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

**（1337～1380 年）**①

1328 年，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进行竞争的紧张局势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其主要焦点是他们对低地国家和加斯科尼的争夺。

教皇约翰十二拒绝授予爱德华三世和埃诺伯爵之女菲利帕结婚的特许， 因为他们是第二代表亲。这一借口背后隐匿着两股对立的势力。新继位的法王腓力六世企图阻挠英国、佛兰德和埃诺的政治联盟。教皇的目的与之不同。他狂热地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在意大利的政策，那里，传统的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敌对一直在继续。因为皇帝已与埃诺伯爵的另一个女儿结婚，这样就存在着皇帝加入反法联盟的可能性。教皇担心爱德华三世和埃诺的菲利帕的结合“会在低地国家安置一切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几年来，在该地力量最为强大的佛来芒人站在被开除教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边，一直在举行起义，反对他们的君主法国国王”。②然而，第二种判断使他确信授予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结婚特许的做法是明智的，他希望以这种方式离间爱德华三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恢复英法关系。1328 年夏，爱德华三世打算援助佛来芒人的传闻四起。确实，爱德华尽了最大努力赔偿佛来芒商人因英国的海盗行为所蒙受的损失，以建立与布鲁日、伊普雷的友好关系。一些起义的佛来芒领导人甚至进一步提出由爱德华三世充当佛兰德的君主。法国货币也被禁止在佛兰德流通。

在佛兰德的第二次革命中，伯爵和以往不同，没有与手工业者结盟。相反，是工匠和一部分市民联合起来反对伯爵。尽管如此，伯爵也并未打算求助于法国来镇压起义，他知道，此举的代价对他来说将是昂贵的。但他却无力阻止法国对佛兰德的干预。卡塞尔战役（1328 年 8 月 23 日）迫使起义的佛来芒人再次屈服。拥护起义的布鲁日和伊普雷未经抵抗就打开了城门。

法国在低地国家军事和外交的成功使腓力六世增添了勇气，他对英国的政策强硬起来。1331 年 7 月，法王以爱德华三世对法王的臣属义务是臣下对于君主的效忠为由，命他前往巴黎最高法院。这是有意识地激化两国关系。爱德华三世转而寻求低地国家的支持，特别是主动向埃诺伯爵作出友好的表示。埃诺伯爵对于瓦洛亚王朝在默兹河河湾北部地区势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担忧。法国国王十分清楚，布拉邦特和埃诺之间并不相互仇视，故努力加强对布拉邦特公爵的支持，以对英国的这一政策进行反击。布拉邦特西邻佛兰德、东接列日的战略位置，使它可以将这些地区与那慕尔伯爵领相连接，从而在低地国家组成一个处于法国势力影响下的牢固的地域性阵营。“拥有城市和工业的布拉邦特公爵领地存在着许多与佛兰德类似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布拉邦特公爵曾十分戒备地压抑手工业者们的热望。故可以依靠他来帮助制止今后佛来芒人的民主运动。⋯⋯与英格兰的经济联系使他对于爱德华三世的暗示并非不予理睬。”①但最终是法国的外交获胜了。布拉邦特和卢森堡与

① 地图见詹姆斯·威斯特福尔·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2 卷本（艾尔弗雷德·A.诺夫，纽约，

1931 年），第 2 卷，第 910 页。

② 卢卡斯：《低地国家与百年战争》，第 62 页。

① 卢卡斯，前引书，第 112 页。

法国的联盟在低地国家组成了一个牢固的亲法公国集团。由于埃诺伯爵几乎完全被法国势力所包围，慎重地保持中立，因而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较为强大。在这场交锋中，法国旗开得胜。

进而，法国的入侵也随之发生。佛兰德伯爵不满于将他的国土置于埃诺的图尔内主教辖区管辖之下，而更愿意让梅克伦的主教取而代之。这一野心得到法王和教皇的支持。但其目的具有一种潜在的商业上的考虑。梅克伦虽然靠近佛兰德东部边境，但仍然完全在布拉邦特境内。佛兰德的政策也包含有商业的动机。但布拉邦特公爵认为

梅克伦的转让是对他的全部政治政策的严肃挑战。⋯⋯梅克伦位于第勒河西岸，邻近鲁帕尔河口②13602360_0115_1，控制着布拉邦特众多城市通往较大商业中心的道路。佛兰德伯爵可以试图扼制安特卫普的发展，切断安特卫普与其经济贸易区的联系，进而使安特卫普不断增长着的贸易大部分转向佛兰德地区诸城市。⋯⋯如果考虑到公爵的广泛经济联系，特别是与英格兰的经济联系，人们对该政策就看得更深刻了。英格兰在布鲁日的羊毛和毛皮市场于 1326 年 5 月被取消。③13602360_0115_2</PGN0115.TXT/PGN>

由于英国在布鲁日的固定市场不复存在，布拉邦特公爵决定为他的领地

寻求这一有利的商业条件。英国政府自然赞同这一方针。1329 年，英国给予迪斯特城以商业特权，卢万的商人也得到英国的保护；1331 年，又给予布拉邦特其它城市的商人以同样特权；1333 年，布拉邦特公爵邀请英国商人前往安特卫普经商以为回报。对于英国在低地国家商业影响的扩大，法国的反应是用私掠船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加以控制。显然，英法之间的战争不久将揭开帷幕。于是，爱德华三世越过海峡前往德国，在科布伦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会晤，结成英德反法联盟。对英国而言，代价是极大的。路德维希将分四期收取英国 40 万佛罗林；特里尔大主教则弄到 10 万。英王以其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代理人的新的资格，能够支配所有在帝国境内领有土地的低地国家的封建诸侯，甚至包括佛兰德的路易。

爱德华三世所处地位的美中不足是财经问题。因为这些代价昂贵的同盟者使英国的羊毛贸易承受重负。为获得现金以维持他在国外的同盟，爱德华三世向在英格兰的意大利银行家，特别是向佛罗伦萨的两个著名的银行家族，巴尔迪和佩卢齐家族，商量贷款，并提出以羊毛作为抵押。因此，所有装载羊毛运往国外的船只都受到禁止。赫尔河畔金斯敦①、纽卡斯尔、奇切斯特、布里斯托尔、亚茅斯、林恩、波士顿②、伊普斯威奇、哈特尔普尔、伦敦等港口及英国南部五港城市被指定作为囤积羊毛的“寄存港”。英格兰的五大宗出口货物或者说是“主要的”出口货物是羊毛、羊毛皮（或称羊皮）、皮革、铅和锡。这些货物只能由那些被称为“主要商品经营商”的领有执照的商人集团经营出口。该集团有自己的法律和官员，并可以不受地方官吏管辖。“这一‘英国商团’的历史，是英国商人集团企图控制羊毛税收、巧妙地操纵羊毛贸易而使他们自己和国王获利的早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历史。”

①除了指定的港口外，法律严禁将上述商品运出国外。而且除被授予特权的商

人外，经营上述商品者要严加惩处。这种将羊毛贸易置于王室控制之下的专横做法，激怒了羊毛生产者，而最大的羊毛生产者是修道院长和主教。大批

① 英国东部港市，在亨伯河北岸，原是小村庄，英王爱德华一世将它辟为特权城市。——译者

② 指位于英格兰林肯郡的波士顿，中世纪城市。——译者

① 乔治·塞利斯：《1343 年的英国商团》，见《史鉴》， 1931 年 4 月号，第 179 页。

量的羊毛通过走私方式出口。同时，获得特许的托送人因英吉利海峡有法国私掠船，将羊毛转运出海也有困难。许多英国海港因唯恐遭到这些海盗船的袭击而处于惊慌不安的状态中，他们确实不无担忧的理由，因为他们经常遭到袭击。甚至伦敦都为之震动。沿海各郡的郡长们奉命设置警钟和烽火，以便将法国人入侵的消息告知当地居民。

内韦尔的路易曾在法国宫廷受教育，并与一位法国公主，即腓力五世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新伯爵不同于他的前辈们，是著名的“百合花派”②，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百合花的领主。即法国王朝的封臣。换言之，路易在感情上和政策上都是亲法的。这是佛兰德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样也是法英关系的转折点。1336 年，新伯爵正式宣布他支持法王，下令停止佛兰德和英格兰之间的贸易往来，并逮捕在佛兰德的英国商人。爱德华三世也施行报复，逮捕了在英格兰的佛兰德商人，并没收他们的货物。已临近的战争至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爱德华三世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图谋在佛兰德煽动一场可使他从中渔利的起义。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尽管有伯爵的禁令，但英国羊毛仍有可能以走私的方式运进佛兰德，佛兰德的工人阶级也因此可以免于挨饿。但爱德华三世决心以饥饿来促使佛兰德人服从英国的政策，对法国进行抵制。结果，除了预定给布拉邦特和德国汉萨同盟诸城市的羊毛外，所有的英国羊毛都禁止出口。佛来芒籍织工被允许定居于英格兰（Ⅱ爱德华三世 C.i.1337）。此举也期望佛兰德的邻居布位邦特的繁荣会使佛兰德人明了，接受英国的主张是合乎他们的需要的。

