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昆曲登上艺术巅峰

清代以后，昆曲仍然保持着持续兴盛的势头。特别是清初，继吴江派之后，苏州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昆曲作家群，后人称之为“苏州派”。

与以前的剧作家相比，苏州派更加关注现实，力图用自己的创作来挽救时势。虽然苏州派剧作家并没有彻底摆脱官僚绅士阶层的影响，但也给昆曲领域带来了不少新鲜气息。

明代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及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艺术上，苏州派超越了昆曲过分重视优美的美学传统，显示出宏大的叙事风格。

苏州派剧作家中以李玉的成就为最大。他充分掌握了昆曲表演的特点，在创作中将舞台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写出了《清忠谱》、《千忠戮》、《一捧雪》和《占花魁》等30多部优秀的昆曲作品，赢得了当时及后世大批观众的喜爱，在清初的昆曲舞台上产生过不小影响。

跨越两个朝代的苏州派剧作家为清初昆曲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1661年至1722年间，苏州派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重要昆曲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新一轮昆曲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清代初期，有许多人在作品中影射和探索明代灭亡的教训，而洪升的《长生殿》就是这样昆曲剧作的代表作品。《长生殿》取材来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长生殿》故事讲述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两人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最后导致了安禄山造反。

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唐玄宗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了。

后来，中唐名将郭子仪带兵击溃了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他日夜思念杨玉环，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还派方士去海外寻找蓬莱仙山。唐玄宗的行动最终感动了天孙织女，让唐玄宗与杨玉环两人在月宫中最终团圆。

这部剧本以宫廷生活为主线，穿插社会政治的演变，情节跌宕起伏，有几个高潮。苏州音乐家徐麟帮助洪升严格地按照曲律填词，使整个音乐布局与曲辞密切配合，风格各异，与人物场景配合得恰如其分。剧中杨玉环醉酒后，采用《南扑灯蛾》唱曲，宛然一幅贵妃醉酒图，而郭子仪则用北曲演唱得雄浑激昂。

此剧上演后，立刻轰动京城，几乎家家会唱其中的唱段。后来，其中片段被各种戏剧剧种改编。如戏剧名家梅兰芳的京剧《贵妃醉酒》就是改编自《长生殿》。

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故事讲述在大明江山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忧国忧民的名士侯方域和色艺双全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相爱了。就在结婚第一天，阉党余孽阮大铖转经他人送来了巨资，新娘李香君退回了馈赠，双方的冤仇就此结下了。阮大铖诬告侯方域勾结明末大将左良玉，侯方域不得不离开李香君，投奔了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

后来，南明小朝廷建立，阮大铖利用权势逼迫李香君给漕运总督田仰做妾。李香君一心思念远行的丈夫侯方域，当然不肯从命，当着抢婚人的面以头撞地，把斑斑血迹都溅在了侯方域新婚之夜送给她的诗扇上。

目睹此景的侯方域一位友人深受感动，就把扇面上的血迹勾勒成朵朵桃花，成了一面桃花扇。李香君托正直的友人苏昆生带着这把饱含无限情谊的扇子去寻找侯方域。

侯方域一回到南京，就被捕入狱了，李香君也被迫做了宫中的歌妓。直到清军席卷江南，南明小朝廷覆亡，这对夫妻才分别从狱中和宫中逃出。他们后来在栖霞山白云庵不期而遇，感慨万千，各自出家了。

《桃花扇》是一部抒情韵味很浓的昆曲传奇剧，孔尚任自称《桃花扇》是：

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桃花扇》反映了南明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孔尚任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特别是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寄予了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

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和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

《桃花扇》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在北京演出的演员，每天都有演出，观众看后唏嘘而散。可以说它是继《长生殿》后又一部古典昆曲杰作。

在清代初年，还有一位十分重要的天才型剧作家李渔，他平生创作了10个昆曲剧本，还撰写了在我国戏剧理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戏曲理论专著《闲情偶寄》。

李渔在艺术上有很多新颖的见解，但政治思想却偏于保守，认为剧作家应该艺术地处理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以使观众在审美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熏陶。

从清代初期到清代中叶，昆曲演出继续保持了较为旺盛的势头，各种家庭剧团和职业剧团仍是演出的主要力量。宫廷昆曲演出也有所发展，清代初期主要是演出各种经典剧目的选场。

在1736年至1795年间，一些文化官员奉命创作了部分篇幅较长的大戏，将昆曲演出完全纳入了宫廷文化的范畴，极大促进了昆曲的发展。

这时的昆曲演出以明清传奇剧本为主体，在传奇剧中人物的穿戴式样已很丰富。巾冠类有冕旒、幞头、晋巾、唐巾、方巾、束发冠和不伦帽等；衣着类有红袍、青袍、圆领、布衣、破衣、绣袄、裙以及鞋、靴和厚底靴等。

