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相传的庭院风俗

从远古以来，齐鲁大地的庭院中由于丝绸的关系，都大量种植桑麻。

自远古时期，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

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

齐鲁地区庭院风俗始于经济所需，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

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勾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

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山东琅琊人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齐鲁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份，却显示了齐鲁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齐鲁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琊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写成《颜氏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琅琊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即山东曹县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

《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后世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

《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祜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

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古老相传，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从未移植到田间。

我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

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

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

唐代登州东牟郡、莱州东莱郡、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齐鲁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

齐鲁地区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他家畜，更是齐鲁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

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

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齐鲁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齐鲁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

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

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庭院经济培养了齐鲁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

齐鲁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齐鲁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齐鲁人所不齿。

古代齐鲁人还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

[旁注]

晏子　晏婴，字平仲，春秋时夷维，即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颜之推　字介，琅琊临沂人。我国古代文学家，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颜之推曾著有《颜氏家训》，在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王旦　北宋大臣。字子明，山东莘县人，王祜子。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以著作郎预编《文苑英华》；真宗咸平时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景德三年拜丞相，监修《两朝国史》；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

牛黄　别名丑宝，为牛干燥的胆结石。牛黄完整者多呈卵形，质轻，表面金黄至黄褐色，细腻而有光泽。中医学认为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后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治高热神志昏迷，癫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外用治咽喉肿痛、口疮痈肿、疗毒症。

曾参　即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16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2000多年，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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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

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