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文明时期的经济

1922 年以后，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发现南亚次大陆的大小城

镇遗址 200 多处，主要分布于印度河两岸和西部沿海地区，其范围西起阿拉伯海北岸的伊朗边境，东近尼泊尔高原以东的德里附近，北及喜马拉雅山麓，南靠阿拉伯海，东西长度约为 1550 公里，南北相距 1100 公里左右。这些古

代遗址所揭示出的公元前 2400 年—前 1700 年间的古代文化面貌，称为“印度河文明”，属于青铜时代的奴隶制大国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水平相当。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典型遗址，主要是两个最大的青铜文化中心，即拉维河左岸旁遮普的哈拉帕城和信德省拉尔卡纳县的摩亨佐达罗城，因此也称这一文明为哈拉帕文化。两座城市虽然相距 700 公里之遥，一个在印度河上游，一个在下游，分别是两个奴隶制国家的都城，但其建设规模与布局却基本一致，充分显示了印度河文明的统一发展程度。类似的城址在印度拉贾斯坦北部的卡里班甘、坎贝湾西侧的罗塔尔也都有发现。

与印度河文明相近的同时期文化，有恒河上游与贾木纳河之间的赭色陶文化，还有中部山区森林地带的伯纳斯文化等，与哈拉帕文化互有影响而又各具特色。

印度河文明时期城市建设的规模，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现在都在西巴基斯坦境内，它们的面积、人口和建筑布局都很相似，周长都有 4.8 公里以上，分别占地约 85 万平方米，

每个城市估计居民为 4 万左右。发掘表明，每城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城位于城市西部，主要包括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以砖砌高墙和深壕相护卫，街道旁有圆形的塔楼；下城则在城市的东部，主要是居民住宅区，街道比较整齐，宽窄不同，将房屋隔离开来。主要大街宽达 10 米。房屋大多是用烧制的红砖建筑的，房屋的大小、高低和室内外设施有很大差别，其中有相当阔气的楼阁，也有穷人居住的简陋茅舍。下城亦设有城墙，城门位于西南角。摩亨佐达罗古城的上城北部中央有一座砖砌的大浴池，可能是供祭师和贵族净身沐浴的宗教仪式而特殊设置的。大浴池以西有数列谷仓，计十余间，总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谷仓的下面是砖筑墙基，上面有数层木结构并设有通风窗口。这类大谷仓是印度河文明的特有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严谨精致，位于上城的中心，显示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哈拉帕城的上城北部也有同样的谷仓 6 座，还有一些冶金炉，旁边是两排工匠的棚舍，估计其中可容纳数百名雇工和奴隶。印度的罗塔尔古城址是一个港口，城墙内发掘出住房、作坊和谷仓遗址。除住宅区外，下城还有专门的工商业区，建有店铺和制陶、染布、首饰加工、金属加工、贝壳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表明当时的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商品交换已比较发达。

哈拉帕文化时期，已有比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工业，在铜器生产中，红铜仍占很大的比例。虽然石制的刀斧及一些器皿仍在使用，但青铜或红铜制造的斧、镰、锯、凿、刀、剑、矛头、箭链、鱼钩和一些日用家具已在各地有普遍发现。这批以青铜和红铜制造的工具、武器采用锻、錾、焊和失蜡法铸造等技术，已经日趋成熟。金器虽然出现很早，但直至哈拉帕文化时期豪华精美的金银工艺品尚不多见，显然远逊于西亚两河流域。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已很发达，谷仓的众多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当时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稻、胡麻、棉花、瓜果、蔬菜、椰枣和豆类等，其中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加工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是印度古代先民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出土水稻的遗址发现极少，远不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样普遍。当时耕种主要用石锄。木犁已开始使用了，个别遗址曾发现燧石犁头、青铜锄和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作为耕畜的水牛和有驼峰的公牛多有发现。家畜主要有牛、羊、猪、狗、鸡、猫、驴、骆驼等。各地居民也从事渔猎活动，经常猎获的动物是鹿、野牛、虎、熊和野兔。

制陶业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陶器。当时陶器多为轮制，胎呈红色或黑色，主要是素面陶，烧制颇为精良。大量陶器施红衣黑彩，图案母题是圆圈纹、鱼鳞纹等几何纹样及图案化的植物纹，也有一些以鸟、兽、虫、鱼为本的象生纹。陶器的种类有杯、碟、碗、瓶、扁壶和带流壶等，最富文化特征的是高圈足的盘和通体带孔的圆筒深腹器。哈拉帕文化的制陶工匠发明了一种彩釉陶制品，主要制作串珠、护身符、印章和一些小型容器，十分美观精巧。

纺织业在哈拉帕文化时期的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不仅各遗址经常发现纺轮，而且摩亨佐达罗城遗址中曾发现棉织品遗物。从棉花生产状况看，当时的纺织业和古代中国的丝、麻纺织业各有不同特点。

