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到 13 世纪末，一个新的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一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旧欧洲的政治理论和政体形式是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的，经济条件是封建的，甚至哲学和神学也是封建的，因为经院哲学一直支持封建社会现存的政治体系和阶级体制。但是，到了 1300 年，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内容几乎处处都在冲破旧时代的外壳。新经济条件正在形成，新制度正在顺应新的需要。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正在取代人对于社会的关系的旧哲学。

1250 年至 1291 年短暂的 41 年间，重大事件同时绽生犹如万炮齐发，击碎了封建鼎盛时代的社会制度，致使欧洲各地旧秩序处于土崩瓦解之中。1250 年，随着皇帝腓特烈二世①的逝世，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以来出现在历史上的中世纪帝国消逝了。1268 年，法国王储昂儒②的查理占领了前属霍亨斯陶芬朝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王国，因而触发了一场政治革命。两年以后的 1270 年，法王圣路易九世死于突尼斯城前的沙滩上。1273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从而结束了德意志的大空位时期。年以后，马尔赫平原大捷（1278 年）①又使他占有奥地利，并建立起哈布斯堡王朝的强权。1282 年，在西西里对法国人的大屠杀使阿拉贡成为海上大国和地中海强国， 从而必然导致了地中海国际关系的改变。1291 年，瑞士的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德三州的自由农民联合组成了一个更完善的联盟，以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政治结构——瑞士邦联的历史由此开始。

正当这些历史事件改变着西方之时，东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东欧，1261 年希腊人摆脱了自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就强加于巴尔干半岛的拉丁帝国的统治。在亚洲，1258 年蒙古人洗劫并平毁了巴格达。紧接这一东方变局之后，1291 年回教徒夺取了阿克这最后一块当时仍在十字军的耶路撒冷王国控制下的基督教领土。在北欧，条顿骑士团于 1283 年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占领。1295 年当马可·波罗结束其在中国和远东的惊险旅行而返回欧洲以后，西方便与远东建立了联系。

市场和商路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而开放或关闭。在利凡特贸易中，法国和阿拉贡成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对手。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垮台使威尼斯丧失了 1204 年以来享有的黑海和爱琴海的贸易垄断权，并由热那亚取

而代之。因为 1261 年的革命②是由热那亚外交界策划，并得到热那亚金钱资助的。由于蒙古人的胜利使伊斯兰教国家比基督教国家付出更大的牺牲。因而巴格达的毁灭和埃及在巴勒斯坦的胜利使西亚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生了商业变革。蒙古人统一了除印度以外的整个亚洲，并将俄国大部分土地并入庞大的蒙古帝国，遂使东西方的联系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此后不久，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向惊讶的欧洲人揭示了远东各国各民族的真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 年在位。——译者

② 旧译安茹。——译者

① 马尔赫平原大捷为哈布斯堡王朝与波希米亚王国之间的战争，哈布斯堡家族胜，波希米亚王奥托卡尔于此役阵亡。——译者

② 指 1261 年尼西亚帝国在热那亚帮助下，推翻拉丁帝国统治，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恢复拜占庭帝国王统。

——译者

正风貌。在北欧，律贝克、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那些善于经营的日耳曼商人正致力于使波罗的海变成德国的内湖，并将使德意志贸易势力迅速扩张到诺夫哥罗德，那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商业中心，销售着来自中国、印度、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商品。

在上述重大事件发生的同时，一些不那么富有声色的力量和过程自从十字军远征开始以后就一直在发生着，到 13 世纪末，已经或正在达到高潮。这是一些经济和社会力量。早在十字军远征一开始，急于进入利凡特市场，并夺取对丝绸、香料等东方奢侈品的厚利贸易的控制权的欲望，就刺激着阿马尔菲、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航海城市。不久，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港口城市，诸如马赛、蒙彼利埃、纳尔榜和巴塞罗那等也加入了这场竞争。甚至伦巴第的那些内陆城镇也由于这类贸易而兴旺致富，人口日增。由于这类贸易的数量和品种增长迅速，故而大量上行至波河流域，因而伦巴第平原诸城充当了翻越阿尔卑斯山诸隘口向中欧、北欧分销商品的中介人。所有伦巴第城市都从这项贸易中获利，米兰、帕维亚则由于它们地处通往阿尔卑斯山各隘口的战略要地而获利最大。

阿尔卑斯山以北，来自伦巴第平原的贸易货流日益增长，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并通过其支流美因河、摩泽尔河、鲁尔河和利珀河分布到整个中欧。同时，利凡特商品从威尼斯输入南德，在此，又经多瑙河及其支流将它们分散出去。这类商品经过罗纳河—索恩河—默兹河路线供给整个法国东部和中部。沿上述路线的临河城市，如多瑙河流域的雷根斯堡、奥格斯堡、纽伦堡； 莱茵河流域的巴塞尔、施特拉斯堡、美因兹、科布伦茨；法国的里昂、巴黎、特鲁瓦和香槟集市全部繁荣昌盛起来了。佛兰德是莱茵河、默兹河两航路的交汇处，亦是这两条航路同北海、波罗的海商路的联结处，故到 13 世纪末， 被称为“北欧的伦巴第”。这里，布鲁日、根特、伊普雷、列日和卡塞尔诸城人口众多，殷实富庶，堪与南欧诸城相匹敌。再向东，在下德意志，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汉堡、威悉河口的不来梅、波罗的海角地的律贝克以及位于德国内陆的不伦瑞克和哈雷都是佛莱芒集团①势均力敌的对手。

