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繁荣

国内商业的发达

商业都市的发展，开始于隋代，隋代的东西二京，就是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有东、西两市；东京有东、南、北三市；东京的北市北临通济渠，上有通济桥，河内船只数以万计。尤其是南北水路的运河开凿以后，这里便成了南北货物集散之处。唐代继承隋代，两京的商业更盛。商业活动多集中在东、西两市，商肆、作坊多设在市内，商贾有 220 行，买卖非常兴盛。据

说公元 843 年一次失火，即烧去东市曹门以西商肆四千余家，金银财物并皆烧尽，可见商家之多。随着唐代工商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活动渐渐不限于两市。两市四周的各坊，重要道路的城门附近，也出现了大小工商行业。城内有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大街名朱雀门大街，街东为东部，街西为西部。东部多是贵族、官僚住宅，西部是商贾和居民以及流动人口，还住有外国商人。人烟十分稠密。像西京长安这样气势宏伟的大都市，不仅中国前此未有，在当时世界各国也属罕见。洛阳在隋代时就很繁华，唐代称为东都，是国内第二大城市。广州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商埠，贸易十分频繁。南方的竹、布、藤、箪、药材等特产都在这里集散。行商坐贾很多，贸易发达，商贾往来不绝。

每年有一千多艘外国船舶进港，侨居广州的外商数以万计。扬州位于运河进入长江的口岸，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江、淮、荆、湖、岭南等地的物产，大都在此集散，商业发达。扬州的富商大贾很多，聚居在这里的外国商人也多达几千。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是四川的贸易中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商业大城市。隋代已经是商贾荟萃，能工巧匠很多，手工业品质量很好；唐时，一年 12 个月，分有专市，商业很是繁荣，成为仅次于扬州的大城市。汴州（开封）在唐时就是南北漕运中心，是中原地区重要的经济都会。北宋定都于此，时人称为汴京，正式名称是东京。城内人口稠密，居民近百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城内没有坊市的区分，随处可开设商店，小商贩也不限在特定的市区之内，城厢内外均可沿门叫卖。商业活动也没有时间的限制，白天黑夜均可交易，出现了夜市。杭州，是中唐以后的新兴城市。北宋时的杭州，为东南水路交通枢纽，百货由此集散，商业非常发达，有“东南第一州”的称号。南宋时，改名临安，成为南方商业的中心。杭州有人口 120 余万，超过了汴京的人口数。市民日常消费数量很大，特别是封建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集中于此，以他们搜括所得的财富纵情享受。城市各街巷，到处散布有茶坊、酒肆、面店、彩帛、油酱、鱼肉等商店，所售货品极为丰富繁多，商贩顾客往来不绝。大商店的交易额更是惊人，“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元初的杭州，其繁盛情况，与南宋相差不远。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都市。然而到了后来，由于元统治者的压迫、摧残和杭州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就逐渐衰落了。

大都（今北京）是元代的首都，是天下商贾聚集的处所，人口众多，街市纵横，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

商人分为行商与坐商两大类。前者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很大，规模与资金大，风险大，盈利也高，历朝有名富商都是属于这一类。住贾则是固定于一处，从事本地贸易，他们有的是批发商，有的是零售商。

唐朝时期，政府很注意对商人和市场的管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市场本身，二是管理市内工商业者的交易行为。

管理市场本身：市由官立，这本身就是一种管制。建城设市，根本不考虑商业的需要，完全从统治的需要出发，是封建统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市的兴废，不是取决于商业的盛衰，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管理市内工商业者的交易行为这是市场管理的重要方面。管理办法是多方面的。如限制某种人不得入市交易，被限制的人主要是朝廷命官；市只能设于城内的固定地点，而且一定要由官家设立，人民不能自行立市。若不是城所在，不管该处商业多么发达，也不能设市。在对市场的各种管理中，管制物价是一个重要项目，因物价波动不定，不仅影响人民生活，而且扰乱社会秩序，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以进行不等价交易，确立了严格管制物价制度，令商人每十日向诸市署呈报一次物价变动情况，每一种货物按其品质，定出上、中、下三种不同的价格，并将十日内物价涨落情况登记申报，由市令加以监督，以防止物价的暴涨暴落。

北宋时期，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坊市制度被取消，贸易大趋活跃。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商业者及居民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地点。商业店铺及手工业作坊可以设立在住宅区中，工商业者及其家眷可以住在店铺里面及后面，工

作与出入都比以往方便。坊与市的围墙已经拆除，商店可以面临大街开设，营业方便。虽然说商业活动较前分散，遍布全城，还是有许多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两条街道上，把一个有各行各业的大市场化为无数个专业市街。再者，店铺争相临街设立，城内容纳不下便向城外伸延，造成繁华的景象。

第二，市制取消以后，各营业单位的规模得以扩大。唐代的市场中只容有少数的常设店铺，大多数是售货摊位，市制取消后，工商业者只要自己能力许可，都能开设常设的店铺门面，而且可以无限制地扩充。所以两宋城市中的许多城市单位比唐时大。同时，两宋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游动小贩，沿街售卖，这也是以前市场制所不容许的。

第三，商人的经营时间不再受限制，无须定时聚散，夜市应运而生。自宋以后，城市中的市场组织与商业形态没有大的变化。偶而政府设立

一些规章禁制，或是未彻底实施，或是短期后即废止，或是只限于京师及一两个大都会，对于全国地区未曾造成重要影响。

以上是城邑中的市场制度，此外，还有另外一套农村市集在不断发展，并且没有政府太大的干扰与严格的管制。唐代的草市就是不受政府监督的集市。草市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草市是在大城外围出现的卫星市场，在城内市场饱和以后在郊外出现的，有常设的市肆与酒楼。第二类则是距县治较远的地方设立，为农村消费者服务。南方的墟市也属于农村集市一类的。北宋取消县治以外设市的禁令，许多大的卫星市集及未设县治的交通要冲纷纷改为正式的市镇，而为农民消费者服务的市集，却依照原来形态继续发展。这类农村集市的特征是多设在村庄的广场上，每隔数日定期举行集市一次，为了便于让附近村落的人当天可以来回，集市时间多半是在上午或中午，日落以前很早就散市。广场上只有少数的常设店铺，集市日期时摆下临时的货肆，非集市日期则一片空旷。在城内的市场上，从事贸易者主要是专业商贩，宋以前政府特设市籍，命令这些商贩事先登记，以便管理。农村市集的商贩多是小农业生产者，定期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市集上来贩卖，同时购买一些自己需要的物品带回去。

如前所述，市镇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农村收购各种手工业副产品。农村集市则是为了便于农户买卖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