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

1900 年 6 月 17 日，正当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军，沙俄侵略军由旅顺口到大沽登陆的时刻，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根据沙俄由 1896

年到 1899 年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殊优势地位出发，决定“俄国在远东之任务全异于欧洲各国之政策”。这里所说的远东的任务，就是吞并或垄断中国东北，使之成为它的黄俄罗斯。因此，它的政策既要参加镇压义和团的侵略联军，又“不愿取得联军的指挥权”，保待“与其他欧洲军队之共同行动”，这样便可以牵制其他国家，“其他强国如不先得我们（俄国）的同意将不能采取任何的政治办法”。这可以不被中国视为敌国，最低不被视为主要敌国，以装作和清政府有“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在东北的特殊的垄断地位。这个备忘录，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赞许。在整个义和团爱国反帝斗争期间，沙俄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这个备忘录为基础的，即保持和维护清政府的存在，在

关内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进行武装侵略。在东北，单独地进行侵略活动，企图和清政府单独谈判，达成建立“黄俄罗斯”的侵略目的。

6 月 26 日，李鸿章在广州电告维特，说清政府已召他进京，征询维特“高明的意见”。李鸿章原为签订 1896 年《中俄密约》的卖国贼，亲俄派，并因此而失宠。此次又被起用。俄国政府就把加速修筑中东铁路，以垄断东北的贿注压在李鸿章身上。可是，东北义和团兴起，破坏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尼古拉二世在维特的要求下，便利用了这一时机。悍然下令，武装侵入东北。但这并没有改变沙俄政府既定的外交政策。

月 7 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8 月 25 日，沙俄政府向联军各国发出宣言，提出“善后政策”，要求各国共同一致，保留清政府，不实行瓜分政策。并且宣称：俄国政府出兵东北，是出于“一时保护”中东铁路，如果其他列强的行动不造成阻碍，待东北“恢复秩序”，俄国将从东北撤兵； “俄国驻北京公使，协同俄国军队，退返天津，俟中国政府恢复实力，与列国开始谈判时，俄国当与列国一致，委任全权委员，协商前途。”沙俄政府的这个宣言，和 6 月 7 日的备忘录是一致的。企图借以支持李鸿章，保护清政府，以便巩固和取得更多的权益，特别是加强对东北的垄断。
月，沙俄政府急于要将武装占领东北一事取得清政府的承认，用条约加以肯定，又鉴于清政府已经西逃，所以逐渐地准备采取和东北三省的地方政权签订暂时协定，为将来的中俄单独谈判准备条件。9 月 18 日，沙俄军舰将李鸿章接到塘沽，阿列克谢耶夫会见李鸿章时即询问：“满洲的将军们是否有权就移交占略地点进行谈判，直至缔结军事政治协定”，李氏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声称：“将军们有权同俄国人谈判，清政府会承认他们的协定。” 10 月，尼古拉二世、维特、拉姆斯托夫、库罗巴特金、阿列克谢耶夫等沙俄侵略分子，终于确定了和清驻守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签订暂时协定的方针。

1900 年 10 月 5 日，俄军在新民厅（今辽宁省新民县）截获了弃城逃跑的增祺。阿克谢耶夫强令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为代表到旅顺口，和他的代表库斯托维支“谈判”。其实是把阿列克谢耶夫拟好的草案，强令周冕签字划押而已。1900 年 11 月 8 日《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在旅顺口签订。这个暂且章程共有九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而清政府的“地方将军及地方官”对俄军必须“随时帮同”；
“奉天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拆散，收缴军械”，中国军队尚存的“ 军装、枪炮”，“统行转交俄官经理”，俄军尚未占据的炮台、营垒、火药库 “一并拆毁”；
增祺“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静，务使兴修铁路，毫无阻拦损害”，为此，“奉天通省城镇，应叫将军设立巡捕马步各队”；
“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
“营口等处，俄方暂为经理”。

1900 年 11 月 30 日，增祺划押盖印。在这以前，1900 年 8 月，吉林将军长顺开门揖盗，迎接俄军占据吉林城时，也约定清军缴械裁散，只设马步巡捕。沙俄一手炮制的这个假交还、真霸占的暂且章程，肯定对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殖民统治的既成事实。清朝在东北的地方政府成为替沙俄镇压人民，看守铁路，唯命是听的傀儡政权。沙俄派总管监督盛京将军的一切，按着这个章程规定，盛京将军的巡捕队，由沙俄总管发袖标，枪支编号码，中

国军队完全缴械遣散。这就是沙俄政府对清政府“素敦友谊”，“不据东省寸土”，“交还”东三省的实质。苏联早期的史学家罗曼诺夫对这个章程的性质，曾有过正确的评价：“将军都就成了一种对俄国军事长官负责的机关，其作用为维持地方秩序。这显然是破坏了中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主权。”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签订的消息传出以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也被迫不予承认，以“擅立约章”的罪名，将增祺“革职”，沙俄对此事提出抗议，说“此明系与俄为难”，李鸿章又配合沙俄，奏请“俯顺洋情”，于是，清政府又恢复了增祺的官职，使其继续充当沙俄的傀儡将军。但是，沙俄政府却不得不同意“废约”。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不仅增祺是卖国贼，李鸿章也是卖国贼。11 月 13 日，李鸿章收到周冕发自旅顺口关于签订暂且章程的报告，竟秘而不宣两个月，这中间却和乌赫托木斯基共同炮制以光绪名义给尼古拉二世的国书，说什么“准将东三省地方交还中国官吏，俾文官得以治理地方之事，⋯⋯感铭肺腑”。而乌赫托木斯基回到上海又电李鸿章，转致阿列克谢耶夫的谢意，告诉他“满洲文官汉理地方之事，全行重复旧规”，命他切告盛京将军“遇事不可掣俄官之肘”。所谓“文官治理”和“不可掣俄官之肘”，就是清政府地方官员当傀儡，由沙俄武装占据，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由此可见，李鸿章在签订这个章程过程中，充分扮演了沙俄走狗的可耻角色。

乌赫托木斯基秉承维特旨意，在阿列克谢耶夫炮制暂且章程的同时，还让李鸿章“请两官（指西太后和光绪帝）移跸盛京，在彼与各国开议和局”。李鸿章知道办不到，所以没敢提。但是这件事，却更进一步暴露了沙俄称霸远东的野心！在它心目中，“黄俄罗斯”要实现了，再把清朝的中央政府弄到沈阳来当傀儡，全中国岂不都沦入沙俄的魔掌之中吗？然而，沙俄的好梦不长，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