然而，这类贸易并非都源于东方。中世纪欧洲也已经知道开发其本地自然资源，鼓励发展其省区和地方的商业，甚至鼓励进行一国与他国之间产品的国际交换。工业的发展也日益迅速。城市是手工业产品的制造者和中介者。各城市手工业的特点是由环境决定的。因而，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德国的纽伦堡、比利时的列日等由于邻近铁矿，其制铁业便出类拔萃。拉昂、伊普雷、康布雷、瓦朗西安等城市专长亚麻织造，水平极高，以致它们的名字在一些纺织业术语中保持至今。例如“上等细麻布”（Lawn）一词来自拉昂（Laon）， “麻布”（Cambric）一词来自康布雷（Cambrai），“桌帷”（Va-ence）一词来自瓦朗西安（Valenciennes），“菱形花纹织物”（diaper）的词型来自伊普雷（Ypres）。南欧的佛罗伦萨和北欧的根特是两个最大的毛织品中心， 而佛罗伦萨在呢绒印染工艺方面居全欧之首。依据经营商品或制造手工业品的品种而组成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在生产和分配两方面的调节中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累积发展的结果是在工商业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新

① 指低地国家（相当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领土范围）的城市集团。——译者

的财产形式。13 世纪的欧洲处于变革的阵痛之中，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工业化。农业仍然是最普遍而且产量最多的部门，但已经失去往昔那种几乎囊括一切的特征。由于新型财富的竞争和成千上万农业居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土地价值大为下降。在工商业活跃之处，僧侣和贵族等有产阶级， 便受到这些变革的沉重打击。

这种种深刻的经济变革还导致了社会变革。农奴制衰落了，并且在 1300 年以前，欧洲某些地区的农奴制就已经泯灭不见了。13 世纪末，欧洲农民的社会处境，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在人身和财产权利方面已经不象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恶劣。许多农奴，以前按领主意愿随意被征税，此时也上升到维兰的地位，于是他们的义务靠习惯法确定，领主不能再任意改变税额和强制征税；至于自由维兰，他们实际上成为租地—纳租的租佃农民。当然，还存在许多农奴，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如果还有的话）处境仍象以前那样艰难。给予农奴人身自由权是实质性的进步，这并非由于新的人道主义，而是由于自由劳动比农奴劳动更为有利可图，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主更愿意采用自由的维兰制，而不喜欢受奴役的维兰制。当然，农民也是如此。城市的兴起，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缓慢进步，促进了农民在这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增长。伴随这些变化，领主征课的沉重的磨坊及面包炉税和劳役有所缓和。以前的农奴村庄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设有地方官的自治村社。至今，法国许多村社仍保持着它们由以形成的庄园化教区的领土边界， 它们当今的名称和位置与它们在中世纪的名称和位置相一致。不仅人身的奴役极大地衰落了，而且对昔日繁杂的“贡赋”也有了限制，其中最为苛刻的项目被取消了。地方庄园的税收可能还是有些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征税的种类和征收方式的固定化对于防止滥用征税权提供了某些保证。很显然，13 世纪末的许多农民同前一时代的农奴相比，处境已大不相同。我们切不可因一些旧时代流行词语的反复出现而被蒙蔽。这些词句可能仍在使用，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它们常常代表着一种法律上的概念，却不再反映实际的历史环境。甚至一个贵族也可能购买一块属于维兰租佃地上的地产，正如今天人们可以购买一块带有某种古老契约条件的不动产一样。

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新的城市生活又使中世纪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这样，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被奴役的农民变成自由人和市民；各种手工业技术发展起来，且以它较高的工资待遇和更自由的人身关系吸引农业劳动者离开农田前往城市作坊，成为职业工人；封建贵族和占有土地的僧侣虽仍保持了以前的社会名望，但却逐渐丧失了他们一度占有的由特权带来的经济优势，其中许多人成为“有地产的穷人”。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2、13 世纪的经济社会变革比以后任何一场革命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运动更为重要，因为它比这两场运动更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

政治和行政制度也由于这些新的条件而发生了变化。自由的自治城市给欧洲带来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单位，这种单位与诸如公爵领、侯爵领、伯爵领以及其他采邑那种陈旧而为人熟知的封建“主干”毫无共同之处。除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之外，各地封建政府还被迫改变了其旧有的行政管理形式，使自己适应新环境。不久，新兴市民阶级作为补充僧侣和贵族等级的第三等级跻身于封建“等级代表会议”中。在英格兰，市民出席了 1265 年的

国会和 1295 年的所谓“模范国会”；在法国，第三等级出席 1302 年首次“三

级会议”；在卡斯蒂利亚议会中，我们也看到有“城市公社代表”；1356 年， 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市民地位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资产阶级进入英国的最高法院和税务法庭、进入法国的巴黎法务院和财政部等行政、司法机构。甚至可以看到市民担任了除财政、司法大臣以外的顾问官和国家各部大臣，即我们可称之为内阁阁员的职务——而在 16 世纪以前，财政、司法大臣总是由教会人士担任的。

中世纪封建经济的衰败和建立于工商业基础之上的新经济制度的发展， 要求各国政府修改其税收和财政章法，以适应事物的新秩序。新的财富的出现需要设立新的税收种类和新的征税机构。到 1300 年，货币经济已大体上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这是因为工商业需要使用货币来经营，而与此同时， 农业则长时间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换来维持。封建制度在这方面的衰落，影响着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每一个政府分支机构。