佛兰德的艰难时期来临了。由于得不到英国的羊毛供应，许多行会都停止了工作；以日工资为生的呢绒店雇工处于饥饿状态，流落到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劫掠激怒了乡村的农民；小店主也同样受到沉重打击，依靠向工人阶级出售少量商品维持生活的小零售商被迫关闭了店铺。佛兰德民怨沸腾。受委派的代表进谒伯爵，请求乃至要求伯爵恢复与英格兰的贸易关系。但内韦尔的路易宣称，他忠于法王的愿望将因此而实现。他和许多法国人都认为英国会被迫作出让步，因为英国不可能承受因失去与佛兰德进行大可获利的羊毛贸易所带来的损失。

1337 年 10 月 7 日，爱德华以他比腓力六世在血统上更有权继承王位为由，要求得到法国的王位。这只不过是挑起战争的托词。英格兰的宗教机构向英王提供宝石和金银祭品作为支持英国与法国进行战争的贷款。北海、英吉利海峡、泽兰及佛兰德诸海湾聚满了法国人的船队，无疑也有佛兰德的海盗船，英国的海上力量无力与之较量。第二年（1338 年），法国人于 6 月烧毁朴次茅斯，10 月又对南安普敦岛进行了一次袭击。在这期间（7 月），爱德华曾前往佛兰德，希望利用当地的不满情绪从中渔利。因为英国孤立佛兰德人的政策已导致社会和工业的危机。当布鲁日和伊普雷因佛兰德沿海地区的起义而遭到破坏时，根特成为佛兰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把1338 年1 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后来发生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等同视之的传统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根特革命政府的成员有贵族也有下层阶级的代表。没有迹象表明继之发生的运动是平民反对贵族的运动。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各阶级的团结一致似乎一直是事实。佛兰德亲英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的雅克·范·阿特维尔德，被人们拥戴为根特的首脑。但他并非如

② 百合花是法国王族的标志。——译者

编年史家让勒拜尔和弗鲁瓦萨尔所断言，是一个酿酒人。19 世纪的空想民主主义者又错误地称他为“人民自由的保护人”。“民主”和“大众权力”等现代术语用于中世纪时应该慎重。实际上，阿特维尔德是一个富有的呢绒商， 而且是多少有些地产的土地所有者。换言之，他出身于佛兰德的市民贵族而非下层阶级。

阿特维尔德无疑是中世纪晚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策最初并非是革命的。我们可以根据其政策的发展划分出几个阶段。最初（1338 年冬至夏），他主张保持佛兰德的中立。甚至腓力六世也主张佛兰德与英格兰达成协议，以解除佛兰德的经济压力。除贵族之外，仅有少数人对他的这一政策持反对态度，而伯爵是反对者之一。阿特维尔德率领着由城市民兵、织工、漂布工、染工等临时组成的少量军队竭尽全力“抚国安邦，恢复佛兰德的和平、秩序、自由及工业，以维护伯爵的尊严”。尽管这种勤勉的努力并未触犯伯爵，但阿特维尔德的权力却使他事实上成为伯爵的敌人。较之佛兰德伯爵，法王则明智得多。他意识到，“如果发生冲突，他将面对英格兰的敌视和佛兰德充满敌意的恐惧”，故较聪明的办法是让阿特维尔德自行其事。在究竟使佛兰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持敌对立场还是保持中立的问题上，他谨慎地选择了后者。

联合一致的佛兰德贵族和各大城市贵族对阿特维尔德的顽固反对使法王的方针归于失败。结果事与愿违，这却促使阿特维尔德更接近行会和无产阶级。几个月后，佛兰德能否免于卷入政治漩涡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从法国吹来的风向也变了。英格兰在与法国开战问题上的谨慎或者是拖延，也可能是寄希望于佛兰德贵族和城市贵族的效忠，使腓力六世改变了主意。

在困境中，阿特维尔德费尽心机地努力争取伯爵对他的支持，建议伯爵要求收回被腓力四世吞并的领土阿图瓦、里尔、杜埃、图尔内、贝顿及奥尔齐。这样，即可恢复佛兰德的传统边界。阿特维尔德希望腓力六世会作出让步。但该计划没有成功。阿特维尔德意识到，此后要保持佛兰德的中立已不可能，而与英格兰结盟是必要的。布拉邦特已声明支持英格兰。阿特维尔德在佛兰德的窘困迫使他表态。当曾在 1337 年要求法国王位的爱德华三世于

1339 年又擅用法王头衔时——“这是他期望赢得这场战争而被迫打出的一张牌”——最后的遁辞也消除了。一场大战——百年战争——在英法之间展开。佛兰德和加斯科尼也被卷入战争的漩涡。1340 年 1 月 26 日，英王在根特市场接受了根特、布鲁日、伊普雷的市政长官的效忠宣誓；英王则郑重保证维护佛兰德人的权力并为他们提供商业上的便利，以此作为他们效忠的报偿。他甚至许诺将阿图瓦、里尔、杜埃和奥尔齐，即瓦隆佛兰德归还给佛兰德。

百年战争是法国和英格兰为了争夺西欧的霸权而发动的一场王朝和政治的冲突，也是商业和工业上的竞争。就此意义而言，这场战争与后来发生于 16、17、18 世纪直至滑铁卢战役方告结束的一系列大战没有原则上的不同。除了为叙述经济和社会史而提供政治和军事史的大致情况所必需的材料

外，关于政治和军事史的叙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正如近来人们已充分了解的那样，战争往往归因于商业上的竞争，以及重要的经济立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百年战争亦不例外。百年战争的爆发也有部分商业上的原因。英格兰在领土上的统治区域包括不列颠（苏格兰除外）以及在法国境内的加斯科尼和基恩；但英格兰在商业上的控制范围则包括低地国家。

战争初期英格兰的两个行动证实了她发动战争是“以商业利益为上”这

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两个行动就是在佛兰德发行用于流通的特种金币和发布英国的“海上主权”的著名宣言。海盗行为无疑是更加猖獗了，以致维护公海治安对于贸易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海上主权几乎是强制性的英国政策， 由于英国在英格兰、佛兰德、加斯科尼之间进行三角贸易，因而只有海上的霸权能将三者间的贸易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对之进行保护。如果去推测一下， 若不是法国的那些行省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超过了与自己母国的联系，若英格兰曾经完全只是一个孤立的岛国，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有怎样的不同，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也许是有趣的。

海上主权的理论并非是凭空臆造的一种理论，而是如同所有伟大的政治学说一样，从实际中发展起来的。它是根据历史条件而提出的一种系统的原则的表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事实上这一理论的起源至少应追溯到英国诺曼底朝和金雀花朝诸王统治时期。英国南部沿海“五港联盟”的总督被正式称为“海洋保卫者”。因为金雀花朝帝国的领土位于英吉利海峡西岸， 为维护领土的完整也要求英国拥有海上统治权。在 12、13 世纪，由于当时英格兰还没有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一学说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但在 14 世纪时，英格兰在海外的领土较之以前有所缩小，而贸易却有很大增长。此后， 海上主权理论的主要意义则在于为贸易提供保护和有利条件。1297 年爱德华一世与布鲁日签订的条约是正式宣布这一理论的最早文件。三个叫爱德华的国王关于所有运往英国各港口的货物要用英国船只装载的立法证实了该理论的意义在当时主要在于商业。早在 1300 年，我们已可见到 1651 年伟大的航

海法的轮廓。但这是一项专横的政策。对于 14 世纪的这一英国政策，一位现代的法国历史家曾讥讽地说：

英国政治的习惯手法有许多实例可以引证，其中之一就是懂得如何将客观情况与偶然事件结合起来，从而使英国能摆上一副正义、文明与仁慈事业拥护者的姿态，并以此为幌子促进她的商业利益，扩展她的殖民统治和压制那些对她的真诚性表示怀疑的人。⋯⋯14 世纪，英国正是在镇压海盗的借口下隐藏着破坏法国、西班牙和佛兰德的海上贸易的欲望和不可告人的目的。①13602360_0122_0

