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户口争夺

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 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 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 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 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

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 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 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 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

《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 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