1300 年以后，从进出口贸易征收巨额税收的作法——甚至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建议——在欧洲也司空见惯了。商业在整个欧洲和东方流行开来。①

早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由于曾在许多世纪里维护封建欧洲的政治社会结构而保持下来，自然也由于这些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君主制度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推翻源于封建主义的陈旧政治理论。封建政体所固有的相互制约性和契约性的概念不仅已开始被上级权力的概念所代替，而且已开始被君权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的概念所代替。同时，新兴资产阶级从下面公开提出政治代表权的要求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因为教会在欧洲是最有特权和最富有的机构，所以教产成为人们抗议的突出目标。修道院和修女院的巨大赠产，尤其是骑士团的庞大而不承担义务的财产，激起了君主和平民双方的不满和觊觎。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末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从经济上看，它是工商业努力摆脱庄园和农场束缚，建立商业贸易中心——城市的胜利；从社会上看， 中世纪末期是社会下层阶级为争取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斗争。14、15 世纪历史中的每一方面，甚至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反映了这些变化。这几个世纪中，实际上消逝的是整个中世纪社会。

然而，必须明了，尽管上述情况在 1300 年前后的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 但它们并非处处都有同等的优势；在新的精神潮流发展中，也是如此。“新思想”并非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表现得同样激烈和明确。历史的变革既是一般状况的结果，亦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然而“特殊”通常也是来自“一般”。偏离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地方或民族的情况不同，或由于统治权力的特性、或统治者个人的禀性不同所致。

虽然在 13 世纪末，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经济制度、甚至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而盛行于整个中欧和西欧，但是封建政府的形式、封建制度盛行的性质和程度却多种多样。在英国、法国和卡斯蒂利亚， 趋向于发展民族意识、扩张领土、实现统一及强化君主专制。德意志和意大

① “商业观念处处可见，实用哲学开始起支配作用；在商业的实利欲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时代主要的外向活动的基本动力。”——比兹雷：《近代地理之曙光》，第 3 卷，第 12 页。“我们经常粗心地把中世纪面临的问题设想为类似于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并依照解决我们的困难所提出的办法而去设想解决办法，然而，当时的许多问题及它们的解决办法可能在细节上与现在很不相同。”——斯蒂芬森，载《美国史学评论》，1930 年 4 月，第 507 页。

利则缺乏任何民族感情，其政治变动呈现为离心倾向。在德意志，这种趋势表现为封建地方分立主义和市民独立要求的双重形式。各自由城市要同时向王权和诸侯两方面作斗争。另一方面，在意大利，由于城市共和国几乎在各地占有优势，因而除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以外，封建制度早已徒有其表。教会在其政治理论、管理方式和物质状况两方面都是中世纪性质最鲜明而近代化因素最少的机构。

然而，14、15 世纪的欧洲却在一个方面衰退了，这就是生活态度。社会制度在 14 世纪进步极快，但令人沮丧的舆论却是，优雅的生活态度不时兴了。这种看法适用于整个欧洲，甚至 14、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不例外。当人们从 12、13 世纪进入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和近代头一个世纪时， 惬意但又荒诞不经的“进步”信条引起了巨大震动，这几百年间的数代人在荣誉感、优雅礼貌的举止、仁慈心、对个人或对社会的责任感、容忍和克制力以及对生活奥理的虔诚等方面，比他们的前辈低劣得多。

随着封建鼎盛时代的旧秩序在政体、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生活态度方面的消逝，人们的道德水准也发生了变化。道德水平象物价和财政收入一样极不稳定，有时似乎已堕落到崩溃的边缘。任何社会阶级都难免受此毒害。无论僧侣还是俗人、国王还是朝臣、男爵还是神父或市民，都不能与前一时代同阶级的人们的品性相媲美。1300～1600 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12、13 世纪的社会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贵族所组成。而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 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市场权、税收权和铸币权进一步充实了封建领主的财源。

这个富有的有产阶级除土地之外还拥有另一类财产，即家用金银器皿、教会金银器皿、金条、窖藏金币和珠宝等等。教会的这类财产特别丰厚。但是，它是闲置的财富，既不投入流通，也不用于生产。

地主从其农奴和佃户身上征集的岁入并不用于经济目的。它们被分散用于济贫、建筑纪念物、购置艺术品或贵重物品，以增添宗教仪式的华采。财富、资本⋯⋯在一僧界贵族或军事贵族手中是固定不变的。①13602360_F16_0

在自然经济时代，王室和贵族的家庭仅为消费而组织起来。购买用品只

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经商牟利。可能也会有贪图利润的个别事例。但是， 它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作法，是 12 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所有这些固定和封闭着的资本都必须变成流动的增殖的资本，然后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人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说明这种变化。桑巴特①的理论认为，以前用产品支付的庄园地租的货币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发生，然后， 许多窖藏金条和金银器皿转变为流通货币。但是，这种解释至多仅说明了一半问题。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大部分已被事实所否定，而只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多数事实表明，欧洲最初的大私有财产产生于那些非贵族人士、即新兴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企业。而贵族间或参与这些企业的事例也只

① 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 年），德国经济史学家，曾任教于布雷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以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发展而著称。——译者

证明其贫穷，而不证明其富有。大笔金钱作为地租转化结果而集中在这些贵族手中的情况，并不明显。

犹太人的情况也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准确的。犹太人是不许占有土地的， 因此，地租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些显然属于他们的财产。唯有商业和合股金融业能增加他们的巨大财产。中世纪晚期城市的部分财富来自地租。但是小市民群众能够偿付高额租金这一事实，说明剩余资金已确然无疑地存在，而它必定产生于工商业中。