这种谴责含有真实的成分。英国皇家海军的现代历史学家坦率地承认

说：

英国主权的实施范围是从菲尼斯太尔延伸至挪威海岸的海域。但是，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现对这一主权要求的严重抵制。⋯⋯佛来芒人通常是我们的同盟者，北方的势力与此无关。①13602360_0123_0

必须肯定，当丹麦国王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对船只征税

时，英国的国王们并没有向经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征税。但他们高兴时，也可以并确实扣押有竞争力的贸易物品。

如果我们详细地考察当时海上贸易的性质，特别是与佛兰德有关的贸易，并将布鲁日和根特看作国际性的商业中心的话，与英格兰海上主权的建立相伴随的贸易上的可能性将更为明显。佛兰德是北方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如同所有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集中于意大利一样，整个北欧的贸易集中于佛兰德。那里有来自英格兰的羊毛、羊毛皮、铅和锡；有从斯堪的纳维亚运来的鱼和毛皮；德国汉萨同盟的商人们从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带来的兽皮、油松、造船原料、大麻、蜂蜡和弓料；有冰岛运出的干鱼和熏鱼；格陵兰生产的鲸油和海象牙。同时，中欧内地的产品——其中重要的是德国的铁和铜——找到了经由莱茵河、默兹河和斯凯尔德河出口的道路。这三条河的河口都到达

佛兰德。而且，在地域上由于欧洲的贸易变得更具国际性，大量的、各色各样的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利凡特的产品，东方的丝织品、染料、香料、调味品、香水、药膏、药品等，都找到了它们通往佛兰德的途径。威尼斯和伦巴第的城市与布鲁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热那亚最先用船装载她从叙利亚、埃及、拜占庭和非洲的进口货物，经由罗纳河、索恩河、香槟集市和默兹河抵达佛兰德。当香槟集市开始衰落时，1317 年，热那亚开辟了冒险的“佛兰德桨帆船航线”。整个航线是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经由比斯开湾海域上行， 过英吉利海峡到达布鲁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开端，威尼斯很快就仿效了。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主要是葡萄酒、橄榄油、皮革制品、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干果和坚果——也从加的斯、塞维利亚、里斯本、波尔图运出，经由同样的航线进入布鲁日和根特。在巴黎、伦敦、布鲁日和几乎所有贸易兴盛的地方，都可见到无孔不入的意大利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被统称为“伦巴第人”。海上的军队不仅可以保护加斯科尼与英国的葡萄酒贸易和英国与佛兰德的羊毛贸易；而且可以被利用来阻止竞争，如西班牙的羊毛和葡萄酒的竞争；也可用作将法国的贸易从海上逐出去的战争手段。早在1336 年 12 月，卡斯蒂利亚由于预见到英法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并为英国在公海上实施的高压手段——英国试图阻止西班牙羊毛运往佛兰德，以保护本国的羊毛贸易——所激怒，而与法国结为联盟，把卡斯蒂利亚的舰队置于法国指挥之下。

自圣路易以来，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们所建立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是美好的，但早在与英格兰的大战开始前的百年间，法国的所有地区几乎都是安全的。无疑，在王国的边远地区，山区的行省如奥弗涅及其它一些地区如塞文山脉，仍有一些从事抢劫的贵族。但在农业高度发达的平原地区，象塞纳河谷地、博斯、都兰、普瓦图、香槟、勃艮第及朗格多克平原都享有普遍的平静。

当英国的入侵开始时，这些富饶地区的一切都改变了。在 1346 年的第一次入侵之前，法国是欧洲最和平、最繁荣的国家。灾难突然降临到对战争的恐怖一无所知的人们头上，这些灾难令人回想起封建时代最可怕的时期。此后，直至 1380 年前，灾难没有停止——这是一场间歇进行的全面战争。内战

和社会革命助长了外国的入侵。甚至在 1360 年的布雷蒂尼和约之后，灾祸也未消除。因为当时在双方军队中服役的外国雇佣兵离队时未领到薪俸，于是无情地抢劫了这个国家。除去遥远的南部，整个法国没有一个省，甚至难得有一个城市在 1346 年至 1380 年的漫长时期内能免遭抢劫和破坏。分析这一时期重大事件，可把战争划分为三个时期，或者说是三个阶段：（1）大规模入侵阶段，1345～1356 年，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蒂埃战役；（2）内战、社会革命和英国的一次新的入侵同时发生。在艾蒂安·马塞尔领导下的巴黎起义、扎克农民起义，1359 年的入侵及布雷蒂尼和约的签订都发生于这一阶段；（3）查理五世先是与自由支队①、其后是与英国人的长期冲突。

战争由北方开始，英法舰队在斯吕伊的海战（1340 年）②揭开了帷幕。

① 为战争间隙中分散的雇佣军士兵匪团。——译者

② 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法国都不拥有一支海军。习惯上是征募商船和渔船为政府服役，并用军事知识武装他

法国拥有 20000 名士兵和 202 艘船只，其中的 160 艘由 17 个诺曼港口提供。

整个舰队都被击毁，仅有 30 艘船幸免。这场灾难破坏了法国的商业。此后英吉利海峡不再有法国的舰队了。斯吕伊战役之后，爱德华三世扩大了英国海军大臣的司法权，前此，海军大臣一直主要是负责“训练和管理”，此后， 他能在海盗掠夺和其它海上诉讼事件中掌握独立的法庭和负责进行全权审判。

6 年后，1346 年，一次大规模的英国入侵发生了。爱德华三世在科唐坦登陆，随后有计划地劫掠了诺曼底，英国人烧毁了圣洛，那里受到让勒拜尔赞赏的呢绒工业也遭到破坏。卡昂城进行了抵抗，尽管该城是一个仅有一个城堡防护的未设防的城市。英国人在那里寻获 40000 块呢绒和斜纹哔叽，运

回了英国。克雷西战役发生在 1346 年 8 月 26 日。①加来被围攻一年后，于

1347 年 8 月 4 日投降。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逃散了。漂亮的住宅都留给了英国商人，并派来了英国殖民者。加来成为英格兰在大陆的商业中心，而且从那时起拥有了一个靠近佛兰德的港口。占领加来以后，爱德华三世返回了英格兰。

“他看到国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况中，收成一直很好。”写下上述记载的近代历史学家忽略了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沃尔辛厄姆根据其亲眼所见而记录下来的材料：当 1346～1347 年的战役结束后，英格兰的每一所住宅甚至是农民的茅屋都用从法国抢来的物品装饰得华丽起来；用从诺曼底的遭到洗劫的城市里弄来的姑娘们的嫁奁装扮起来的时髦妇女变得华贵起来；食橱里， 来自法国的修道院和城堡内的餐具发着亮光；衣橱里塞满了法国生产的毛皮、丝和绸缎。

但英格兰攻占加来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一个距英格兰最近的地点作为进入法国的入口，特别是在 1345 年范·阿特维尔德被杀害之后，英国人利用佛兰德作为军事行动的根据地变得困难了。这次对加来的攻占也有商业利益上的考虑。在 12 世纪，加来一直是一个小而无足轻重的海峡港口。其繁荣开始

于 1196 年，即当布拉邦特公爵、卢万的亨利建造一个新港的时候。尽管加来并不属于理查一世，但在他统治期间，却授予加来保护特许状，免除加来商人在诺曼底的“设摊税”。1196 年，建立了一座市政厅。此后，加来成为重要的鲱鱼业中心，英国的羊毛船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葡萄酒船都会集到那里。

们。在政府中没有作为独立服役的“海军”或“舰队”而存在。法国的船只较英格兰更为缺乏，不足部分则租借热那亚人、巴斯克人、卡斯蒂利亚人、加泰罗尼亚人及普罗旺斯人的船只和船员以为补充。当时法国海岸是不设防的，因而需要的防御力量比近代的法国少得多。加斯科尼和基恩附属于英格兰，地中海沿岸从未受到过英国舰队的威胁。庇卡底的港口有布洛涅、蒙特勒伊、阿布维尔、圣瓦莱里和加来（1347 年丧失）；在诺曼底的港口有迪埃普、哈佛尔、鲁昂、蓬奥德梅尔、阿夫勒、图各斯、卡昂、巴夫勒尔和瑟堡；布列塔尼表明它无力防御，特别是在一个受到法国支持的集团与另一个受到英格兰支持的集团间争夺继承权的战争爆发之后。在普瓦图、奥尼斯、圣东日仅有四个港口：拉罗歇尔、圣让当格莱、东内和圣萨文伊安。