除了继承元明以来戏曲角色服装样式外，昆曲有些服装还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穿着很为相似。反映在戏上，武将自有各式戎装，文官也有各样依照封建社会阶级等级不同的穿戴。

昆曲服饰色彩与古代色彩观念有紧密联系。昆曲上下五色系统是我国传统五色观念的延续，它的形成与话本小说等俗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昆曲服饰纹饰除了体现等级外，更体现了明代纹样写实化和寓意吉祥的特点。明清昆曲戏衣中大量采用当时日益商品化的刺绣中精品的顾绣和苏绣工艺，而纹绣针法经过手工演员们不断改进也更加适合舞台展示。

昆曲的舞台布景极为简单，一般用一桌两椅，附加帐子和布围之类。桌子可象征性地代表山坡或楼台，椅子可用作代表高台或门洞等。昆曲舞台美术的成就，主要在于用多种手段来突出剧中人物的造型，利用舞台装置只是次要的一个方面。

昆曲剧作家和演员在可能条件下还做过其他一些大胆尝试。如在李渔的《蜃中楼》第五出戏中规定，演出时先扎一个设计精巧的蜃楼，放在台后。当演出时先从后台放出一股烟雾，这时迅速将蜃楼搬出等烟雾消散，蜃楼自然出现，并嘱告演者万勿草草。《长生殿》和《桃花扇》的不少场子也指出，需要使用特定的舞台布景，以便衬托、表现剧情和人物。

总之，昆曲艺术经过多年的舞台磨合与加工，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长期在戏曲中占据独尊地位，许多地方戏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它的艺术养分，继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这个角度讲，昆曲艺术对整个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来自民间的昆曲艺术，以其优美清新的风格超越了其他简单粗率的戏剧样式，进而登上了时代艺术的巅峰，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旁注]

苏州派　是清代初期苏州的一个戏剧流派。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出现了一群专业剧作家，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叶雉斐等，他们有时合作创作，有时共同切磋曲律，形成了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后人称之为“苏州派”。

《清忠谱》　明末清初传奇作品，由李玉、朱素臣、毕魏和叶雉斐共同创作完成。反映明代阉党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史实，成功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人义”的市民形象，在舞台上展示了市民暴动的壮烈景象，这在我国戏曲史上尚属首创。

《长恨歌》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作于806年。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便是“长恨”。

郭子仪（697年～781年），唐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757年，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780年，郭子仪被尊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

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代末期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为抗清被俘，不屈而死。他的忠诚与爱国，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清王朝的认可。后来清代乾隆皇帝以其忠义，追谥忠正。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闲情偶寄》　是李渔汲取了前人的戏剧理论成果，联系当时戏曲创作的实践，并结合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建立的一套完整戏曲理论体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高峰，为戏曲理论批评史乃至我国文学批评史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冕旒　帝王戴的冕冠，其顶端有一块长形冕板，叫“延”。延通常是前圆后方，用以象征天圆地方。延的前后檐，垂有若干串珠玉，以彩线穿组，名为“冕旒”。冕旒的多少和质料的差异，是区分贵贱尊卑的标志。

顾绣　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它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顾绣常用于家中陈设和馈赠亲友，素来享有“画绣”的美誉，是我国织绣工艺中的奇葩。

《长生殿》　由清代初期洪升创作，历十余年始成。曾三易其稿，初名《沉香亭》，继改称《舞霓裳》，三稿始定今名。剧本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矛盾，将百姓困苦和宫廷奢华生活作了对比，爱憎分明，是昆曲的经典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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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陵有两大昆曲名班兴化部和华林部。有一次，两班在街市同演《鸣凤记》，兴化部的净角演员马锦与华林部的李伶都扮演严嵩。演到《河套》一折时，观众全被华林部吸引过去了，马锦感到羞愧，立即悄然离去，兴化部的戏不终而散。

三年后，马锦归来，重新与华林部唱对台戏，仍然演到《河套》一折时，观众都跑到兴化部来看马锦的精彩表演。李伶黯然失色，后来愿以弟子之礼向马锦学习。

事后，华林部有人请教马锦何以演艺能超过李伶，他回答说：“李伶在南京身怀绝技，是再也不肯教我的。我听说当今相国是与严嵩同样人物，便‘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

这个故事，成了表演艺术源于生活体察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