这种变化的基地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在企业，而不在土地。12、13 世纪的商业复兴促进了这一变化，而这种商业复兴一方面与十字军东征无关， 另一方面又受十字军东征的刺激。我们不应停止于争论究竟是十字军东征刺激了商业，还是商业刺激了十字军东征；是贸易造就了城市，还是城市造成了贸易大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上。十字军东征带来的较为自由的交通、城市运动的进展、城市间以及国际间商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使经营方式必须改进以适应新型商业交易的性质和范围的条件，这样说就足够了。如同马修·帕里斯*所贴切表述的那样，人们开始认识到“撒下他们的金钱种子使之增殖”是可能的。城市、贸易和资本主义在欧洲一齐出现。商业、制造业、银行业、经营技术、信贷，全都起源于城市。于是，资本逐渐具有新的意义； 它是增殖新价值的价值，或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增殖剩余价值的价值”。财富不再象以前那样固定不变，而成为流动的、易变的。因此说，货币成为一种生产的手段。从货币价值方面说，生产被视为取得更大价值的手段。领主不再要求附庸和农奴提供劳役，而转为要求支付货币。雇佣劳动比强制劳役报酬丰厚。自由劳动者比农奴劳动者生产效率更高。商业契约关系取代了旧的封建联系和庄园关系。货币化的城市租金成倍增加。“城市居民的持续增长使这些城市越加富有⋯⋯。随着城市财富的增加⋯⋯它们越来越具有工业特性，农村工匠大量离弃农村涌入城市。”①城市成为工商业中心，而其中最大者已拥有国际商业联系。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最早的欧洲国家。其原因是双重的。首先，由于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半岛的地形，使意大利各城市得以控制富庶的利凡特贸易。这是一项以丝绸、香料、珍贵染料、宝石等东方奢侈品为主的商业，它可以从少量货物中牟取巨额利润。一艘往返于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威尼斯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欧洲向缺少铁和木材的埃及运去铁和木材，并满载丝绸和香料返回，每次往返通常可得 100％的收益。其次， 教皇从西方基督教各国征收的彼得税、教产税、什一税、赎罪券金以及诉讼费用等巨额教会岁入源源流入意大利。单是“就教职首年税”就等于一位新任主教就任第一年内一个主教管区的全部收入，它是作为授圣职费而征收的。据说 1252 年教皇从英国得到的岁收是英国王室年收入的 3 倍，由此可以说明这些款项意味着什么。13 世纪拉特兰①的收入肯定远远超过欧洲所有君主收入的总和。罗马不仅是欧洲的教会首府；而且是欧洲的财政金融首府， 13 世纪教廷的金融实力俨如今天的大国际银行家的实力。

当货币经济在欧洲逐渐流行时，最重要的金融家便是货币兑换商。各国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因而，各个不同国家的商人无论在何处进行贸易，都需

① 《美国史学评论》，第 19 卷，第 506 页。

① 罗马的拉特兰宫，教廷重要会议多在此举行。此处意指罗马教廷。——译者

要有货币兑换商效劳。各主要城市都有货币兑换商的柜台，而且往往是设在集市上。商人和货币兑换商集中在某些确定地点，以便从事交易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热那亚的“老市场”，就是为此而设；在威尼斯，货币兑换业务集中在里亚尔托（市场）附近以及圣马克广场；在佛罗伦萨，为进行金融交易而在“新市场”建立了一个回廊；在蒙彼利埃有“商人驿馆”；在布鲁日， 有著名的交易所。

银行业务在中世纪的基本形式是借贷，它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在东方， 货币兑换业是一种古老的行业，但对西方来说却是崭新的行业，十字军东征以前的一百年内由阿拉伯传入西西里，后来又传入意大利。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哈克曾在 997 年提到巴勒莫的货币兑换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诺曼人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占领以及十字军的东征，对商业、特别是对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货币兑换和借贷是这种贸易复兴最初的副产品。1111 年，在卢卡出现了货币兑换商行会。1138 年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在一份特权证书中提到了货币兑换商的柜台。1156 年，在热那亚使用了“交易所”一词。1200 年以前，货币兑换商和商人这两个词可以交替使用，这一事实证明货币兑换业、贷款业和商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银行家的“桌案”和商人们的柜台也常常是同一概念。我们看到， 1191 年意大利银行家资助十字军。而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银行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也有支行。比萨甚至在亚美尼亚也有一家银行。13 世纪时，欧洲各骑士团和各国君主，特别是圣路易，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 经常利用这些银行。“汇兑信”虽仍属少见，但“活支汇信”却很常见。

当时对这类人的广泛流行的称呼——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受欢迎的称呼是“伦巴第”人或“卡奥尔”人。前者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除犹太人外，伦巴第商人是中世纪欧洲最早从事货币竞争的人。“卡奥尔人”一词则来自朗格多克地区的卡奥尔城，可能这是伦巴第人在法国最早的驻地。随着货币经济的迅速扩大和发展，这两个称呼很快便完全丧失了地方性含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桑城伦巴第人”“杜埃城的卡奥尔人”等称呼。伦巴第人和卡奥尔人不象犹太人那样招怨；但是由于有反对高利贷的成见，由于贪婪的君主们时常没收他们的钱财，因而也象犹太人一样受气。1269 年、1274 年、1277 年，1291 年、他们多次被逐出法国。但由于他们的事业虽有风险但利润丰厚，所以他们总是重新返回法国。1295 年，腓力四世允许他们在王国的任何城市定居。国王的银行家有佛罗伦萨的圭多兄弟、比基和穆基等；他们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借贷以外，伦巴第人还从事广泛的聚敛钱财的活动。他们是教会宠幸的银行家，受到教皇的保护。他们在英、法、德等国充当教会捐税的征收人。他们在欧洲所有大集市，特别在香槟集市设有交易所。严格地说，即使伦巴第人并没有什么发明，他们也还是大大扩展了当时的金融业务；他们给商业和金融交易制度的发展以巨大动力。尽管他们并没发明商业，但是却促进了商业。

