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百折不挠

“雄关漫道真如铁”，革命的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直处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地位极不巩固。革命党内部有一股所谓“咸与维新”、“新旧合作”的妥协潮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郑重保证，迫使孙中山于 1912 年 2 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他取而代之，轻易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声明说：“解职不是不理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事业。同年 9 月，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他立志在

10 年内修筑 20 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为此，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正当孙中山再赴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筹措铁路贷款时，袁世凯策划的暗杀宋教仁的罪恶枪声，把孙中山从梦幻中惊醒，他从斗争实践中逐步看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和反动本质。孙中山沉痛地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那样。”知错改错，从头做起，孙中山断然主张武装讨袁。1913 年 3 月 27 日，孙中山赶回上海，召集黄兴等革命党人，召开紧急议。会上，他力排众议，认为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不能用法律解决，非用武力不可。会后，他冲破阻力，发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革命党人，兴师讨袁，并把这场反袁战争称之为“二次革命”。由于党内意见

不一，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军队的联合进攻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归于失败。孙中山被通缉，再次流亡日本，重新组织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其中有几个自称会推算“八字”的人，他们想了解孙中山的出生年、月、日、时，以便卜测革命的命运何时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他们推选一个人去问孙中山，孙中山十分生气地说：“你们青年人怎么这样迷信？ 难道我的‘八字’不好， 你们就不想革命了？告诉他们，我的‘八字’就是一定要‘打倒军阀，继续革命’。”孙中山用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鼓励这些垂头丧气的人振作起来，继续奋斗。他还函告各地革命党人，鼓起勇气，勇往直都，并满怀信心地写道：“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为了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1914 年 7 月，孙中山在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 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当选为总理。建党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讨袁上，仍保持着首倡革命时的那股劲。两年中，他先后又组织了十几次讨袁武装起义。孙中山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推动了全国波澜壮阔的讨袁浪潮。

1916 年 4 月，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6 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北洋军阀段祺瑞上台。当时的北洋军阀已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大派，各省、各地也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17 年，段祺瑞悍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他认为《临时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必须同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做不懈的斗争。是年 7 月，孙中山联络并率领受革命影响而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西南军阀的应瑞、海琛两艘军舰，到了广州，开展“护法运动”。8 月，在广州建立了同北方段祺瑞政府对峙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立即组织北伐，以图“树立真正的共和”。然而，南北军阀本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所依靠的西南军阀只不过是借“护法”扩大地盘，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护法”的旗帜踩在脚下，孙中山被军阀所排挤，不得不离开广州。持续不到一年的“护法运动” 又告失败。1918 年夏天，孙中山意气消沉地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

（今南昌路）44 号设立了一个事务所。

辛亥革命已经 7 年了，帝国主义的军舰仍然游弋在黄浦江上，饥寒交迫的贫民照旧流浪在巷尾街头，外国军警依旧在“租界”横行，在军阀混战中的祖国山河仍然是支离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专制黑暗。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奋斗了 30 多年，结果“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 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推翻了一个暴君专制，却生出无数“强盗专制”，对国家、人民危害之烈，有甚于前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孙中山从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党人心不齐， 各奉其旨，各行其事，从思想到组织都很涣散。在革命党人中，有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他们用这种理论众口烁金，讥讽孙中山，冷淡拒绝孙中山重建共和的主张，甚至用这种理论公开为他们的妥协、颓唐、背叛进行辩解。可见，要继续“振兴中华”的事业，加强革命党人的思想建设则是刻不容缓的。孙中山决定在事务所住下来，闭门著书立说，以统一革命党人的

思想，唤起民众觉悟。他辞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职务，声明在一段时间里，“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

从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中，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不是“知易行难”，恰恰是“知难行易”。他曾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与我为邻， 亲与其邦，乃我之福”；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四十多天，他为联英、联美紧张奔波。然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给革命党的全是“援助”的空头支票， 加上欺骗、讹诈和破坏。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有类似的过程。这些都说明求得真知的困难。为了通俗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 10 事为例来论述，写成

《知难行易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议”，用以教育革命党人总结历史经验，“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指导“振兴中华” 的革命斗争。接着孙中山又著成《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同他以前写成的《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合起来，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设想的建设中国的蓝图。在“实业计划”这部分，他提出了交通、商港、都市、水力、灌溉、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 10 万英里铁路、100 万英里公路和 3 个巨大海港，以及许多大工厂、大矿山⋯⋯

随着《建国方略》的成书，孙中山对未来的宏伟蓝图越来越清晰、具体， 但他对已没有生气的国民党能否实现这美好的远景，也越来越怀疑、迷惘、苦闷、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