① 在历史上，百年战争以其最早将火药用于战争而著名，但它只在攻城中有效，且极少使用。直到 16 世纪

后半叶，火药才引起阵地战的革命。最早使用火药的证据是在 1338 年。那年，袭击南安普敦的法国舰队在船上携带了一些射石炮。1339 年，10 门装好的大炮守护着康布雷。此后，经常在记载中进一步谈及大炮和火药的使用，但它们一直是用于攻城或是保卫有墙防的城市。火药在 1346 年的克雷西之战中已被应用于阵地上的大炮的说法，似乎是误传。

1328 年到 1340 年间，每年有 5000 到 6000 包羊毛通过加来进入大陆。

英国的老百姓以为英王占有或获得重要的海外统治权将会减轻因国王对金钱的迫切需要而要他们承受的负担。海外帝国的鼓吹者指出对这样一个地区的占领，即该地产品的供给对英格兰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又能成为英国产品的购买者，将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无论如何，具有伟大军事意义的是，占领这一地区本身又是进入法国的手段。因而，加来对于英格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英国对加来的守备是

</PGN0127.TXT/PGN>极其谨慎的。维持加来的费用是英国国库的沉重负担。加来成为英国产品的主要市场，或是用当时的措辞：商业中心被固定在那儿了。① 13602360_0128_0

而且，对加来的占领给爱德华三世带来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几乎是无可

争议的霸权。一位近代的不列颠历史学家自得地陈述道：“这使他能够随意遏止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②西班牙和巴斯克的商船队过去往往在春季来到这里，在布鲁日或安特卫普进行装卸；来自北欧和南欧的货物在那里进行交换，近秋天时才返回原地。这时，此种贸易可能已停止了。

1347 年至 1355 年间虽然未实现和平，但交战双方长时期休战。海盗行为和英国人偶然介入的布列塔尼的战争继续着，这是一场王位继承战，法国支持一个王位要求者，英格兰支持另一个。战争间歇的原因是，两国都因黑死病而衰竭。

对于研究商业史的学者来说，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事件是 1350 年在海上对西班牙人的战争。法国由于海上势力的丧失，分别与卡斯蒂利亚和丹麦的沃迪马三世结盟，后者幻想，要象公元 1000 年在斯韦恩领导下的丹麦人所曾做过的那样，征服英格兰。1295 年，腓力四世曾设想建立一个这样的法国— 丹麦联盟。这一计划旨在利用卡斯蒂利亚、丹麦和汉萨同盟诸城市的海上力量以挫败英格兰。早在前一年（1349 年）一支西班牙的舰队已曾远航至波罗的海，对爱沙尼亚海岸进行了一次袭击，回国途中，曾袭击了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船只。1350 年 8 月 28 日，一支英国舰队在离温切尔西①不远的地方堵截并击毁了有护航的一支西班牙商船队，该船队曾于春天载着西班牙的羊毛来到佛兰德，这时正载着北方出产的货物回国。巴斯克水手们曾受到警告，但他们对自己的船只在吨位上的优势颇感自信。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安特卫普雇用了一些勇猛好斗的人作为船员，当时，这种人在欧洲的每一个港口都容易找到。因而发生了著名的对西班牙人的海战。即使没有上述情况，爱德华三世也可能寻找某个人为的借口来发动这场战争。但在这一借口之背后，隐含着英格兰不容许在她同佛兰德的羊毛贸易中间有任何竞争者这一坚定信念。英格兰完全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

当战争于 1355 年恢复时，形势对法国越来越不利。这一年，战争转移到法国南部，黑太子②攻入朗格多克远至纳尔榜。在那里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英国人在战争间歇时抢劫了南方的城市。第二年，也就是 1356 年，英国

的入侵推进到王国的心脏，进入佩里戈尔、利穆赞和奥弗涅。1356 年 9 月 18 日，好人约翰在普瓦蒂埃战役中被击败，英国人占领了整个地区。普瓦图是一个天然资源丰富的省份，有兴盛的制造业，如呢绒贸易和金属制造。所有这些活动都衰落下去，这一地区遭到毁坏。战争迅速遍及各地。1356 年普瓦

② 汉内，第 16 页。

① 英国“五港联盟”城市之一。——译者

② 英王爱德华三世之子的绰号。——译者

蒂埃的可怕溃败使法国濒于灭亡的边缘，在这次溃败中，国王约翰的三个王子和数百名贵族都成为囚犯。

国王约翰的被俘，使法国的统治权落到王子查理的身上，他是一位早熟的 18 岁的青年。当普瓦蒂埃的噩耗迅速传开后，巴黎由恐怖转变为对王室和贵族的愤怒。资产阶级非但没有聚集在太子周围，挽回颓势以保卫国家，反而发动了反对政府的阶级冲突。人们对于瓦洛亚王朝政府的奢侈和腐败的不满，被克雷西的败北和加来的失败后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所煽动起来。与此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对于贵族的憎恨。在普瓦蒂埃，贵族声名扫地，死去多人。极荒诞的谣言由于蜂拥进入首都的惶恐的避难者、逃犯和逃亡者的添油加醋在流传着。

查理王子的职责是明确的，这就是组织一支新军开赴战场抵抗侵略者， 以营救国王。但很清楚，没有法国方面承担繁重义务的和平，对约翰的囚禁不会解除；没有钱，任何新的战争方式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应该迅速地召集北方朗格多埃尔的等级会议。

等级会议权力的最高峰是在 1355 年至 1360 年间，即与英国的战争处于

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法国处在财政和经济枯竭的边缘。在 135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等级会议上，有 800 多名代表，会议很快通过从三个等级中选出由

80 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以审查政府过去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一般认为委员会中的教士和贵族的代表也许不会表现出对于政府的敌意。但是，情况是特殊的，许多教士和贵族都是野心勃勃的无耻的纳瓦拉王子①查理的党羽， 并密谋使他成为摄政。尽管王室太子未受伤害，但纳瓦拉王子拥护者的演说辛辣地抨击了国王的大臣，以及政府的无所事事、奢侈、腐败。激烈的措辞犹如火上浇油。等级会议要求将政府交给由 4 名高级教士、12 名贵族和 12 名市民阶级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这是政治上的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太子权力的终止和政府的君主政体的废除。年轻的查理是坚定的。他的答复是他将与被推荐的委员会仔细商议，但他不会免去他父亲的大臣们的职务，也不会解散合法组成的王国的议会。然而，太子怎样才能进行抵抗呢？只有等级会议能够为战争的进行提供资金，可他们拒绝这样做，除非设立由他们提议的委员会。

法国皇太子解散了等级会议，求助于巴黎商会会长艾蒂安·马塞尔，也就是求助于巴黎市的市长和城市自治体，希望弄到资金。这就揭开了法国历史上由最著名的人物和最重要的事件所组成的新的一幕。和根特的范·阿特维尔德一样，马塞尔是一个富裕的呢绒商人，由他担任首领的巴黎商会从法律上讲不是商业团体，而是一个控制着塞纳河的贸易和在城市里执行贸易治安条例的治安组织。然而，由于该组织的成员是商人，始终享有民事和刑事的审判权的商会能够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巴黎的商业和贸易。该组织很快成

① 恶人查理是法国王子，路易·勒于坦的外孙，声称他的母亲，也包括他本人于 1328 年被剥夺了法国王位继承权。因此，他成为叛徒，与爱德华三世达成默契，进攻自己的祖国。他认为他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力比爱德华三世更有根据（应该记住，两人都是从母系方面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与爱德华三世瓜分国土。我们掌握了这一叛变活动的充分材料，这一活动在英国方面由兰开斯特公爵和伦敦主教在 1355 年至 1356 年间经手。首先是在离查理和埃诺伯爵都较近的布鲁日进行。后来极秘密地在阿维尼翁的阿拉斯红衣主教或是布洛涅红衣主教的私人住宅进行，此二人在战争中都是英王的党羽。教皇对这些谈判一无所知。秘密外交在历史上并不新鲜。

为市政府、治安组织和城市商会，拥有巨大的权力。

佛兰德呢绒商在巴黎有相当大的侨居地，马塞尔是知道的，而且，他的商务也要求他经常前往佛兰德。这些事实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马塞尔是被一种野心所激励，即他希望成为另一个范阿特维尔德或者说是另一个里恩齐①；他要通过支配巴黎而同时支配法国其它的大城市；他要在巴黎创立一个市民团体，使之不仅能指挥政府，而且将使政府屈居于该团体之下；总之， 马塞尔打算立即进行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1789 年革命的一次大胆的演习。他期望利用政府的窘迫、普遍的不安定和不满、经济的不景气以及那一时期的社会阶级对立来实现他的企图。货币的危机和由于国王约翰曾发行的“疲软”的货币的流通而产生的困难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使他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朋友、民众权力的鼓吹者。但马塞尔自己的行动证明他在这些宣言中表现的真诚是虚假的。无论是从他的成功或是性格来看，他最终与恶人查理的结盟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一个狡猾的、不拘小节的蛊惑家，尽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仍被作为偶像受人崇拜，而且自那以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1 年的历次革命中他都一直是英雄。①