教廷的金库是新兴资本主义的头一个贮藏所，佛罗伦萨的毛织品贸易则是第二个。对中世纪银行业的诞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教廷需要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征收教会捐税，并使这笔巨款免受旅途运送之险，并进而使教廷摆脱在当代繁杂的货币体系下计算税款的业务，这是十分复杂艰难的。在英国和佛兰德，由于教廷的金融家可以将教皇税收转换为原料或成品

呢绒，并按有利于教皇的价格出售，所以，羊毛和呢绒贸易有利于这些银行家。自从格利哥里九世（1227～1241 年）任教皇以后，意大利各城市重要银行商号都在罗马和国外，在法国、佛兰德和英国设立了代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征集和向罗马输送彼得税以及其他教会捐税。这些教皇委托人将教皇的权威和他们自己的财政影响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和保护他们自己的业务经营。①假使一个来自佛罗伦萨或米兰的意大利人在法国或英国遭到抢劫，或受到某些贵族蛮横粗暴的勒索，或不能收回一笔外债，那么教皇就要亲自干预。而且教皇的压力通常总是奏效的。罗马教廷始终保护这些银行家免遭损失， 因此，经营教皇或教廷的债务是从事银行活动的最安全的形式。

意大利各银行家不仅将他们自己的利润投放于商业，经手征集教皇税收，而且他们还作为教廷代理人经营教廷巨额剩余资金的投资。任何意大利城市在与罗马教廷的财政联系方面都不如佛罗伦萨成功。佛罗伦萨各家大银行均成立于 13 世纪，其中有：阿尔贝蒂尼、阿尔比齐、阿尔迪乔尼、巴尔迪

（薄伽丘的父亲是巴尔迪银行忠实的代理人）、贝利科齐、伊尔多布兰迪尼、博尔戈、菲利皮、瓜尔弗雷迪、斯卡拉、切尔基、林贝蒂尼、弗雷斯科巴尔迪、阿奎雷利、莱奥尼、莫纳尔迪、罗奇、斯科蒂、马科阿尔迪、泰达尔迪、斯皮利阿蒂等。佛罗伦萨各家银行在教皇与腓特烈二世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支持教皇，并得到报偿。他们向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成为佛罗伦萨对手的近邻城市中的教皇党人贷款，削弱了这些城市的地位。此种情况在锡耶纳特别明显。该城“大塔沃拉银行”①的破产使全城败落。

锡耶纳城采取错误的政治策略，支持皇帝反对教皇，从而铸成大错。在采取这一致命的政策之前，教皇银行业务的总部一直是锡耶纳，而不是佛罗伦萨。锡耶纳城主要银行是由布翁西尼奥里经营的，称为“大塔沃拉”

（Tavolla），这一名称来自集市上货币兑换商的桌摊。1289 年，其资本总额达到 35000 佛罗林金币，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它曾借款给教皇、皇帝、封建诸侯以及各城市。但是当锡耶纳拥护帝国事业，并背离教廷时，教皇便将其基金转移到佛罗伦萨，并千方百计瓦解锡耶纳。1260 年 11 月，锡耶纳所有银号随着大塔沃拉银行的倒闭而陷于绝境。今天，旅游者们还可以在锡耶纳城见到该城最早的资本家之一安利埃雷·索拉菲卡于 1234 年修建的中世纪房宅，屋前墙壁上有这样的镌刻：教皇格利哥里九世所属之银行。

1260～1347 年间，佛罗伦萨有 80 家银行，其中最大的是巴尔迪和佩卢齐两家。这两家银行与南意大利昂儒王室诸王②和英国的财政金融交易特别密切。1268 年，他们认为昂儒的查理攻占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远征是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因而大力资助这次远征。作为报偿，他们得到了征收港口

① 教皇的下列信件是很重要的，其意义在于，它既描述了上述用途，又表明了教皇默许那些为他效劳的人们接受高利盘剥这一方式。此信是 1255 年写给特鲁瓦的圣玛丽教堂教长拉尔夫·德鲁米利亚科的，谈及奥斯尼修道院院长的债务问题：“如果你发现他尚未还钱，那么你应在礼拜天和斋戒日宣布革除该修道院长和修道院之教籍，直到他们给商人以公正适当的费用和合理的损失补偿使之满意为止，如果两个月以后仍未付钱，你应中止他们的教俗管理权。”* G.薄伽丘（1313～1375 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著有《十日谈》。——译者

① Tavola 在意大利语中是“桌子”或桌案，此处指货币兑换商的办事机构。——译者

② 此处指法王路易九世之弟、昂儒伯爵查理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建立的王朝（1268～1282 年），属卡佩家族谱系。——译者

