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决罗网为斗士 投身变法是中坚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谭嗣同深感“守文因旧”无补大局，必须探寻匡济时艰的新道。于是，他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且究其事理”。最后决心救亡图存，“尽变西法”。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把谭嗣同推进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行列。1895 年 5 月，以“公车上书”为开端，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谭嗣同积极地投入了变法活动。从此，他开始写文章、发书信，痛斥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主张。在家乡浏阳，他与唐才常等人倡设了“算学社”，探索救国之道。这时，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正在京、沪两地倡办“强学会”，蜚声全国。1896 年春，谭嗣同怀着敬慕求教的急切心情，北上京师，拜见发起“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者—

—康有为，因康有为离京而未能遂愿。但他却见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 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变法学说后，他“感动大喜跃”，至为佩服地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此后，他常与梁启超一起探讨维新理论，写了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讲稿 。而谭嗣同的父亲却因他屡试不第而忧虑。为给儿子寻得进身之阶，就花钱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到江苏，逼迫谭嗣同去了南京。1897 年初谭嗣同在候补南京知府期间，编写了他的代表作——

《仁学》。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反清革命色彩，是《仁学》的突出特点，跳动着时代的脉博。谭嗣同把矛头直指“三纲五常”和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都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自由的“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他愤慨地指出：“数千年来， 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因此，必须“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再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全集》之《仁学》篇）。还指出：“由是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全集》第 55 页）谭嗣同把两千年来的历代王朝斥之为“秦政”、“大盗”，敢于直言痛斥朝廷，尖锐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则因由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全集》第 56 页）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网罗。在《仁学》中，谭嗣同按照“仁——通——平等”这样一个公式，从哲学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阐明了变法的合理性，驳斥了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这些内容不仅为维新派提供了理论武器，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之一，而且对后来的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一大批爱国志士的成长，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完成变法理论的探索之后，谭嗣同便开始投入了变法 的实践活动。1897 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他应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即弃官归，安置眷属於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梁启超：《谭嗣同传》）在谭嗣同的倡议下，湖南省先后办起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不缠足会、法律学会等新式学校和组织，培养出了蔡锷等一批大有作为的革命志士。梁启超为谭嗣同作传说：“於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辟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 又说，设会的目的在於“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

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事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於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 君慷慨而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见《谭嗣同全集》第 522 页）由此足见谭嗣同归湘后既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又是变法思想的主要宣传者。为了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谭嗣同又与维新志士一道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他自己担任主笔。《湘报》以笔锋犀利的文章，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理论向各阶层、各地区的人们广泛宣传，同时还出版了《湘学新报》，传播变法维新思想， 一时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但是湖南方兴未艾的变法维新运动，使顽固派大为惊恐，他们以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为奥援，大肆攻击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言行为“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反动绅士王先谦等人指使地痞捣毁《湘报》馆，又勾结顽固派上奏朝廷，极力诽谤维新派，并要求禁止所有新政。黑云压城，不少维新人士纷纷离湘，连陈宝箴也开始动摇。但谭嗣同却大义凛然，他激励同志：“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亡种矣⋯⋯今日但观谁勇猛耳。”（《谭嗣同全集》第 303 页）可见，谭嗣同无愧为冲决罗网的猛士，变法维新的中坚！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仓”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促进下，光绪皇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 1898 年 6

月 11 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维新变法。这时，朝廷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推荐谭嗣同参与新政。6 月 12 日，光绪帝下诏要谭嗣同迅速进京。9 月 5 日，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 4 人被破格授与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称“军机四卿”。次日，谭嗣同又被光绪皇帝召见，他向光绪皇帝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光绪皇帝的信赖和变法的决心，使谭嗣同十分感动，觉得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机会来临，为了报答“知遇之思”，完成变法大业，他悉心尽力，成为新政的主要决策者。但是谭嗣同参与新政，坚持变法，招致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刻骨仇恨。正当谭嗣同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祖国的昌盛而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时，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却挥起屠刀，向改良派猛扑过来。9 月初，慈禧和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准备乘光绪帝 10 月到天津阅兵之机，发

动兵变，废黜光绪皇帝，推翻新政。至 9 月中旬，北京城已是乌云密布。手无寸权的光绪帝只好然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法筹救。”（《谭嗣同传》）在万分危机的关头，维新派因手无寸权而惊慌失措，谭嗣同自告奋勇求助于表面上赞同变法、当时统率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要他在阅兵时杀死荣禄，带兵入京，“保护圣主”，保护新政。袁世凯当即满口应允，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为防袁世凯有变，谭嗣同临走时又告诫他说：这次报皇帝的恩，救皇帝的难， 立奇功大业，在于你；如果贪图富贵、向太后告密，杀了我，你可以升大官。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决不会丧心病狂地把事情弄坏的。”袁世凯假意应承，却暗中密报荣禄。9 月 21 日凌晨， 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取消一切新政，并下令搜捕改良派。“戊戌变法”中途夭折，维新志士处境险恶。康有为匆匆逃出京城，梁启超避难于外国使馆。谭嗣同虽然面临绝境，却不顾随时可能入狱

的危险，筹谋营救光绪皇帝。但事起仓猝，计划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劝梁启超东渡日本，以免罹难；朋友纷纷劝他出走，免遭横祸，连他少年时代的武术老师“大刀小王五”以性命相许保他出城，都被他拒绝了。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 月 25 日，清廷提骑突然闯进了谭嗣同的住处—一浏阳会馆，谭嗣同大义凛然，从容被捕。他虽身陷囹圄，却没有丝毫的悲凄和恐惧，而是镇定自若地静候那壮烈时刻的到来。他在狱壁慨然题诗道：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

梁启超：《谭嗣同传》）

谭嗣同在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命信中写道：“这次政变，是天翻地覆的大祸，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的大祸就在眼前， 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因此，我写这封血书，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做到这一点，嗣同虽生不能救国，死也愿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被捕后的第三天（1898 年 9 月 28 日），年仅 33 岁的谭嗣同和康广仁、

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 6 位爱国人士，终于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惨遭清朝反动政府杀害，慷慨就义，时人呼冤，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就义后，由谭家老管家刘凤池偷偷为他收尸埋葬。次年，他的遗骸运回湖南家乡，安葬于浏阳城外石山下（今牛石），墓前华表上镌刻着这样一幅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维新志士谭嗣同壮烈牺牲了，他的著述，后人集为《谭嗣同全集》。他为了祖国的昌盛而殉身变法的精神，至今还激励着千千万万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