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的演变

先秦时期，我国的货币制度很不统一。秦始皇时，黄金与铜钱被确立为法定货币。这种币制一直维持到西汉时期。此后，由于社会长期动乱，尽管西汉的五铢钱还在继续使用，币制仍陷于混乱之中。

隋初统一钱币，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后期，政治腐败，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使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开创了开元通宝钱的历史新局面， 沿用近八九百年的五铢钱时代宣告结束。钱不以重量为名称，改称“宝”或“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是将货币作为等价符号的一个历史性飞跃，使之更具有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采用十进制计算，使计量单位得到统一，简化了计算手续，为商业交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与此相矛盾的现象是唐代仍钱帛并用。因商业发达，钱币需要量增加，钱币十分缺乏，政府便下令强制人民兼用钱币和实物。绢帛在唐代仍然当作货币使用，而且使用的程度似乎比两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至于黄金则仍作为贮藏手段，也用作价值尺度，但很少用作流通手段。

宋代币制本以铜钱为主，其他如铁钱、夹锡钱虽也曾流通，但或限于个别区域，或通行时间很短。每年尽管有大量铜钱抛向市场，仍经常出现钱币短缺、金融紧迫的状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过多地销毁铜钱以铸造铜器，造成铜钱减少；铜钱外泄过多，不仅流向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也流向海外。于是铜钱外又铸铁钱。铁钱笨重质劣，行使不便，种种弊端随之而生。商业愈来愈发展，而钱币越来越恶劣，于是纸币代铜钱而起。

北宋的纸币叫做“交子”。“交子”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额，流通时间和地区都有一定的限制，并有定额的发行准备金能够兑现，因此使用情况尚好，对商业往来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边界用兵，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交子”的发行量和界数（当时规定“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最高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多缗，界满持旧换新）都超过规定。引起“交子”贬值， 物价上涨，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

南宋时又改“交子”为“关子”、“会子”，关子和会子虽然名为有本钱抵偿，其实并不很能兑现，和无本钱抵偿差不多，所以价格低落，无法维持原价。同时因为会子利厚，伪造者多，严法禁止，不能禁绝。官府向民间要的是现钱，而叫民间通用“关子”、“会子”，这自然要发生流弊。商人们往往用低价收买会子，送到京城来兑换，政府为维持信用，不得已收下。而旧会子已经破损，于是再造新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按期造新换旧，禁止伪造。正式的关子、会子之外，还有各种杂色纸币，往往只流行于某地境内， 信用更低。由此可见，南宋纸币使用非常混乱。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治，以使用纸币为主，制

造钱币比其他朝代少。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丝钞”， 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二是“中统元宝宝钞”，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 在初发行的一二十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 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纸币就贬值为原来的 1/10，至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 年），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在这一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新钞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 1350 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两贯或铜钱一千文。发行不久，贬值严重， 物价暴涨，人民只好以铜钱，白银或实物相交易，公私积存的钞币视同废纸。元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市场的实际需要和人民的痛苦，滥发纸币以维持浩大的财政开支，终于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果，加深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也给正当商业活动带来了种种困难。元朝建立以后曾几次明令禁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但并无实效。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候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综上所述，宋、元先后发行的纸币，最初都是有保证，可兑换的，故初行时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样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铜钱虽是主币， 铸造数量也很大，但由于大量的销毁和外 泄，一经投放市场，转瞬即四散消失，致铜钱异常短缺，事实上等于没有铜钱在流通，不得已铸大量铁钱。这种低劣货币，价值微 小，体积笨重，无法携带。交易中没有货币，交易必然中断。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纸币遂应运而生，这是宋人对货币制度的一大贡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但主持发行的朝廷和地方官府，不了解货币原理，不懂得发行纸币必须遵守的原则，完全根据财政需要，而无限制滥发，故一种纸币刚刚畅行之后，即迅速贬值。结果使纸币以成功开始，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