车船制造业也素称发达，一些陶器和印章上描画的船只模型，表明了当时造船业和水上运输的兴盛。印度西海岸的罗塔尔遗址，显示了印度河文明时期海港城市的风貌，这座古代海滨城市位于今阿赫麦达巴德附近，有上下城之分，除谷仓和城市排水系统、居民区外，罗塔尔发掘出的一座长 225 米、

宽 37 米的大型船坞，以烧砖和沥青修筑，有可以开启的闸门，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海港船坞，属于公元前 2100—前 1900 年，不仅反映了当时造船业的盛况，而且说明了当地与苏美尔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活跃。这种现象和近年海洋考古学界以苏美尔芦苇帆船航行两地之间的实验所揭示的古代海运情况相符。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中有牛、骆驼、驴和木制车辆，一些遗址曾发现陶车、陶船和铜车的模型。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商业经济相当活跃，不仅国内各城市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联系密切，使得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水平基本接近，而且还有兴旺的外贸活动，尤其是与中亚、伊朗及两河流域常有货物交换。当时的西亚两河流域正处于苏美尔文明的后期，在苏美尔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海外经商之地梅路哈，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即指印度河文明地区，在苏美尔的城市尼普尔、乌尔等遗址中都曾发掘出印度河流域特有的方形或长方形压印的印章，用皂石、象牙、红铜和陶土制成，与苏美尔文明的圆筒形印章判然有别。在伊朗高原西部的泰培·希萨和两河流域伊拉克的一些遗址，如刻什、吾珥、泰尔阿斯马等地，还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特有的肉红玉髓串珠等工艺品，这些产品甚至远销埃及的阿拜多斯，说明印度河文明时期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对外经济活动也涉及到南印度半岛、东南亚和中国，其青铜冶炼业所必须的锡因当地无出产，只能从中亚交换得到；青金石则从阿富汗购得；镶嵌工艺所用的贝壳许多产自南印度；孔雀石和皂石来自伊朗；玉石来自中亚、缅甸和中国。据研究，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商品销往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是谷物、油类、酒类和亚麻制品等。

印度河文明时期，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也存在一些不同类型，经济生产发

展的程度有所差别。在恒河上游的贾木纳河西岸，公元前 2650—前 1180 年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居住着以赭色陶文化为特色的居民。这种文化尚未发现聚落遗址，仅发掘出砖窑和炉灶等遗迹，但该文化的赭色陶器在贾木纳河流域大量存在，有手制的碗、壶、高足盘、带纽的盖等，器壁很厚，施红色陶衣，由于长期在水或湿土中浸埋，出土时触碰即沾上脱落的赭色。纹饰为黑彩十字纹或刻划的弦纹夹三角纹、波线纹、方格纹。与陶器共出的石器有石球、石弹丸、石杵、磨盘、磨棒等。这里的居民经济生产是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晚期出现窖藏的红铜器及少量青铜制品，有斧、矛、剑、锛、镞、鱼叉、环、镯等，其经济形态落后于印度河文明。

南亚次大陆中部山区和森林地带的伯纳斯文化，也是渔猎经济色彩很浓的农业文化。公元前 2580—前 1500 年间生活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东南、阿拉瓦利山脉以东山区的居民，聚落分布于伯纳斯河两岸，住所大多数为石基泥墙或用土坯砌筑的房屋，平面为椭圆形，柱架结构用当地山林中盛产的木料，屋顶作斜坡状，以竹子和席子搭盖，再覆以谷草或泥土。屋内的居住面用烧土或掺杂砾石的粘土铺垫，室内设灶。这一带居民在山间谷地上种植水稻、小麦和高粱，农业生产比较落后，饲养牛、羊、猪、驴和一些家禽。手工业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陶器已开始使用轮制，以施白彩的黑陶、红陶为主，也有一些陶器施奶油色陶衣，纹饰十分简单，少量灰陶施划纹或附加堆纹。器形有碗、盘、带流碗、高足盘和罐等，种类不多。此外还发现捏塑的陶牛、有纹饰的陶珠，在典型遗址阿哈尔，发现了较多红铜器，有武器和生产工具斧、锛、短剑、双刃斧等，也有用红铜制作的碗、长流碗、镯、环，其中一部分出自窖藏。铜矿石采自阿拉瓦利山区。当地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继续使用石器，包括石叶石器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由于受到印度河文化的影响，伯纳斯文化的居民已掌握了烧砖技术。除了与印度河流域的交往外，他们还与伊朗及小亚细亚等地铜石并用时代的居民有较多联系，铜器和陶器有些类似的风格。

约公元前 1800 年以后，印度河文明的经济发展逐渐出现停滞与衰退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印度河淤塞使河床升高、河流改道，经常发生大规模水患。有时连续的干旱不断破坏农业生产，甚至使印度河以东的平原和丘陵迅速加快了沙漠化，形成了荒无人烟的塔尔沙漠。这种沙漠化甚至影响了印度河中游两岸。这种生态失衡造成的影响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迫使许多部族迁徙，也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反抗统治者的起义不断发生，给北方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公元前 1750 年左右，重要城市摩享佐达罗陷入雅利安人之手。在这种

背景下，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印度河文明中心地区的经济制度就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