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每公顷土地的价格和收入

我们已经考察了紧接着黑死病之后那些年代所特有的两个重要经济现象

——商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并且看到其变化不可全部或直接由于黑死病。

① 作为主要的经济条件在法国发生影响的是百年战争而不是黑死病，这种影响从这个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法国土地价格的下降中看得最为清楚。假如黑死病具有头等重要性，我们就应该在英国看到同样的现象， 即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土地价格的下降。但是，入侵、蹂躏和劫掠——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造成的动乱似乎达到了足以引起法国土地价格下降的程度（《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第

477 页）。

工资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劳动费用是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再考虑到立法的证据，就更是如此了。因为 14 世纪欧洲各国的法律文书中充满了旨在压低工资和限制农民、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的法令。与其作用密切相联的是劳役折算问题和维兰或早或迟的解放问题。工资是否压低、农奴解放是否由于黑死病而加快、劳役折算是归因于黑死病还是归因于别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在历史学家那里都是悬而未决的。在这里，必须谨慎地做出概括性的说明。至少在温彻斯特主教的庄园中，黑死病之后并未出现被早期历史学家简单地归咎于它的那些灾难性结果。维兰没有罢工，也没有发生迅速的劳役折算。①在整个欧洲，是农业劳动者、行会工人，家内服务人员、甚至牧师举行罢工，要求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补偿。

在大陆的立法中，我们看到许多限制罢工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法令证据。

在西班牙，黑死病之后，地主使用奴隶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奴隶一般是萨拉森人。这等于抛弃二元的庄园制度，因而遭到农业劳动者阶级的强烈反对。为了他们的利益并因为他们提供了抑制封建贵族的方便手段，王室既干涉阿拉贡又干涉卡斯蒂利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一个拥有足量资本以接受租地的英国式的小农阶层，这就使黑死病之后可获得的土地落入市民手中，他们利用农奴劳动者耕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了一项劳动政策，科瓦列夫斯基认为，这项政策把正常的工资削减了 1/3 到 2/3。在欧洲各国中，几乎只有威尼斯以一项精明的经济政策应付了黑死病的后果。所有旧的限制暂时中止了，这有利于自由的经济竞争。威尼斯以容易加入行会和真正获得一切工业和商业权利甚至公民权的许诺引诱外国移民移居其境内。利用这种方法，威尼斯和特拉·菲尔马的人口增加了；在短短几年内，又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普遍状况，并且有可能在避免任何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度，而这些社会动荡曾使其他不甚开明的政府遭到打击。在锡耶纳实行了一种有些类似的政策；在奥尔维耶托⋯⋯他们想到了根据市场状况变化调整工资和物价比例的方法。①13602360_0531_0</PGN0531.TXT/PGN>

两个最重要的劳工法案是 1349 年英国的法案和 1351 年法国的法案。也

许英国是这种形式的立法的创始者。这一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农村农民中的动乱要比城市工人中的动乱大。显而易见，英国还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英国工业的发展直到兰开斯特王朝时代（1399～1461 年）才开始。

我们已经引用过编年史家奈顿的论述，他对于英国农民的不满做了生动的描述。

劳动者是如此的高傲和顽固，甚至连国王的命令也置若罔闻。因此，凡欲雇佣他们者，都需付给他们所要之物，或者失去他的水果和粮食，或者满足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后来，国王将许多劳工逮捕，关进监狱；许多人退却，逃到丛林中；而那些被逮捕者则被处以沉重的罚金。

1349 年 6 月，土地所有者的叫嚷和农民的骚乱导致了著名的劳工法案的

产生，法案的序言写道：

鉴于大部分人民，主要是工人和雇工死于黑死病，并且某些人趁主人需要和缺乏雇工之机，要求主人付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否则不愿为主人劳动；而另一些人游手好闭， 宁愿乞讨餬口，而不愿劳动谋生⋯⋯根据我们的高级教士和贵族及其他有技能者之建议，特规定：王国之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人，年龄在 60 岁以下者，无论自由的或非自由的，若非靠做活为生，或无钱财以维持生计⋯⋯若需要为别人工作，其工资须按朕

① 见伊丽莎白·莱维特文章，载于维诺格拉多夫的《牛津社会和法律史研究》第 5 卷。

即位后第 20 年的惯例支付。①13602360_0532_0</PGN0532.TXT/PGN>

然而，人们勿需把同情全部倾注到工人阶级身上。那时像现 在一样，雇主和受雇者的关系这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有两个方面。沙夫第斯伯里的女修道院院长不敢驱逐犯有极大浪费罪的佃农，怕的是失去劳动力，她的审案记录在一本年鉴中得到了生动的解释。行会工人的罢工不仅是为了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且是为了减少劳动天数。在德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星期一是星期天的兄弟。”

