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

为了理解十八世纪，仅仅了解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是不够的。但这一世纪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里的斗争历史，本书没有涉及。然而，这里应当论述一下这个时代的精神，它引起了这些斗争。尤其是，它同这个时期的哲学密切相联系。对任何时代的精神进行分析，充其量是一种困难而又吉凶未卜的冒险。不过，我们这里应该尝试说明某些表征十八世纪之特质的重要特征；我们打算简要地考查一下它的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切促成了一种宽容人文主义的诞生。

现世主义在这里是指热衷于现世和尘世的生活，它区别于那种超脱的、一心想望来世生活的态度。理性主义是指相信人类理智的能力、相信个人判断的态度，区别于对他人教条式权威的仰赖。最后，自然主义是在这样意义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说，相信自然过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超自然的干预。

刚才所述的这些态度表征了所谓的“古典主义”，亦即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人处于鼎盛期的精神。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中世纪人对它们却闻所未闻。只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由于激动人心地同古典文献接触，它们才逐渐被恢复。科学本身是这些新观念的产物。它不是这些态度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然而，科学在十七世纪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极大地有助于证明这些观念是合理的，激励它们也同科学、技术和哲学以外的问题发生关系。十八世纪的精神领袖们正是试图这样做的。而且，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因此，他们猛烈批判教会要求权威的一切教条，批判国王及其宠臣的“神授权力”。因此，他们尽力使自己的时代成为彻头彻尾的“理性时代”，尽力谋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尽力抵制国家干预宗教信仰和公民

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热忱地“启蒙”人民，引导他们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斗争，反对任何剥削和压迫。

“启蒙运动”实际诞生于十七世纪，而且是在英国。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导致了这个结果。致使一个国王身首分离（查理一世于 1649 年）和另一

个被废黜（詹姆斯二世于 1688 年）的那些事件，势所难免地动摇了人民对国王的“神授权力”的信念。一个教派一旦当权便大肆迫害，同统治教派不合的国王则搞阴谋诡计。这使一切教派都有很多成员相信彼此宽容是明智的。1651 年的航海法实施以来，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这也助长了宽容精神。并且，这个时期英国有些伟人（包括弥尔顿和洛克）雄辩地宣传宽容的信条。英国人作出了一些十七世纪里最为重要的科学发现。这一事实表明，这种正确的精神当时是存在的。启蒙运动从英国传播到法国，又从那里传播到德国和其他国家。伏尔泰以居间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这整个运动。他在 1726 年访问英国，成为英国科学、英国哲学、英国宽容精神和英国常识的热忱宣传者。他的《哲学通信》（Letters on the English）（1728 年）在巴黎被公开焚毁，但这无碍于它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伏尔泰宣传宽容，同压迫进行斗争是那么持久而有效，以致有人认为十八世纪是“伏尔泰时代”。

对国王的“神授权力”的诘难表达为这样的论点：甚至君主也对其子民负有义务。老米拉波鼓吹这个思想，他在他的《人民之友》（L’Ami des Hommes）（1756 年）中要求路易十五做一个 roipasteur［牧师之王］，而不是 roi soleil［太阳之王］①，并在他的《租税理论》（Théorie de l ’ Impôt）（1760 年）中大胆力主，一个国王只有当证明其功劳大于花费时，作为一国之主的地位才是合理的。米拉波由于鲁莽而遭囚禁，但他仍坚持己见；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认为，以“国家第一公仆” 的面目出现，是明智的。反过来，要求个人自由的呼声则反对不劳而获者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康德从哲学上表达了这种抗议。康德力主，应当把每个人都看做为终止于他自己的结果，而不只是工具。功利主义者也在他们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理想中表达了这一点。

在对教会权威的反抗中，认为品质和行为远比宗教教义重要的观点流行了开来。这个时期的作家始终坚持不懈地嘲弄教会，讽刺它们肆意迫害不相信教义的人和包庇不道德的行为。蒲伯的《论人》（Ⅲ）（Essay on Man）中那著名的两行诗表达了这种对行为和品质优先性的信念：

让不识礼义的狂热者去为信仰方式奋斗，他们一定不会弄错哪些人的生活方式对头。

莱辛的《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1779 年）更是把这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著作把十八世纪宗教思想的精华包罗无遗。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在位执政期间，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达到了极点，中央王权空前强大，成为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译者

人本主义和博爱主义之在时代精神中处于主导地位，自然地导致这时代倾向于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伏尔泰公开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自私和种种有害倾向。他力陈，对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们是十分好的东西，不等于在理性时代也十分好。理性的作用应当团结一切人，达致四海之内皆兄弟，并把所有国家邦联成为一个伟大的“博爱的祖国”。许多十八世纪大思想家，包括康德、赫德尔和歌德都抱有这个理想，而没有人因之便认为他们不爱国。然而，这种博爱主义超越时代太前了。十九世纪里，民族主义和侵略主义的狭隘精神迅速增长，这种精神后来在有些国家里蜕变为极其野蛮的暴虐。同十八世纪的博爱主义相比，二十世纪看来是在开人类进步的倒车。约翰逊博士（1709—84）曾明确地预言，爱国主义可能被罪恶地滥用，他称那是“恶棍的最后一个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