税的权利，并以经营矿业和盐池的权利作为担保。但是，1282 年，阿拉贡成功地促成了“西西里晚祷”事件，摧毁了法国在西西里的统治，也严重损害了这两家银行，特别是卷入极深的巴尔迪银行。幸运的是他们对昂儒王族的支持符合教皇利益，所以，教廷又促使圭尔夫党①银行家进入南意大利，以救助其忠实的门徒。佛罗伦萨人是这批救助力量的先锋，到 13 世纪末，他们的工作已极有成效，以致使查理二世完全处于其势力控制下。这位国王交出了部分岁入项目，并授予佛罗伦萨人垄断权以补偿这些银行家的预付款。

无论王国处于战时还是平时，情况是同样的：在和平时期，统治者需要金钱改善内政，或维持其豪华宫廷的开销；在战时则需要金钱支付军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佛罗伦萨人都得到好处。这样的美事不久便广为人知。许多银行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分享那些间接地从王室的保护下得来的丰厚利润。从预付款的数量看，其中巴尔迪银行是最重要的：例如，他们在 1291

年即提供了 1 万盎司白银，支付教皇什一税。此例使上述银行家的作用得到有趣的说明。如前所述，他们是教廷征收教会捐税的代理人，同时，唯有他们掌握着可用于借贷的动产。于是便发生了下述情况：他们经常以一只手借钱给资金拮据的个人，而用另一只手把这笔钱征收上来送往教廷。所有银行家都成了狂热的圭尔夫党人，“而且他们对昂儒王族的忠诚随着他们从中获利的程度而增长。”阿尔诺德·佩卢齐成为查理二世的公使和财务总管。1308 年，他的公司获得 40％的红利。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室主要信托人逐渐组成一种包括巴尔迪、佩卢齐和阿奇阿茹里三家银行在内的辛迪加式的联合组织。1330 年左右，博纳科尔西银行加入了该组织。

然而，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最大的金融活动是在英国。意大利人向英王贷款的个别事例可以上溯到 12 世纪。狮心理查可能曾向他们借过钱。因为他的兄弟和继承者约翰王曾答应偿还皮亚琴察商人们一笔钱款，这笔款是商人们依理查之命预付给派往罗马的两名英国使节的。1219 年，波洛尼亚的一位叫彼得罗·圭贝蒂尼的人来见亨利三世，要求偿还另一笔钱，他声称那笔钱是他本人和其他商人借给理查的。

但是，意大利金融业在英国的真正的鼎盛时代是从 13 世纪开始的。当时，意大利商人涌入英国购买羊毛或进行以羊毛为抵押品的贷款谈判。在亨利三世极力为其子康沃尔的理查谋取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时，意大利商人第一次起了重大作用。几乎与此同时，这些意大利商人——银行家借给亨利三世另一笔价值 13.5 万马克的贷款，这笔钱被用于使亨利三世的长子爱德华，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谋求西西里王位。其结果是枉费心机。爱德华向意大利人借钱，以进行对苏格兰人的战争。故而，威廉·华莱士①的失败和佛罗伦萨的历史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国王发现借贷比向难以驾驭的国会斗争以得到补助金更方便。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头四年期间，卢卡的商人大量受雇从事王室的财政金融活动。尽管许多家商行同时经营，佛罗伦萨的影响却稳步上升，最终占据统治地位。1277 年至 1309 年 5 月 6 日期间，佛罗伦萨的莫

齐银行变得日益重要。在此期间，他们借出 79941 镑 6 先令 8 便士。在更短

的时间里（1285 年 6 月 25 日到 1293 年 11 月 18 日），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

① 指 12～15 世纪在教皇与德皇斗争中拥护教皇的派别，又称教皇党。——译者

① 苏格兰爱国者。1297 年领导反对英王爱德华统治的人民起义，次年被英军镇压，于 1305 年被处死。—

—译者

借给爱德华一世 56240 镑 18 先令 1 便士。佛罗伦萨的斯皮尼银行在 13 世纪末年也是重要的银号，但是有关其经营范围的材料却很缺乏。其他不太重要的商号可以简单提一下：佛罗伦萨的普尔奇商行以及与之合作的同一城市的林贝蒂尼商行、皮斯托亚的阿曼纳蒂商行、卢卡的巴拉蒂商行、佛罗伦萨的切尔基·詹基商行以及切尔基·内里商行。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也在此期间奠立了王室对之青睐的基础，这在后来对它们损害极大。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有两个似乎影响最大的商号，即里卡尔迪商行和弗雷斯科巴尔迪商行，而后者的影响又逐渐超过了前者。这个时期，他们事实上控制了王国的财政。国王恢复了让渡税收给意大利商人作为举贷担保的方法。1299 年爱尔兰的全部税收都转给这些商号，以偿付 11000 镑的贷款。而且从 1304 年 4 月 1 日到 1911 年 5 月 30 日的“几乎全部关税收入都落入意大利商人手中。”

在法国，“伦巴第人”象在英国一样活跃。如要开列他们的名单，只需把已经提到的名字重复一遍就可以了。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经常提到他们，例如，佛罗伦萨历史家维兰尼①和曾在路易九世宫廷中住过几年的佛罗伦萨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②都经常提到他们。

然而，在 13 世纪的欧洲，从事金融银行业活动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圣殿骑士团”是他们直接的竞争对手。圣殿骑士团是由一名香槟贵族于格·德帕扬和七名最初自称基督战士，后来又自称圣殿战士的同伴， 于 1118 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圣殿骑士团或圣殿战士，与其对头“医院骑士团”一样，是骑士制度和修道制度的奇怪的“混血儿”。从表面看，他们是普通的教士，而事实上，他们是僧侣骑士，其捐税征收人受到圣彼得①的保护。由于他们拥有的全部财产，从理论上讲应该用于朝圣香客和穷人所需。所以规定，任何人，不论俗人还是僧侣，均不得从骑士团耕种土地收获中征收什一税。教皇也确认他们从亚洲和欧洲可能得到的一切财产的合法性。

