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祖国

杨儒登上外交舞台，是从 1892 出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开始的。一个贫穷落后、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的官员，一旦走向世界，看到美国这样国家的先进经济文化，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杨儒忧国忧民的思想从此日益强烈。

1894 年，中美在华盛顿谈判有关华工待遇问题，杨儒为改善华工社会地位全力争辩，使所订条约的一些条款多少反映了华人的利益和要求。

1896 年，杨儒调任出使俄、奥、荷三国大臣。

1899 年 4 月，杨儒代表中国赴荷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公会”。后来，他认识到“保和公会”并不能保卫世界和平，不过是俄国利用它来欺世盗名罢了。

杨儒身在国外心向祖国，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他热心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表示如能回国，深愿力任此事，并捐俸银 5000 两，寄予忧患中的祖国人民一片深情。

1901 年 1 月，西太后在西安颁布上谕，准备实行“新政”。杨儒本年 4

至 7 月间正在德国就医，听到“变法”消息，便离开病榻，秉笔直书，写成达万言的变法奏折，提出了“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 集众长”的“六策”。其宗旨是，“舍富强难图立国，舍变法莫致富强”。要通过变法改革弊政，补救时艰。

紧张繁重的外交活动，使他积劳成疾，与俄谈判，他几乎耗尽心血。到

德国治疗一个时期后，又回到俄国。1902 年 2 月 17 日在彼得堡逝世，以身殉职。他留下的著作有《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俄事纪闻》、

《杨儒变法条议》等。

从他在任驻外公使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克尽职守。他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特别是在中俄谈判中，甘冒风险，力挽狂澜， 为维护祖国的权益作出巨大努力。

沙皇俄国变我国东北为殖民地的梦想破灭了。但是，杨儒要“预防强邻之凭陵”的告诫，却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