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西学 主变法——严复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处于危亡之秋，有志之士群起奔走呼号，其中有一位与康有为、梁启超齐名的思想家——严复。严复用他特有的武器—— 译笔，通过大量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来启发人们的思想。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被人们称为“警钟”。这口警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确曾起过震聋发聩的作用，警醒了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投身于斗争之中。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称誉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1854～1921 年）原名宗光，字几道，福建候官人，出生在一个乡村儒医的家庭。14 岁时，他因父死家贫，没有走上科举仕途，而进了当时洋务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77 年 3 月，又由清朝政府派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两年，学的是兵船驾驶，清政府指望他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并没有以此自限，他在当时为救亡图存而努力探讨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风气影响下，如饥似渴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中汲取营养。他利用课余时间，依次读完了亚当·斯密、

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等到 1879 年 6 月学成回国时，他又不仅是一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也有了很深的造诣。

回国后，他先在福州的船政学堂充当教习（教师），随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这期间，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人都为这种形势焦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的呼声已响彻全国，并逐步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爱国行动。这种现实情况，也激起了严复的爱国热情。

严复的思想同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1895 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 4 篇政治论文：《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尖锐地抨击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治，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他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所谓的鼓民力，就是提高人民的体力，具体地说就是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 就是提高人民的智慧，主要是废除科举的八股文，提倡“西学”。新民德， 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革新政治制度，因此要设立法院，废除专制政治。这4 篇文章发表后，严复成了举国注目的人物。

严复和当时的维新派人物相比，还有个不同之外，就是他曾亲自到英国， 接受第一流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对“西学”有直接的和相当深刻的了解。当时，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康梁等，都急于学习西方国家，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在这气氛之下，严复很自然地想到，应当把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这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于是从 1895

年到 1898 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其中以《天演论》的影响最大。

赫胥黎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他的《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把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达尔文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创立“进化论”的学说，说明自然界中的生物是怎样在竞争中进化发展的。

赫胥黎认为，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中的现象。在人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同生物一样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在世界上，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 也是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把《天演论》翻译出来以后，先在大津《国闻报》上陆续发表，1898 年又正式出书，没想到，竟象口宏钟那样发出震天的巨响，震动了全国。不上几年，《天演论》便成了一般救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以天择，适者生存”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

《天演论》为什么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呢？

这主要是严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对外战争，一次次地失败，已使人们感到中国的前途危机重重。《天演论》正式出版的那年，又是瓜分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德俄英法日，一齐动手，抢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眼看就瓜分豆剖。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都在盘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吗？还仍可奋发图强吗？

《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的确是危险。侵

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的“优胜劣败” 的规律，中国是会灭亡的，但是《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竟争，而且最后可以取胜，只要努力革新社会的政治，国家是可以复兴的， 民族也能永存。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自己还加上了许多的按语，向人们大声疾呼，只要发愤努力，变法图强，中国是可以得救的；生死存亡全在于自己的努力！

赫胥黎的《天演论》，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 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这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社会的发展有他特有的规律，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不一样，因此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就曾经利用这种理论，宣扬他们屠杀殖民地人民符合“优胜劣败”的规律， 这更是反动。然而严复向中国人介绍这种思想，则是警告中国人民要发愤图强，如不发愤图强，就会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落得亡国灭种，因此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促进人们的觉醒。《天演论》也因此风行海内。

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严复成了一位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还参与过一些实际行动。1896 年，他曾在北京协助别人创办“通艺学堂”，用来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多次在这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使许多前来听讲的人大开眼界，提高思想认识。第 2 年 10 月，他还和朋友合作创办天津《国闻报》（每天出版）

和《国文汇编》（每 10 天出版）。这些报刊报导国内外的形势，传播“西学”， 宣传维新思想，成了北京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可是开办一年后， 因为受到顽固派的压迫而停办。就在这时，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也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遭到彻底的失败，维新派人士被杀的被杀， 逃亡的逃亡。严复因为和从事实际变法的康梁联系不密切，才幸免于难，政变发生后，他并没受害，继续在北洋学堂当他的总办。

在此后的 10 年里，严复继续从事他的翻译工作。译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学术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术介绍到中国来。

严复的晚年，思想趋向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位先进的人物了。1921 年 10 月 27 日，他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