耶路撒冷大主教授给了圣殿骑士们第一块土地，而他们却在香槟取得了第一个坚实的金融基地。13 世纪，他们在这里拥有 15 处田产，并已控制了15000 英亩土地。1228 年，他们开始与香槟伯爵发生冲突，而伯爵终于能阻止他们在未经自己批准的情况下，在香槟获取更多的地产。

人们对于十字军东征的热忱，使这两个骑士团不仅在圣地，而且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获得大量财富。据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估计，13 世纪中期，圣殿骑士团拥有 9000 处堡垒和庄园。的确，圣殿骑士团的财产相当可观，以致引起各修道僧团乃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垂涎。1179 年，拉特兰宗教会议徒劳地要求圣殿骑士团放弃他们在此前 10 年内得到的所有财产。圣殿骑士团还特别受益于在农业地区使用劳动力的经济方式。被大量吸收进骑士团的服役信徒们承担了这类劳动，他们之中有农夫、牧人、猪倌、工匠和家仆。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圣殿骑士团的万贯财富和巨大的财政影响。蒂

① G.维兰尼（1275～1348 年），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著有多卷本《编年史》和《佛罗伦萨史》。——译者

② 布鲁内托·拉蒂尼（1220～1294 年），佛罗伦萨政治家，学者，但丁之友，著散文百科全书。——译者

① 基督十二门徒中的大弟子。相传他掌握通往天堂大门的钥匙，后传给罗马教皇。此处意指罗马教廷。—

—译者

雷的威廉①认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各省都曾向他们提供钱财，他们的产业与各国君主的产业一样多。1187 年耶路撒冷陷落以前，圣殿骑士团拥有的地产遍布欧洲各个角落，骑士团管辖系统覆盖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英国和西班牙。大团长的王国拥有无数庄园；享有大量市场权、通行税和赋税豁免权； 它的舰队每年都向东方运载金钱和十字军兵员，以支持对阿拉伯人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它的武装骑士团队疾驰在欧洲各条道路上；它的堡寨据点星罗棋布于基督教世界各国，它已成为当时头等重要的金融军事势力。大团长与阿拉伯人独立签订协议，他几乎和西欧各国君主具有同等的权势和威严。

从最初时候起，圣殿骑士团就在管理和征集其土地产业和其他特权收入的事务中采取明确的货币经济方针。日益增多的金钱流入骑士团辖区，还有源源不断的捐赠和遗赠，这些财富总是被用于投资牟利。他们在东西方拥有的资金使他们得以自由支配现金，其中大量现款被用来牟利，而没有全部用于对阿拉伯人的战争。征集、管理、输送其日益增多的收入的职责，要求骑士团辖区的财务官具有一种与今天的银行家相当的技能。骑士团的辖区鳞次栉比，分布在欧洲各条主要道路沿线：从苏格兰边界到基督教的西班牙，从波尔多到莱茵河流域，并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到达君士坦丁堡。

圣殿骑士团的财产，他们的骄横态度以及他们享有的免税权和豁免权， 使之树敌颇多。公众舆论指控他们勾结异教反对其竞争者医院骑士团；指控他们抢劫阿什克伦（1152 年）；指控他们在腓特烈二世（1229 年）和圣路易

（1250 年）这两位君主仍在东方时背弃了他们。1291 年，当阿克失陷时，医院骑士团退往塞浦路斯，还作出一番武装抵抗阿拉伯人的姿态。而圣殿骑士团却放弃了十字军骑士的事业，携带着他们控制的巨大资本撤到他们在西方的领地里。不久，便作为金融家同意大利银行家和最富有的犹太人展开竞争。

圣殿骑士们还成为教廷、国王、诸侯和许多私人的银行家和财务官。该团为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和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一世提供了若干名大臣和财政官员。钱财、珠宝、遗嘱、甚至条约都委托给圣殿骑士团安全保管。在英国，“伦敦圣殿”早就用作寄存教廷税款和支援圣地的遗赠、捐赠财物的地方。在英国，将财物寄存于圣殿骑士团的习惯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到 13 世纪初，在“新圣殿”寄存财物的习惯已形成。新圣殿地窖里存放着大地产主的财产、商人们的剩余资金及教廷的税款。1204 年到 1205 年，约翰王将玉玺和英国王冠宝石寄存于伦敦圣殿安全保管。次年，他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银器皿存放于此。1263 年，当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洗掠“伦敦圣殿” 时，抢走了属于王国许多商人和贵族的 10000 磅财产。在巴黎，法国诸王把他们的财宝存放于“圣殿”长达一个世纪以上。1259 年，路易九世和亨利三世的使节缔结的条约原本亦放于巴黎的圣殿。

由于圣殿骑士团辖区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到处可见，所以象“美国快邮公司”一样，圣殿骑士接收并转送货物、货币和流通证券。他们贷款给无力交付封建“捐助”或希望为其女儿提供一份慷慨大方的嫁妆的贵族；或贷款给被迫交纳教廷“任教职首年税”的主教；贷款给 13 世纪所有那些濒临破产的修道院；也贷款给谋求资金的商人，甚至贷款给国王。由于他们不必纳税， 又享有许多保护和豁免权，因此他们比犹太人和伦巴第人银行家收取的利息