太子迫于形势，顺应了潮流。1357 年春，他再次召开了等级会议。如果这三个等级仅只是将注意力局限在财政上的话，那么他们希望将财政管理权集中于他们手中的政策也许是无咎的。但是，在纳瓦拉的查理和马塞尔的操纵下，他们使国家的安危从属于他们的政治野心。在“保护人民权力”的幌子下，马塞尔大胆而毫无顾忌地耍了一个花招。他可以胆大妄为，因为巴黎在他的掌心之中；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黎已经牢固地筑起城墙，并修建了防御工事。等级会议除了仅仅答应承担时常需要更改的短期税款外，拒绝承担任何普通税务，除非政府屈服于等级会议提出的审查和控制税务的要求。巴黎处于一触即发的风暴的前夕，政治形势极为紧张，以至法国皇太子不再能安全地停留在那里，宫廷迁往贡比涅。除了来自王室领地上的不稳定收入外，没有可以利用的资金。王室不敢征税，因为只有等级会议有权征收永久捐税，而且政府统治必须以被统治者的拥护为基础这一说法已传播出去，并且不可思议地在群众中流行着。这对于封建时代来说是一个新的革命学说，如果可以说，14 世纪一直是封建时代的话。

当 1358 年 2 月再次召集等级会议时，情况几乎是险恶的——“国家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巴黎市即将发生暴动，政府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由于贵族的退出，法国皇太子和议会代表们的不和，等级会议本身也分裂了。⋯⋯ 民众领袖的要求使人们回忆起，恰在 100 年前英格兰的贵族党所提出的那些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实际上不时被重新提起。”①但在亨利三世劣政下的 13 世纪的英国，与法国 14 世纪中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当时，贵族、乡绅和市民们受到积极改革思想的激励，团结起来。在法国，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的鸿沟，最无统治经验的阶级控制了政府的要害部门。而且，马塞尔及其同伙主要是为权力而斗争，而并非是为了政治的改革。

① （1313～1354 年），于 1347 年领导了罗马市民起义，建立罗马共和国。——译者

① 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在 19 世纪中叶提议为艾蒂安·马塞尔树立一座雕像，“因为他曾第一次努力在法国建立议会政体”。在市政大厦广场前，马塞尔的一尊骑马雕像被珍视为法国民主的象征。每年的五一节，他的雕像都被激进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国际的成员和苏维埃的支持者们所献的鲜花装饰起来。

① 《英国史学评论》，第 11 卷，第 567 页。

“改革”是他们掩饰自己的烟幕。

另一个危险的事实是巴黎的不容忽视的权威。这个革命的大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表示出她统治整个法国的要求。皇太子被迫同意召集 20 到 30 个城市的代表集会于巴黎。由该等级会议以一项法律形式通过的著名条款之一是规定废除整个法国各省的议会，建立“每年在巴黎召开的等级议会”，皇太子因不能作出其它选择而被迫承认。这种早期的民主和集权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巴黎在以后的年代里发生的革命中所具有的姿态。

在这一时期的诸多政治事件中考察一下巴黎行会所扮演的角色是有价值的。巴黎市将自己直接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一运动不是针对王室，而是反对国王约翰控制下的政府的无能和挥霍。当等级会议正在要求监督和控制王室统治，建立新的财政机构时，行会则时刻试图组织对英国的抵抗。这是马塞尔所鼓动的一场运动，他争取到了行会对他的支持。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行会维持着巴黎的武装守卫。因此，匠师拥有武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 在马塞尔的命令下，这些民兵站出来保卫首都，并组成真正的军队。

然而，三级会议采取了一项措施，这是有其实在目的的。这就是要求摧毁小型防寨的法令。除朗格多克以外，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小型防寨。其中许多防寨是为了保证地方安全而修建的，但这种措施事实上比人们打算由此而减轻的无政府状态的祸患更糟。一些防寨落到英国人的手中，另一部分被从事盗匪活动的雇佣军散兵占领；还有一部分防寨则因为时势的动乱不安和政府统治的无能，而显现出封建性领地的复活。这些防寨体系犹如敌人一样危险，对商业和农业有更大的危害。因为它们是盗匪活动的祸根。在战争间歇时期，尽管还未出现和平，但交战双方都遣散了军队中数以千计的雇佣兵， 这些兵士天生是歹徒和拦路抢劫犯。他们是以掠夺为生的英国人、法国人、布列塔尼人、佛兰德人、布拉邦特人和西班牙人的混杂群伙。

然而，在马塞尔支配下的等级会议不是采取直接而有效的措施来解除国家正在承受的苦难，却在玩弄权术。巴黎地方自治的旗帜，即红蓝两色旗帜在商店的橱窗里和街道上四处悬挂着；议员们尽管不情愿，也被暴民胁迫而悬挂之。法国皇太子这时表现出了他的勇气。他前往巴黎，在对平民的一次讲演中试图平息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马塞尔的一名亲信、巴黎市政官无礼地回答皇太子道：“法兰西王国里为害众生的莠草太多了，已抑制了益草的生长。”第一次革命的恐怖统治为期不远了。巴黎市长马塞尔此时已取得了巴黎工人阶级的好感，他打着爱国的幌子来组织工人，已拥有了在他统帅下的数千名武装兵士，其中并不全是真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从巴黎社会的最下层中吸收来的社会渣滓。马塞尔凭借这支与巴黎的真正国民军相去甚远的临时拼凑的民兵队伍对政府和人民进行胁迫。等级会议是顺从、怯懦的；真正守法的市民、商人和工匠则感到恐惧。1358 年 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塞尔一马当先，率领着他的武装队伍，在城市下层市民的追随下向王宫进军。在穿越街道的进军中，暴民杀死了一个可怜的面包匠，饮了他的血，然后蜂拥而入王宫。查理面对带来不祥预兆的人群，毫无惧色。马塞尔要求罢免国王的大臣，并要求国王接受等级会议通过的革命法令。太子的两名随从担心他们会对太子施以暴力，打断了马塞尔的长篇演说，保护马塞尔的狂怒的队伍遂冲向这两位随从，砍倒他们，将他们的尸体拖到院子里， 在那里暴民们正处在令人发指的狂欢之中。

几天后，纳瓦拉的查理到达巴黎。他控制着局势。他的雇佣军（其中许

多是原英军的成员）控制了诺曼底和法兰西岛，西部直至夏尔特尔。他颁发的通行证比太子的更为有效。他企图对他的表弟进行恐吓，使其将香槟或是诺曼底割让给他，外加一笔巨款，因此，他与马塞尔合作。马塞尔正处在一种近乎陶醉的野心勃勃的状态。他向根特和伊普雷发出报捷书，向他们报告在巴黎已取得革命的成功，并希望佛兰德的各大自治城市能与他和巴黎互相提携。民主——愿上帝拯救这一名词！——已喊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王国的各优秀城市，要求他们加入革命，并让他们的人民佩带巴黎的红蓝两色标志。马塞尔在他写给伊普雷市政官的书信中为所有的红色革命者辩解：“就国王的廷臣们的所作所为和其它罪恶而言，横遭杀害者极少，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被公正地处死。”人们还记得，在 1792 年 9 月巴黎的大屠杀期间，当许多有高贵血统的无辜人遭到疯狂的暴民的杀害时，巴那夫①曾讥讽地说：“他们的血是这样纯吗？”

与巴黎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一场农民起义也在瓦兹河流域发生。对法国而言，幸运的是这只是地方性事件，而且在它蔓延到其它省份之前，运动就被镇压下去。这一插曲是农民阶级的愤怒和或轻或重地在全国普遍发生的经济贫困的可怕朕兆。这场起义就是扎克起义，因扎克——通常用来称呼农民——而得名。巴黎的革命者和邻近的城市如桑利、亚眠、莫城对这次农村的起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促发扎克起义的原因与巴黎起义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如果成功的话，这两个运动的共同不满和同一目的足可以使他们联合起来。农民对于贵族的仇恨情绪早已存在于法国。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数千名贵族被杀或被俘，因而使乡下的住宅、庄园和城堡没有任何防护。该战役之后，农民仇恨贵族的情绪在博韦周围爆发出来。而且，农民的愤怒因盗匪和流窜强盗的劫掠而增强。加之被俘的贵族不能期待政府会设法营救他们，只能自己筹款赎身，法国各地的庄园农民因而承受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负担。