与 1351 年法国的“劳工法案”相比，英国的“劳工法案”已经得到如此深入的研究，而关于它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容易得到，因此我们扩大对法国法案的研究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它仅适用于巴黎城和巴黎郡，而不像英国法案那样，适用于整个王国。它比英国法案更为彻底和复杂。其实施程度却不如英国法案清楚。甚至法国历史学家关于它也没写出什么东西，这可能是原因之一。①好人约翰的立法部分地是以 1307 年 7 刀 7 日腓力四世的大敕

令为基础的。这个新的立法颁布于 1351 年 1 月 30 日，它在 62 个标题下包括

250 多项条款。

黑死病的结果是工人工资和食品、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约翰二世企图调整工资和物价。他规定了妇女日工的最高雇佣工资限额。对于全年受雇的家庭佣人，他规定：巴黎的卧房仆人每年的最高工资为 30 个苏，并提供

他们须穿的鞋子。保姆的工资至多 50 个苏，牛奶房女工从圣马丁节到圣约翰

节（11 月 11 日到 6 月 24 日）为 20 个苏，从圣约翰节到圣马丁节为 30 个苏

或者总共 50 个苏。对收割者和打谷者的工资也以同样的比例做了规定。农业

劳动者中最优越的阶层，即播种者和收割者每天工资不得多于 2 个苏 6 便士。在规定农业劳动者和家内仆役的工资之后，又规定了行会的工资。从圣

马丁节到复活节，石匠、瓦匠、石板瓦匠、采石匠、木匠的工资是 26 便士，

他们的助手是 16 便士；从复活节到圣马丁节，白天变长，他们的工资增加到

30 便士，其助手是 22 便士。各种商品都规定了价格，一般物品不可超过最高价格。这些价格是根据什么原则规定的呢？这项法令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们承认，日工和手艺人自从黑死病以来更富有了，但他们服务价格的提高不得超过 1/3。工资与价格以同一比例增加。于是，为了不使商品普遍昂贵，规定了有利于消费者的最高价格。

但还有降低价格的方法，即增加工人人数，废除行会的限制性章程，这些章程阻碍巴黎的匠师数量增长。许多行会章程限制学徒人数，以减少未来的竞争者，因为这些学徒都是未来的师傅。国王约翰重申 1307 年法令的原则，笼统地规定，雇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雇佣学徒。这个法令的全部条款都值得注意。关于学徒期限和学徒工资的狭隘规定废除了。关于一项专门行业例如制造皮带和鞣革制鞋行业。有这样的规定：“制带者从万圣节到三月中旬可在夜间工作，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佣学徒；两年结束时，这些学徒可经营自己的行业，并制造他们能够制造的产品。”这样，我们看到又一项狭隘的行会规则失败了。夜间工作得到了明确的认可，至少在冬天的月份里是如此， 这项措施被采用，以增加生产和降低工业品价格。

但在行会消亡之前，并非全部行会的限制都取消了，某些古老的规则依

① 勒瓦瑟：（《工人阶级的历史》第 1 卷，第 501 页及其后诸页）似乎是第一位提及它的存在的历史学家。仅见《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第 437～475 页。

然存在。例如：任何人不得同时从事两种不同的行业；商人不得滥用他们的手艺人和学徒。规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因此，任意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了。

应当注意，这项法令规定了某些行业的师傅的人数，这是为了给他们一项垄断。但要注意这是哪些行业。在巴黎应有 30 个酒商经销市民的酒。60

个酒商销售勃艮第酒。至多 60 个柴草过磅员。但这些职务是由商会会长或巴黎的皇家商会长、市政官任命的实实在在的职务，并非生产职务。故而这些任职者是公职人员。

其他行业的师傅如金匠、布商和石匠的数目是不受限制的。每个工人在其学徒期满后，可在巴黎市开业，不管其学徒期是否在巴黎度过。他只须服从本行业的总章程和缴纳入会费。

因此，“行会被国王约翰的法令破坏了”之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一切都表明行会继续存在。管事师傅仍是行会首领，他们检验出售的商品，管事师傅由行会成员选择，但要经国王商会长批准，并向他宣誓。他们向商会长汇报他们所发现的违法行为，但管事师傅本身也是审判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官。然而最终裁决权掌握在会长手中。一句话，国王约翰的法令对行会制度表示宽容甚至尊重；它仅仅为了公众的利益规定了物品的价格；它在行会中坚持“开放”政策，并废除了某些限制。