① 威廉（1130～1185 年）生于法国，主要活动在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教士和历史家。他的著作是有关十字军运动和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历史的最重要史料。——译者

要低。但他们也是逼迫债务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无情债权人和过期票据的逼债者。

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巨额利润，圣殿骑士团却丝毫也不对社会或政府有所回报。他们不象医院骑士团那样开办医院；也不创设任何学校；根本不扶助穷人。他们既不交人头税，也不交财产税。他们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免税的。在欧洲许多地方，圣殿骑士团的服装，即白底红十字袈裟，被视为贪婪的象征。百姓象其先人憎恶抢掠成性的贵族们的阴森可怕的堡垒一样，憎恶圣殿骑士团的那些坚墙围筑、深沟环绕、棱堡高耸、角楼兀立的辖区指挥所。狮心理查①临终前在病榻上说：“我将我的欲望留给锡陀教团②，将我的骄傲留给圣殿骑士团。”

到 1300 年，教皇、国王、贵族、市民和农民都畏惧并痛恨圣殿骑士团。在骑士团大辖区指挥所所在地巴黎，君主们以难以掩饰的反感看待骑士团势力的膨胀。由于在 1191 年，腓力·奥古斯都从圣地回国后，授予圣殿骑士团以免受大法官司法管辖的豁免权，1258 年路易九世又确认了骑士团所占有财产的合法性，（尽管他并不愿意看到王权被削弱），使圣殿骑士团的势力继续增长。腓力三世在一项旨在禁止各宗教团体攫取永久经营地的法令中，公开豁免了圣殿骑士团。1279 年，腓力三世说服圣殿骑士团放弃他们通过许多产业而在巴黎城内享有的特权；但作为补偿，骑士团保持了他们在城郊产业上的绝对权力，高级和低级司法权以及广泛的领主权。在骑士团高大城墙的蔽护下，兴起了一个完整的“新城”，这是国中之国的中心，独立于所有教俗权威之外，有其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警察、自己的官员、自己的司法、自己的税收和财政。

“巴黎圣殿”即使不是西欧的中央银行，至少也是法国的圣殿骑士团中央银行。这里保存着各骑士团辖区的、教皇的、法国国王的、皇族亲王的、上层贵族的和市民的帐簿。M.利奥波德·德莱尔发现的一份文献鲜明地展示了那里采用的帐簿制度和簿记方法，这份文献是 1295 年 3 月 19 日至 1296

年 7 月 4 日期间该圣殿的“日志”或“收入日录”。

这本“日录”的每一页开头都记着日期和当日在帐房值班的圣殿骑士的姓名。随后，记载寄存物品的数量、寄存人姓名、所存款项来源，寄存物将入账的户头，及登记者标明收讫的标记。每天的总收入或超过支付的收入部分在当晚及时送交中心金库，这就是依“按时结算”的规章行事。现金出纳窗口立有专门帐册，但上述这本“日录”却也记了几笔支出款项。此外，也有特别登记帐页，在这种帐页上，根据金钱往来的性质，在各个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名字下，分类记载着出纳员在该帐房顾客户头上收进或支出的全部款项。一般说来，圣殿簿记的内容，旨在清楚地显示出尚未结清帐目的每一个当事人的资产和负债情况。

考察这本日录中展示的那些在圣殿寄存财物并设立户头者的人数和状况是饶有趣味的。德莱尔曾把这些顾客分为五类：（1）圣殿骑士团自己的官员，例如团长、财务官以及与圣殿骑士团有联系的省区中各分团司令官们；（2） 各级教会显贵人物，如枢机主教使节、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等等；（3）国王、

① 原文名 Richard Coeur de Lion 或 Richard I the Lion-Heart（1157-1199 年）英国国王，领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译者

② 1098 年创建于法国 Citeaux，故名。——译者

皇室官员——特别是负责接收王室税收的官员——巴黎京城总督，奥弗涅、奥尔良、桑利、桑、韦尔曼杜瓦等家族的管家；（4）王室成员及其代理人， 王后的管家，克莱蒙伯爵及其管家；（5）大贵族和属于贵族及资产阶级的各种人物，有时资产阶级的人名中，意大利人多于法国人。

“日录”立有 222 个单独的户头，帐目长短不一，分别属于生活中地位

不同的个人。其中 60 多个户头提到为偿还他人贷款而存入。下面是这类户头中的一个实例：

129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若阿内兄弟敬收信徒拉杜尔福，25 镑，万圣节到期。

敬收信徒佩特罗，25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敬收信徒里夏多，13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敬收信徒若阿内，12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

总计：75 镑。按时结帐。

上例的词义可大致释读如下：129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圣殿出纳员

若阿内兄弟收到下列寄存物：收自拉杜尔福（可能是兰多尔夫）信徒 25 镑，

万圣节到期；收到佩特罗信徒 25 镑，应在上述同一日期偿还给上述同一拉杜

尔福信徒；敬收里夏多和若阿内信徒分别为 13 镑和 12 镑，应在同时偿还同

一个拉杜尔福信徒，总计 75 镑。

法国国王在 1286 年于该圣殿的户头，揭示了每年年终每个当事人所据以弄清其资产和负债情况的一般格式。这一记录格式如下：

“显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会计室的和平气氛中，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处理着西欧的大量资金，他们变成专业会计、精明的管理人员和发展信贷及其手段的先驱，那一发展势将使商业和金融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