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摄政太子为攻陷巴黎而企图切断巴黎的供应。为达到切断巴黎供应的目的，查理试图用他所指挥的少量军队驻守巴黎四周各要塞，阻止粮食转运进巴黎。其中一支在农村征集补给品（他们必须依靠农村生活）的分队遭到愤怒的农民的猛烈攻击。这就是导致燎原大火的火种。农民们愚昧、不守纪律、不惯于使用武器，除去随手可得的东西外，一无所有。许多人穿上用煮过的皮革临时制成的甲胄，扛着用大镰刀和钩刀铸成的剑。他们的领袖是威廉·卡尔。人们能想象到扎克焚烧住宅、杀害百姓、折磨无以自卫的男女以至儿童的残酷蛮横的行为。至少，有一名贵族被穿在铁叉上， 在他的妻儿面前被置于火上炙烤。瓦兹河畔很快成为火炉和屠场。卡尔比他的同伙们机智，他意识到除非得到外界的支持并努力争取周围城市的援助， 否则起义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他的求助引起了注意，如果市民和农民达成一致，最重要的是如果巴黎曾给他们以支持，那么，一场可怕而广泛的社会革命或许已经发生了。但是，除去巴黎，各城市没有理会这一请求。马塞尔对于摄政者欲通过饥饿使巴黎屈服的政策越来越惊恐，领悟到与扎克结盟是击退其阴谋的一种方式。

但纳瓦拉的查理作为一名贵族，作为一名确实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对这一计划是反感的。马塞尔的计划导致了他与查理之间的分裂，巴黎的革命

① 法国革命者和政治家。——译者

潮流开始衰落下去。尽管农民起义被镇压本身是可怕的插曲，但并未导致马塞尔的失败，而是他的政策给他带来了危害，从而使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他的过分奢侈使他与自己的同伴疏远了，巴黎的正直的人们由于这一朕兆而鼓起了勇气。摄政者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事件发展的趋势，并且了解到如果纳瓦拉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土匪队伍，“一个投机者的集团”，就会从巴黎周围撤离。那时，马塞尔及由他酿成的革命也将会失败。那么，巴黎也将会为饥饿所屈服。但迄今为止还存在一些势力妨碍摄政者实行其计划，但并非是马塞尔的势力。

为了达到使纳瓦拉与马塞尔疏远的目的，太子查理在与声名狼藉的纳瓦拉王子的一次会谈中，奉送给他一份私礼，总计有出自王室领地的 10000 利

佛尔的收入，另外还有 40 万利佛尔分期支付，每年 5 万，由战争捐款中支出。尽管背叛的王子被拒绝参加隆重的缔结契约的仪式，但他还是接受了建议， 并自解自嘲地说，他“不饿”。使用这样亵渎神明的言词也反映出他性格的一方面。

现在，对巴黎的封锁更严密了。老百姓也开始感到饥饿的危机。由马塞尔煽动起来的暴民对于皇太子的愤怒，现在转向了马塞尔自己。马塞尔冒险给佛兰德城市的市政长官送信，恳求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进行调停， 但没有结果。7 月，勤王者和保王党军队包围了巴黎，并由纳瓦拉查理的匪兵——其中有许多英国人——增援。巴黎的民兵步兵队进行了几次损失重大的冲击，试图逃脱重围。当马塞尔和他军队中的残存者从一次失败惨重的突围中返回时，在街上受到嘲骂和责备。现在，马塞尔唯一的希望就是离间纳瓦拉的王子和他的同盟者皇太子的关系，而且，他打算使巴黎向纳瓦拉的王子投降，以实现他的计划。纳瓦拉如占有了在塞纳河畔的伟大首都巴黎，也许会梦想推翻瓦洛亚王朝，使自己成为国王。这是马塞尔的最后一张牌。这个计划引起了马塞尔手下官员的怀疑。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最珍爱的一个月

——7 月的 31 日夜晚，当马塞尔正准备将巴黎城圣安托万门的钥匙交给已被秘密引进城的纳瓦拉王子的司库若斯朗·德马孔时，他被自己的部下砍倒。一小时之内，反革命者由于被一直因恐惧而潜伏着的一种力量和情绪所激发，迅速地发泄他们的狂怒。如暴民们通常所为，巴黎的暴民改变了态度。一场血腥的反扑开始了，直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8 月 2 日），摄政太子进入城市之前一直没有停止。太子控制了局势。

但是，对于法国来讲，这次成功不过是午夜里依稀可见的晨光。整个法国北部几乎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纳瓦拉的查理拥有诺曼底，并与英国敌人达成默契，要他们支持他取得法国王位。11 月（1359 年），爱德华三世率领着一支新组成的军队在加来登陆。他敢于在冬天进行出征，并且想当然地把他的军队驻扎在一片几乎完全荒芜的地区，这一事实反映了他在军事上的无能。入侵者避开了筑有新城墙而便于防御的巴黎城，而对兰斯至夏尔特尔的巴黎周围的地区进行破坏以炫耀武力。法国没有军队进行抵抗，但寒冷的天气却使法国完成了其军队所未能完成的使命。1360 年 4 月 13 日，初春的一场可怕的大风雪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人和马匹。这一“黑色的礼拜一”①长期地保存在英国人的记忆中。在一部编年史中这样忧伤地记载着：“那是漆黑的、险恶的天气，阴霾漫天、风雪盖地、天气奇冷。许多人死于寒冷。因此，后

① 指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译者

来许多人称这一天为“黑色的礼拜一”。

摄政太子抓紧时间进行谈判，以缔结和约，和约于 1360 年 5 月 8 日在昂儒的布雷蒂尼缔结。根据和约的规定，法国放弃了因英国国王领有加斯科尼和基恩的地产而对该两地区所拥有的君主权，此两地后来一直为英王的自由领有地。此外，法国还割让了普瓦图、佩里戈尔、圭尔西、①圣东日、鲁埃格、阿让诺瓦、利穆赞及比戈尔给英国王室。反之，爱德华放弃了他对于法国王位的要求。和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安排释放被俘的法王约翰。约翰在英格兰一直生活在王室的豪华之中，他以河滨大街的萨沃伊宫②作为公馆，并领有2000 镑旅居年金。在那段日子里，路易九世获释的情景常清晰地再现在人们的记忆中，约翰本人在写给他的国家的信中也回忆起此事。但过去时代的国王是那样无知，以至圣路易一直被说成是在突尼斯被俘的。事实上，他于 1248 年被俘于埃及的曼苏拉，1270 年死于突尼斯附近的沙漠。同时，被大肆渲染的财务报告书说，由于大量贵金属从法国流出用以缴付路易的赎金，以至皮革制货币成为代用品。法国再次体会到，赎取国王这类要人们是需耗费巨资的。释放国王约翰的赎金定为 300 万金埃居。但这笔巨款仅相当于从法国强征赎款的一部分。因为除数以千计的贵族外，尚有被俘的法国诸侯和军事官员们仍被囚禁着以待赎救。国王赎金的缴纳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但其中60 万金埃居却几乎要立即付清。

征收约翰赎金的历史极为重要，它给法国的税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现在要对这一征税史进行详细考察。在此之前，大致回顾一下 l360 年以前法国的征税情况是必要的。

如所周知，腓力四世时代，国库收入有两个来源：王室领地①（即国王地产）的收入及来自法庭罚款、国玺津贴、通行税及铸币费或铸币税的收入。这些收入维持着宫廷的开支，支付政府官员的薪俸。至瓦洛亚的腓力时期， 由于浪费和疏忽，来自王室领地的正常收入虽有行政封地和商业管理税的补充，但已不能满足王室的需要。国王没有权力在王室领地以外的地区征税， 甚至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这样的省份，不经地方议会审议也不能征税。这些通常的收入不能满足腓力六世奢侈的口味，特别是不足以维持与英国的战争。因而，王室被迫一再向其臣民征收附加税。在此情况下，国王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大贵族和享有许多特权的高级教士、拥有特许权的城市是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权利的。他们经常要求王室削减甚至放弃对部分贵族和城市所征的在计划内的一种附加税。

然而，这些附加税较之其它税收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征收方式根据国王、贵族和城市三方一致同意的办法而改变。对教士征收的附加税始终是特殊的

① 当英王要求圭尔西诸城履行布雷蒂尼和约，放弃他们与法王的臣属关系时，它们的确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是无望的。

② 位于伦敦河滨大街和泰晤士河之间的地区。1246 年，英王亨利三世把这一地区赐予萨沃伊的彼得，彼得遂修此宫，故而得名。——译者

① 1328 年，由国王直接管理的王室领地或者说领土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香槟、阿图瓦、奥尔良内、都兰、昂儒及贝里的一部分。在南方，国王拥有朗格多克、奥弗涅、里奥内。为便于管理，这些地区被分为36 个市管区和司法总管辖区，后者是在南方的称呼。法国的其它地区是王室的采邑，由王室的代理人、各封建陪臣直接统辖，其中最大的是勃艮第公国、佛兰德和布列塔尼伯国。在这些地区中，还应包括英国在法国的领地，特别是加斯科尼公国和基恩。

