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火

6 月 23 日这天，是夏至后的第二天，广州的太阳从头顶直射，可说是落地无影。虽然未近中午，但早已炎热得如火烤笼蒸。

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会场，设在东校场。大广场设总会场，因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将总会场又分成为三片，各设一个分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军警界划在一个会场。总会场的执行主席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由他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文告，支持这次集会游行的是代理大无帅、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演讲的是廖仲恺。各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发表演讲。军警界分会场， 则由汪精卫、周恩来、何应钦等人主持。23 日午时，周恩来和我党在黄埔军校的几位骨干，就率领黄埔学生军队进入了军警界分会场，党军师长何应钦也率领党军队伍进入分会场。

1988 年，笔者访问已 84 岁高龄的魏鉴贤老人时，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集会那个雄壮的日子。他深情地回忆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是陆海军大无帅府铁甲车队队员，队长是周士第（周士第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我军重要领导职务，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79 年去世——笔者注）。那年我 20 岁，对周恩来早已闻名，但没有机会看到他，我是站在队列里，经别人指点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当时“他站在主席台上，整齐地穿着一身黄

埔军校的黄色军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不时有人找他说些什么事情， 他的样子很突出。他在黄埔、在东征、在平息杨、刘叛乱（即滇、桂军之乱） 中，名声特别大，所以我印象很深。”

集会在下午 1 时半完毕，10 万人的队伍，开始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香港罢工工人的大队走在前面，其后按顺序是工、农、商、学、兵。每个人都臂缠黑纱，以示对上海等地被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哀悼，手里执着红旗，红旗上写着口号。军警队伍每四个人为一列，按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堂学生、党军第一师，黄埔学生军次序行进，铁甲车队殿后。路线两旁，布置了荷枪的军人维持秩序。（何应钦没有在队列中亲率党军，而是高骑大马， 由数骑簇拥，和几位军警首领走在整个军警界大队的前头）。他们是为向帝国主义显示自己的力量，为庆祝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庆祝平滇、桂军的叛乱， 为党开始获有武装力量，以阔步雄姿出现在这次革命高潮之中的。

这天尤为壮观的，是革命政府的两架飞机，不时在游行队伍的上空飞上飞下，投撒彩色传单。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

下午 3 时 20 分，队伍行进到沙基街，面对近在咫尺的沙面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们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呼声震天，脚步撼地，铁臂如林，扬中国人之眉，吐中国人之气！

然而就在这时，盘踞在沙面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强盗举起了屠刀，再一次开始血洗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人民。排枪声、机关枪声骤然大作，如雨般的子弹射向游行的人群。与此同时，停泊在白鹅潭的强盗军舰，也开了炮， 炮弹在街面的人群中和建筑物上爆炸。站在街道两旁观看的人群和游行队伍，秩序顿时大乱。

由于帝国主义的屠刀是直接冲黄埔学生军和党军来的，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自然首当其冲。第一排枪响，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同志，左侧的一位， 右侧的一位，当即被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扑倒在革命行进的前列！周恩来听到枪响，当即和同事们匍匐在地，迅速转入小巷， 到后街隐蔽。

面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屠杀，他们既没有攻击的任务，也没有还击的命令， 只有怒火沸扬，恨不得把沙面烧掉！

周恩来这次之所以幸免于难，笔者以为：一、可能与他当时思想上对帝国主义警惕有关，因为他知道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强盗都是突然开枪的；二、可能与他左侧的同志有关，左侧的同志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向他的子弹；三、迅速匍倒并转到后巷。

帝国主义强盗开枪射击的主要目标，是黄埔学生军和党军，铁证如山， 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据魏鉴贤老先生说：我们铁甲车队走近东桥之时，枪炮齐鸣。我队便行隐蔽，没有伤亡。约有一个小时，枪炮声才停。上级命令我队到沙基街救护死伤人员，因为下了雨，满街是血水。我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对身遭国耻气愤万分。当时受命在沙基街维持游行秩序的广州警察第九医署署长、分署长、署员，在事后呈报的公文中说：“（下午）三时廿分钟， 巡行大队前队已过八、九，工人、学生已转入内街时，对面（沙面岛）外人忽已躲避不见。（黄埔）学生军将至西桥，正到沙基调元街口之际，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大厦——笔者注）楼上，不知何故竟开枪向巡行队伍射击。而英工部局（那阶建筑中的洋兵）一闻枪声，即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射击，未几何时，对面射击之枪声如串炮，白鹅潭之外国兵舰，更

开炮向北岸遥击。”

何应钦是骑马走在写警队伍前面的，他说当时已经和队伍的前段转入内街：“当巡行经过晒桥沙基向栏杆街前进时，予在先头部队，正发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之际，卜卜之声遂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尚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凶残，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炮竹也。”当时不少报刊报道，军界中伤亡者以黄埔学生和党军尤多。蒋介石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称： “军校入伍生死 12 人，伤 23 人，党军官长死 4 人，士兵 8 人，伤者 30 人。”

在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幸免于难，可说是万幸。邓大姐曾说：我在一个多月后从天津调到广州，任党的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这时才听到恩来说这段情况：枪声一响他立即匍下，在左右两旁的同志中弹牺牲了，军校队伍马上撤到后街去了。大姐深沉地说：那次恩来幸免于难。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帝国主义的屠杀，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这次惨案的发生，促进了省港大罢工的深入，7 月初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使这一运动坚持了 16 个月，将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对此，史学家胡华曾评论道：“省港大罢工促进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稳固，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伟大支柱。如果没有省港罢工的斗争，1926 年的北伐战争是不可能的。”

·作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