有人认为，法国王太子查理发展了其父的法令，规定工作完全自由。人们引用他在摄政期间于 1358 年 9 月写给巴黎成衣匠的信件为证。此时的成衣匠与马甲制造者不和，后者垄断了马甲和衬衣的织造。当马甲还是时髦之物时，查理的法令承认了这项垄断权；但现在马甲变成普通的服装，因而一般的成衣匠要求许可他们制造。查理五世指派巴黎的商会长调查这个问题；他规定，成衣匠从此也可以制造马甲。查理并未用这项法令破坏行会，像某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只是在这种服装流行后，允许两个行会制造它们。

1351 年的法令还包含着关于在巴黎买卖的有趣条款。为了不使逃避最高限价法令的事情发生，人们被要求白天在公开场合下出售货物，以便对之进行控制。结果，外地商人只能在交易厅和市场上出售货物。甚至巴黎人在巴黎以外贩来的商品，也只能在交易厅中出售。行会师傅要检查这些货物，他们的权力得到巴黎市长、沙特莱城堡的审计员、公共起诉人和商人会长的支持。巴黎市民被禁止求助于外籍商人。只有在预定的信号发生后，市场才能开始进行交易。巴黎平民有购买自己消费品的优先权，剩下的物品方可出售给别人。出售鸡蛋、黄油和其他消费品的小贩没有遭到禁止，但对他们的收益却有规定；出卖 20 苏的物品赢利不得超过 2 苏。

这项法令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我们所见的关于 14 世纪工商业组织的最长的法令，其详尽程度令人惊讶。但应当记住，这是一项在特殊情况下为抵抗可怕的危机而制定的法令。很明显，王室为了消除危机而进行干涉，但危机过后，这项法令就不再有效，这情况酷似 1307 年腓力四世的法令。王室想长期固定工资和工业品价格是办不到的。对其中的许多条款，行会不愿遵守， 例如那些关于废除限制学徒年限的规定。然而，预期的目的之一达到了—— 价格下降了，与其说这是这项法令的结果，勿宁说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法国情况恶化——继 1358 年马赛领导的巴黎起义后，又发生了扎克起义，以及虚张声势者罗伯特·诺利斯爵士和被称为大祭师的阿尔芒·德塞尔沃莱之流领导的“自由支队”及英国军队的可怕的蹂躏。灾难是深重的。当生活必需品缺乏时，哪里又有奢侈品？人们的要求到处在减少。工人几乎不能维持生存；

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实际上似乎比黑死病之前的价格还低。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限制工资的劳工法令没有生效，并且由于许多强壮的劳动者不服从劳工法令而被捕入狱，从而使劳动力的困难状况更加恶化。

就古老的劳役租向货币租的转换和农业租佃制的采用而论，这些不可抗拒的铁的事实解除了过去领主和维兰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使领主不能无视已经在业的佃农的意愿，随意增加佃农的负担和改变其义务，从而保护了农民。但在骤然而来的危机中，它并未按相反的方向起到使领主免受维兰剥削的作用。在这种新旧形势的斗争中，农民几乎到处都获得胜利。

黑死病加速了地租形式的转换，紧接着，是一个特殊有利于维兰获得自由的混乱时代。他们大批地放弃了自己的小块持有土地，而领主也发现，固持传统的义务极其困难， 便愈来愈愿意在货币租的基础上进行协商。①13602360_0537_0

但是黑死病并未导致这个运动；它只是加速了一个先前已有的运动。因为从

1. 世纪以来，（且不追溯以前）在欧洲进行的那个经济和社会革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货币关系取代了劳役关系。欧洲的自由佃农或拥有自己土地和少量农奴的人的数量超过人们通常的估计。与大陆相比，英国在这个缓慢的变化方面比较落后。在英国，劳役折算直到

   15 世纪初才成为普遍现象；在服从新形势方面，教会到处都落后于世俗社会。

不论如何，把黑死病提高到唯一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力量的尊严地位”① 是错误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复杂的现象与之混合在一起，使人们不易肯定黑死病是 14 世纪变化的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因素。历史上有这样的时代， 那时经济和社会力量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所产生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些因素繁多而形形色色，因此无法进行社会统计。历史学家仅能确定一件事情，即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经成功地理解或控制过自然的发展或自然的衰落。人死了，但时代的脚步却没有停止，这种运动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是“进步”还是“衰落”？谁说得清？最多只能说，时代在变化。

① 维诺格拉多夫，上引书，第 1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