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仓——谭嗣同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四句诗，是人们所熟知的为变法维新、振兴中华而献身的“六君子” 之一——谭嗣同就义前念出的惊天动地的绝命诗。他那“横刀向天笑”的无畏气概和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人们向反动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 年 3 月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烂漫胡同一个封建官宦家庭。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时任满清政府户部员外郎，后任湖北巡抚。

谭嗣同 5 岁始读四书五经，接受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文章。12 岁时生母病故，庶母备极虐待，父亲冷淡，谭嗣同失去了家庭温暖，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封建纲常的种子。青少年时代，业师欧阳中鹄和“幽燕大侠”——“大刀小王五” 对谭嗣同影响最深。在欧阳中鹄老先生的启蒙下，他自幼就特别崇拜明末清初的两位大爱国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他师从“大刀小王五”习剑，师徒意气相投，结成生死之交。在欧阳中鹄和“大刀小王五”的影响下，谭嗣同勤奋治学，从不沾染花天酒地的恶习，具有和一般纨绔子弟迥然不同的志趣；他对传统的儒家经典、时制文艺有反感，却常津津乐道地阅读那些被封建文人诋为异端邪说的书籍，难怪梁启超见到他时对他“竟不知有孔子”而惊讶。谭嗣同曾写诗抒怀道：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仓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茫！

1884 年起，开始了谭嗣同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0 年漫游。

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谭嗣同曾抑制着自己对八股文的憎恶而“六赴南北省试”，但终因名落孙山而不得官；也曾“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梁启超：

《谭嗣同传》）谭嗣同跟随迁任甘肃巩、秦、阶道道台的父亲移居祖国西北。这期间，他常观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有时带领一队慓悍的骑士，策马曳裳，驰骋于陇西高原的崇山峻岭，或在夜幕降临的旷野， 点起篝火，支帐露营，奏琴高歌，纵论古今。20 岁以后，他离开家庭，开始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漫游生活。“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视察风土，物色豪杰”

（梁启超《谭嗣同传》）。为了“视察风土，物色豪杰”，谭嗣同的足迹踏遍了数十省，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 8 万里，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在这“堪绕地球一周”的漫游中，是祖国山河“斗星高坡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的雄伟磅礴，“百里草原经雨绿，两行高柳束青天”的秀丽风光，激发了他对祖国、民族的深切热情；同时，旅途中他接触和了解了下层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他为祖国的灾难而叹息，为人民的痛苦而悲愤。陕甘古道上，凄厉哀号的逃荒人群， 在这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脑海中打下了不可泯灭的烙印。面对此情此景， 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慨叹，激起了他对满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日益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从 1889 年起，他开始深入研究王船山和黄宗羲的著作，接受了他们“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还浏览了当时译出的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吸收了一些“西学”知识，由此他的思想开始了由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转变。促进这个转变最后完成的决定因素，是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时，谭嗣同正在湖北协助任巡抚的父亲做一些赈济灾民的工作。甲午海战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痛心疾首，夜不能寐。极度的悲愤，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摧人心肝的感事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全集》第 488 页） 正象他所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4 期第 124 页）严酷的事实，使谭嗣同痛切地感到，战争的失败，民族的危难，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只靠“船坚炮利” 的洋务，不能强国富民。要救国图存，只有实行变法维新。他的理想之国， 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希望清廷自动改弦易辙，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和改良。他在《三十自纪》中自号“壮飞”，表示了自己奋发努力振兴祖国、为了救中华于危亡、要做一个飞翔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壮士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