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我们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 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 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总理去仰光之前和到仰光之后，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突然病倒：一是参加缅甸的泼水节。

周总理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我两个人。姚力同志已经打前站去了。人手本来就紧张，不料这时何谦同志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真是行船又遇顶头风！我正着急的时候，党中央于 4

月 11 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不然，我真担心我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鉴于周总理和在昆明的代表团人员 4 月 14 日即启程去仰光，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副部长和李福坤同志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李福坤同志做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将就穿用何谦同志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了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总理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

“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一方面于 4 月 12 日晚复信给邓大姐，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作者），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 13 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告诉邓大姐：“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作者）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 月 14 日晨 7 时 15 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 1000 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 12 时（当时时间为 10 时 30 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 3 点 30 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我和李福坤同志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迎进客厅，我和李福坤同志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 点钟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我和李福坤同志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我们。我们一看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我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我们说什么服务员不懂，服务员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我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同志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同志把情况一说，我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浦寿昌同志他们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 4 月 14 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我们到达缅甸那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材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和李福坤同志唯恐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我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文明，他们只是用小碗向我们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我们身上

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我们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我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我们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我和李福坤同志，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我和李福坤同志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