什一税形式。腓力六世时第一次附加税是于 1328 年为征伐佛兰德而征收的，

此次出征以卡塞尔战役为结束。为此，国王从 22 个市管区和王室领地的司法

总管辖区征收了 231078 利佛尔。记录着这一数字的文件上列举了各市管区的征收数量及方法。有些地方是根据炉灶数量征税，即按户征税。在桑城，每百户人家每 4 个月付 4 个苏。在特鲁瓦，是按人头征税的，该税有最低限度

的免税，按人们财产比率渐次提高；对那些占有财产价值达 500 利佛尔以上

的人，征 4 利佛尔 10 个苏。在鲁昂，税收总额分摊到每一教区，居民根据各自的财产数量纳税；一些教区采取分期缴纳的方式，另一些教区则一次付清。总之，不存在统一的税收制度。国王将地方上采用何种征税方式和方法的决定权交由地方官吏掌握。大多数城市确定了某种特定方式后，由她们自己的机构来征收税款。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利用国王对金钱的需要，要求王室确认他们的特权。王室领地以外各省的半独立的贵族也要求保证他们的特权。

战争税是不得人心的，但毕竟事出有因。但是，当腓力六世决定征收一种新的附加税以支付王子诸侯们封授爵位时的奢华花费和为他的女儿准备嫁奁时，遇到了极大的反抗。尽管如此，他在征收这些税款时，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君主政体权力增长的明显证据。

最终，与英格兰的战争，要求法国极大地增加她的收入。不动产和私人财产，为使地产增值所进行的改建、实物和货币形式的收入，家庭、教区、城市、王室所有地、商业和工业全都成为征税对象。腓力四世时即存在的每价值“一镑征一便士”的商品售出税（人民通常称之为“特税”），这时已增加至每出售价值一镑的货物征收四便士，卖方付两便士，买方付另外两便士。种植葡萄的省份尤其要负担这项税收。这里应详细说明的是，沿海省份税收额的提高是为了用于海岸的防卫，而不是为了通常的战争目的。应征服兵役的贵族如缴纳其岁入的 1/5 即可免除服役义务；同样，这一规定也适用于自由持有农；城市必须交出其海关年收入的 1/5。这是对整个王国征收的格外沉重的税收、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征齐。各处都有调整税额或征收额定税款之一部分的现象发生，在那些王室领地之外的省份更是如此。这就是说此类税收在各省、各城市和各领地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形式各异的。巴黎为使其面包、酒、干酪、青鱼和一般的毛织品能够免税，交纳了 18000 图尔锂。因为在巴黎，始终存在着对于骚乱的恐惧，而物价昂贵或时世艰难是导致骚乱的原因。除贵族、教士、教育部门、学院、巴黎大学的教授及政府的官员得以免税外，其它形式的税收固定不变。这些从 1337 年开始征集的五花八门的普遍税收几乎每年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重新征收。由于战争的继续，各省都遭到破坏，收入减少了。地方上对于税收的抵制时有发生，接连公布的法令就是政府在经济上极为窘困的明证。在王室领地以外的各省，又存在与大诸侯的摩擦。因而需要设立一项能够提供可靠收入而又容易征收的普通税。种种需要考虑的事实促使了两项特别税，即炉灶税（fouage）和盐税的设立，它们势必成为永久性的税收。

如前所述，炉灶税①是一种由户主承担的税。依照规定，该税税额为 10

个苏，每 5 年征收一次，以炉灶数为征收单位，而炉灶数量则以每五口之家用一炉灶来估计。于是，家庭的炉灶数就不可能与应纳税的炉灶数相一致，

① fouage 一词来自 focagium（烟），而不是 feu（火），但 feu 和 fouage 都用来表示“炉灶税”或“烟税”； 此后也用来代表一个家庭、一户人家或一个家族。

因为后者是一种假定，是为征税目的而设立的单位。一个大的家族可能会按两个或更多的炉灶数征税。炉灶税是一项有利可图但很不受欢迎的税收。盐税就更是如此。这种盐税源于西班牙，后为瓦洛亚政府所采用。在盐税被古代西班牙采用之前，就已经具有悠久的传统。征收盐税似乎开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罗马帝国时期沿续下来。后来，直到圣路易把它作为一种特别税来征收之前，该税销声匿迹已近千年。由于盐税极不得人心，以至于贪得无厌的美男子腓力也不敢予以恢复。但该税似乎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在受罗马传统影响较强的西班牙保持下来。法国的国王们无疑是在法—西政治关系密切的时候，了解到这种税收方式的。该税可能源于阿拉贡，而不是卡斯蒂利亚。①

盐税的征收使政府垄断了制盐业和盐的销售。以蒸发方式制盐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盐泉和盐池成为王室特权的管辖对象。这种极易引起民愤的税收是通过 1341 年 3 月 16 日的王室法令设立的。国王迅速向各省派出税务监督官，去收买可以弄到手的盐，并设法找到仓库、成立办事处。这些官员执行命令极为严厉。抱怨之声源源不断地涌向巴黎；但这并未引起官员们的重视， 几乎到处都在征收盐税。人们的不满变得更为强烈。因而在 1346 年召开等级会议时，腓力六世温和地表示，他无意使盐税成为一项永久性的税收，它不过是一种“战争税”。议会听信了他的话而休会。但该税却被保留下来。法国国会不同于英国国会，后者极力要求得到王室的特许权和限制王室的权力，以此作为王室征税、征收补助金的回报，因而在英国奠定了议会政府的基础；法国则不然，她的等级会议恭顺地屈服于国王的要求，因此丧失了由战争所带来的在法国建立立宪政府的机会。

由于战争的形势越来越糟，这些税的征收也愈益困难，而战争经费又持续地增加。货币制度的混乱，使情况更为严重。1328 年至 1355 年间，政府制定了 22 项财政法以修改币制。1343 年，腓力六世宣布政府恢复“圣路易时期的优质货币”。这不过是一个无耻的借口，甚至在腓力四世统治时也未曾有过这种诡计。这不过是给政府提供一个以劣币支付其债务，以优质币收税的机会。而且，为了维持战争，腓力六世也曾依靠其它权宜手段，如出卖特权、给予私生子以合法权利（以收取一笔手续费），以及永远管业的转让手续，根据传统程序，人们只有缴纳一笔高额手续费后才可把遗产馈赠教会。

1346 年初，即克雷西战役的那年，在王室公告的前言中提到，国王听说盐税和四便士特税的征收“在朕的臣民中间极其不受欢迎，以至于市民、农民、大多数官员及钦差专员们一致不满于此，且闻朕之臣民已觉负重不堪”， 故召集“朕之王国的僧侣、诸侯、僧团和优秀城市以修正所有这些问题”。这一时期有两个等级会议：法国北部（朗格多埃尔）的等级议会在巴黎召开， 国王出席之；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等级会议在图卢兹召开。两个议会再次宣称，盐税和四便士商品销售税仅是暂时性税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议会中各省分别投票，即每个省都是一个拥有一张选票的选举单位。每一省各阶级的代表，即教士、贵族和市民都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选举。根据这种制度，小省和大省具有相等的权利。但由于两个特权等级之间的关系比这两个等级中的任何一个等级与第三等级间的关系都更为紧密，在各省的议会中，教士和贵族通常在选举中占优势。而且，由于国王是贵族之首，故他与

① 菲诺：《关于盐税起源的历史问题》，1866 年。

特权等级的关系较之他与平民间的关系要缓和一些。

克雷西灾难之后，在加来受围困期间（1346～1347 年），国难当头，这使腓力六世能采取增加国家收入、平息人民怨忿的非常措施。1347 年，国王在蓬图瓦兹召集一个省议会时只能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无法描述的困境之中。”克雷西战役已经表现出贵族在军事上的无能，法国政府打算以雇佣兵来代替之。所以，1347 年，我们发现了一种提高贵族的代役金的方法。加来战败之后，为装备一支舰队进攻英国（也许是以此为借口？）新的勒索又在进行，但以此为借口而得到的收入并未用于这一目的。

