、邵力子又陪毛主席、周副主席去礼堂观看文艺演出。我和陈龙同志、龙飞虎同志坐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后排，随时注意周围的情况和动静。

正当晚会进行之中，忽然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匆匆来到了会场，看样子像是出了什么事，我连忙起身迎上去。他悲愤地告诉我：李少石同志出事了。我吃了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今天下午，柳亚子先生去曾家岩五十号拜访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外出之后，柳亚子先生和李少石同志谈诗未走。谈完之后，李少石同志用车将柳亚子先生送回了沙坪坝寓所。5 点左右，由原路返回来，途经下土湾，突然遭到了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同志身负重伤，现已送金汤街市民医院进行抢救。李少石同志是廖梦醒同志的爱人，已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女婿。他出生于广东番禹县，长期为革命工作，曾被反动派抓捕入狱，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工作至今。他的外貌长像很有点像周副主席。李少石同志被刺遇害，不早不晚，恰恰发生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之际，当时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蒋介石所搞阴谋的一部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想刺杀周副主席，他们搞错了，把李少石同志当成了周副主席？想到这里，我不由打了个冷战。当即回到座位上，俯到周副主席身边，悄悄把李少石同志遇害的情况报告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听了也很震惊。这时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节目，没有看我们，周副主席也没有去惊动毛主席，他回过头来，低声向陈龙同志和龙飞虎同志交待了几句，要他们注意毛主席的安全，接着拉上宪兵司令张镇，悄悄走出了礼堂。

为了保卫周副主席，我也跟着去了医院。

我们驱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时，李少石同志躺在外科门诊的病床上，由于子弹伤及肺部，流血过多，未抢救过来，已于 7 点 45 分逝世，终年 39

岁。我们赶到时，已经 8 点 50 分了。周副主席走到病床前，看了李少石同志的遗体，询问抢救情况，十分悲愤，严词斥责一同前来的宪兵司令张镇。张镇连忙立正：“是！我未尽职，我马上去查！”

我随周副主席从金汤街市民医院驱车回到军事委员会礼堂。这时文艺晚会还没有散。周副主席向毛主席和张治中将军讲了李少石同志遇害之事，并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抗议，同时要求张镇，你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并要张镇用他的座车把毛主席送回红岩村。张镇怕再出意外，不好交代，当即满口答应。

当下张镇让毛主席坐上他的汽车，亲自陪着，由宪兵机动三轮车殿后，离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经过上清寺，向红岩村方向驶去，沿途宪兵加了警戒，岗哨林立，从军委礼堂一直布置到红岩村。汽车

开到红岩村，停在红岩村坡下马路的尽头。毛主席和张镇下了车。依照张镇的意思，要登上石级把毛主席护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门口。毛主席说：“不必了，夜太深了，你请回吧。”张镇这才没再送，让两个宪兵将毛主席送上石级。

李少石同志不幸逝世后，毛主席也很沉痛，亲笔写了题词：“李少石同志遇难，少石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向他学习”。这个题词，后来廖梦醒同志镶在镜框里一直珍藏着。出殡那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特地在市民医院门口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不少中外记者、国民党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中国妇女联谊会、新华日报及营业部同人送了花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马寅初、阳翰签、张友渔和夫人韩幽桐等知名人士前往医院吊唁，宋庆龄女士在伍管梅女士的陪同下，也到医院进行了吊唁。周副主席亲自致了悼词，下午 1 时，周副主席又亲自将李少石的灵柩送到小龙坎墓地，并铲了第一锨土进行掩埋。掩埋后，又在墓前默默地站了很久，才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汽车离去。

李少石同志遇害的消息传出后，震动了整个山城，舆论大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这是很自然的。中外人士一致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纷纷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后来虽经宪兵司令部会同警察局、地方法院证实，李少石同志之死，系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团第三营第七连下士班长田某某，见李少石所坐之车肇事撞伤正在路旁小溲的一等兵吴应堂后未停车，情急之下开枪所致。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和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分别向报界发表谈话，讲了调查结果。但由于当时开车的司机熊国华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将车开回曾家岩车库，将钥匙交给新华日报社交通刘业富，让他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公馆，自己不辞而别，加之国民党当局又将撞伤的国民党士兵移到市民医院，所以仍不免疑云重重。直到全国解放后，熊国华给当时在重庆工作的章文晋同志来信，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才解开了人们多年的疑团：李少石同志的牺牲，确系国民党陆军炮团士兵开枪所致。

（王兰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