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邹 容

1901 年冬天，一艘从四川重庆东下的客轮，穿行在三峡江面。汽笛一声

长鸣，四处的山谷立即响起了悠扬的回声。这时一个不到 20 岁的青年挺立在船头，壮丽的山峡景色激荡着他的心胸，而他的心却被谋求祖国出路的宏愿引向了远方。这个青年的名字叫邹容。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巴县人，出生在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这年代，中国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12 岁那年，邹容曾跟着哥哥参加巴县的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对词意晦涩的试题不甚了然， 要求主考官解释，竟遭到拒绝。邹容当场和主考官顶撞起来，愤而退出考场。这是他和封建制度所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当时的维新运动已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展开，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渐渐传入万山重叠的四川，邹容接触到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思想受到了启发。他决心抛弃“臭八股”，另选新的道路。

出国留学的风气这时开始盛行。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国家学习很快地强盛起来。日本成功的经验，吸引着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都想到日本看个究竟，去寻求些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离中国近，到日本去容易，因此留学日本的人特别多。1901 年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二百人，5 年后便猛增到 8000 多人，出国留学逐渐形成了热潮。邹容就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下定东渡日本的决心的。

1902 年春天，邹容到达上海，为了减少留学日本语言的障碍，他先在上海逗留，补习日语。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侵略的严重性，在这里集中表现出来。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邹容的心灵烙下了沉痛的创伤，激起他对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愤恨。不久，他就继续踏上征途，从上海动身去日本东京。

那时，凡是留学生一到日本，都急于寻求新的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是去留日学生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互相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当时，革命和改良两种思想，在留学生中正展开激烈的斗争。大批留学日本的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他们在国内已受到人民群众斗争的影响，到国外又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识很快地提高，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火热的生活中，邹容的思想也很快地跨进了一步。 1903 年春节，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这实际上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邹容登台演说，言词激愤， 激发了到会人的斗志。从此，他每会必到，成为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最年轻的一名激进分子。

这年 4 月，留学生中展开了“拒俄运动”，事情是这样的：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时，沙俄趁机强占中国的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的侵略军陆续撤走，沙俄军队却继续赖着不走，因此激起了全国拒俄运动的浪潮。留日学生也闻风而动，如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邹容是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义勇队的队员。

邹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参加火热的爱国斗争外，还阅读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革命的烈火在他的胸中越烧越旺。他决心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唤起更多的人投入战斗。他把书名题为《革命军》。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对邹容的反清活动深为不满，逼迫他中止留学，回到上海。

这时候，从日本回国的蔡元培、章太炎已在上海设立了一所爱国学社， 吸收爱国青年入学。邹容一到上海，就进入爱国学社，和章太炎相识，章太炎比邹容大 18 岁，已是个有学问而且闻名的革命家。他们很快地成为战友。

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从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还幻想清朝统治者有朝一日会变得开明，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利用过去的理想，大肆宣扬保皇、立宪，想拉拢青年，抵制革命。这些在戊戌变法时起过进步作用的人， 已被时代所淘汰，不再是进步分子，而是抵制革命的顽固分子了。邹容很快就看到了这伙人的为虎为伥的真面目，和章太炎一起，对立宪派的反革命言论猛烈地开火。

邹容以他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完了在东京时就已经着手的《革命军》一书。“革命军”三个字，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它的矛头不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也给了立宪派当头棒喝，否定了他们所谓“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 的谬论。

《革命军》猛烈地抨击清朝政府，指出这是个卖国的政府，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它高举革命的旗帜，反复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声疾呼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书的末尾，还满怀激情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革命独立万岁！”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本系统地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书。《革命军》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它热情奔放，豪气纵横，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它一问世，就像给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掷出了一颗重型的炸弹，立刻震动全国，得到了革命者的热烈欢迎。有的人书一到手，“三读不厌”；有的人买不到书，借来连夜抄写。孙中山先生曾出钱刊印 1 万册，分发各处去用来宣传革命。因此，短短的几年时间，《革命军》

发行了 100 万册以上。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动凌厉的攻势后，立刻遭到清政府的高压。1903 年，上海发动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这年 5 月，上海《苏报》刊登了《革命军》的“自序”，发表了两篇介绍《革命军》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保皇谬论，还把他们捧为“圣上”的光绪皇帝称作“载碞小丑”，说他“五谷不分”。这一下，可把清朝统治者气得暴跳如雷。

清朝政府立即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

容和报馆的有关人员，把他们判处徒刑。

章太炎和邹容在狱中被罚做苦工，吃不饱饭，还受狱卒的欺压，邹容心不能平，十分愤激，到 1905 年 2 月终于病倒，4 月初就死去了。这时他才 21 岁。

邹容不屈不挠，最后牺牲在狱中的事迹，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也赋予《革命军》以更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风行海内”，教育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党人，对掀起资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起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政府绞杀革命言论的手段，是徒劳的，就在邹容发表《革命军》前后，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写成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浅显通俗的文字，热情歌颂伟大的中华民族；愤怒控拆清朝政府卖国和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起了同样的作用。

革命思想正逐步转化为行动。早在 l904 年，爱国文学社的蔡元培等， 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革命党人吕大森、张难也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这些革命的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目标，积极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渐汇成全国革命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