无能、浪费、贪污等所有与这些财政手段密不可分的现象极为严重，以至于腓力六世若不能仰赖于教会什一税和教皇借贷，在财政上将会更拮据。幸运的是，自腓力四世统治时期以来，政府就可以指望什一税成为永久性财源。他们年年征收什一税。从原则上讲，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对这一作法始终是赞同的。因为教会征收什一税时，范围很广，而且显然比政府的税收更公正。这里，可举一例子说明上缴国库的什一税的大致数目。1330 年，什一税提供的金额为 278832 利佛尔 10 苏 5 但尼尔（图尔铸币）；税金的支出为 12841

利佛尔 15 苏 9 但尼尔，给予国王的余额是 265990 利佛尔 14 苏 8 但尼尔。修道僧们企图享有教区教士们未享有的免税权，猛烈地攻击这项为政府目的服务的什一税。锡佗修道院长写信给国家财务大臣道：“锡佗诸修道院即锡佗教团千辛万苦地依靠他们的领地、葡萄园、羊群和畜群生活。经营农业在一些年份里入不敷出，尤其是新的货币流通以来更是如此，因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工人和雇工支付新货币以代替旧货币。”然而，在腓力六世统治初期， 他竟将什一税用于举行庆典和赏赐宠臣。这一极恶劣的浪费行为激怒了教皇。1336 年，教皇停止了政府对于什一税的使用权，直到与英格兰的战争恢复之后，这一特权方才重获。而且，瓦洛亚的腓力以向许多城市，特别是向庇卡底城市出售王室“保护特许状”的方法，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该特许状保证对于城市的特权和自由予以特别保护，以此作为对城市提供财政援助的回报。所谓保护是迷惑人的，但却收到了确认城市自治的实际效果，因此， 这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成长。

腓力六世也求助于向意大利银行家借贷、并向自己的臣民强行借贷的手段。前者的利率非常之高，后者则常常是事实上的专横征用。然而，国王的最大银行家还是教皇。罗马教皇从全体基督教徒那里得来的收入是一笔巨款，由于教皇是法国人，故慷慨地给予法王贷款。在大战初期的 1345 年至

1355 年间，教皇预付了 339.2 万金佛罗林的巨款。这笔款项是法国君主最充足、最现成的财源。当英国政府还未获得关于这些借款的证据时，已敏锐地猜测到教皇的财富正在供给法国国王。因为同在其它国家一样，教皇也从英格兰获得大笔收入。英国人民对于他们自己正在支持其敌人法国来抵抗他们自己这一事实的愤怒情绪是无法安抚的。

1360 年布雷蒂尼和约之后，由于法王室的部分最富庶的省份之丧失以及建立王子封地的灾难性政策导致岁入的转让，政府的岁入比任何时候都更少。既然战争似乎已经结束，人民纷纷要求恢复美男子腓力时期的自由的古法国并要求废止瓦洛亚朝国王们曾征收过的特别税。与这个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是行会的垄断所引起的、存在于下层工人阶级中的经济和社会的不满， 以及存在于农民阶级中的模糊造反意识——在农民中，对扎克雷起义的记忆还未消失。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如果法国能够避免一场象 1381 年发生于英

格兰那样的农民起义，她也必将与佛兰德和佛罗伦萨一样，经历一场在主要的城市里发生的广泛的行会起义，即一场具有真正革命性质的、体现一定的反社会倾向的起义。

为了解释人民对于这一时期政府对他们所征苛税的愤怒，必须记住，最使人反感的税收，如盐税、炉灶税及贸易中的四便士商品税，都是新设置的。国民们怀着愤怒和恐惧注视着这些税收成为固定税收的前景，结果确实如此。赎救国王约翰所需要的大笔款项使腓力六世恢复的种种征税的权宜手段成为永久和固定的了。1360 年 12 月 5 日的一项法令在“为救赎国王的附加税”的名义下设置了上述三种税；它们因以前曾偶然被征收过而为人们所熟悉，但此时，这些税已成为法国税收的永久特征。

炉灶税对于经济史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炉灶税的金额可为他提供以其它方式所无法得到的统计学的情报。法国于 1360 年和约中宣布放弃了已分离的省份之后，除拒不服从这一税收制度的勃艮第和多菲纳之外，估计法国约有一半的相当于现在的县的行政区都征收了炉灶税。被征税的炉灶数在200 万至 230 万之间，税收总额达 400～500 万美元。如前所述，由于炉灶税始终不是按人口来评定税额的，因此，上述数字不可能达到更精确的程度。例如，在朗格多克，有时是根据不动产征税，有时则是以炉灶或住房的价值为单位对商品进行估价征税，但仍被称为炉灶税。此外，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庭的财产可能会被合在一起进行估价，再进而确定应按多少炉灶征税。换一句话说，炉灶税只是一种估价税收的虚构单位，收税人借助于这种单位决定地方上各种不同财源的可征税数量。这样确定的税收无疑会经常得以豁免，而且税收也肯定是不规则的。在遭到战争破坏的省份里，炉灶税必然会征收得少一些，而从未遭到英国人入侵的朗格多克又享有一些特权。据推算， 炉灶税的总数和其它税收的比值一直是 8∶25。

这些因筹集国王赎金的需要而设置的税收，在法国后来的历史上有重要影响。这是建立一种定期的、永久性税收体系的尝试。但它们在各地的征收情况是不同的。在法兰西岛和诺曼底，这些税的征收基本上遵循着法律文件的规定。在那里，一个有效的财政机构得以发展。该机构的主要经理人是总收税官和司库。在他们之下，还有被称为“当选者”的地方收税员和“主教管区收税员”。后者负责向教士征集贡品。除去托钵僧团，各派修士都要纳税。但在一些省，特别是在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朗格多克，税收由地方官员而不是王室官员管理，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也采取这种方式。

一位谨慎的法国历史学家估计，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法国所承担的战争税的总额为 3300 万法郎，若按世界大战前 1 法郎合 19.25 美分计算大约值

650 万美元。这个总数似乎不大，除非人们知道 14 世纪货币的购买力至少相

当于现在的 4 倍甚至 6 倍之多。因此，王室在 1369 年至 1380 年间的解放战

争中的全部税收至少是 2500 万美元，也许将近 4000 万美元。但这并不是税收总额的顶点。因为我们须记住，除去这些王室税收之外，法国各阶级的人们都要缴纳教会什一税；贵族有义务纳“补助金”，并被强制完税；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要为领主服劳役或是缴纳货币地租、向领主纳税。这样，税收总额是多少，就只能猜测了。

于是，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瓦洛亚朝时期法国的人口数是多少呢？根据1328 年征收炉灶税的登记册所反映的炉灶数（该统计数来自 48 个县，超过

近代法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与 1851 年的人口普查数作一比较（使用这一

数字较之使用最近的法国人口数据为好，因为 1851 年近代大都市还没有大规

模发展，法国也还没有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由此发现与 1328

年的 2465948 个炉灶相应的地区，1851 年的人口数为 18767000。考虑到 1328 年的每一炉灶代表 5 人，那么，将炉灶数乘以 5，我们就得出当时的人口数为 12 329 740；享有教会特权的教士、大学教授和学生不包括在内，贫民和赤贫者亦除外。因此，1328 年法国的人口数比 19 世纪中叶的人口数少 1/3。但是，这一比例差与一些省的资料提供的数据不一致。例如，1328 年勃艮第有炉灶 3.2 万个，即 16 万居民（估计数），而该地区现在的人口数则在 40 万以上。但是，由于近代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城镇，因而可正确推断，法国农村的人口自 14 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减少了。

但查理五世不同于 1328 年的腓力六世，能够拥有那样多的可征税地区和人口。1360 年的布雷蒂尼和约已将普瓦图、佩里戈尔、圭尔西、圣东日、鲁埃格、阿让诺瓦、利穆赞、比戈尔割让给英国。这些行省之割让给爱德华三世，对于法国来说是数千个炉灶的损失，否则这些“炉灶”是可提供炉灶税的。不能征收炉灶税的地区还应包括属于恶人查理的法属纳瓦拉和诺曼底， 以及爱德华三世之母嫁奁的一部分蓬蒂厄（该地事实上是处于法国包围之中的英国领土）和加来地区。而且，一些遭受英国人严重破坏的地区被免除了炉灶税。这些地区大部分在法兰西岛，它们是在 1359 年的战役中遭破坏的。将这些地区合在一起给查理五世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了。他拥有的炉灶数只达腓力六世时期的一半多，能纳税提供岁入的人口也只有一半。

然而与英国这一时期的财富加以对比，如果法国各行省都一直处于正常状况，无一受到破坏，那么，法国几乎比英国富 3 倍。因为 1360 年以后，英

国只拥有不超过 8600 个教区，而法国则有 22000 个。对动产征税是在理查三世统治的第二年（1378 年），其中 2/10 征自城市，2/15 征自农村，估计比法国的同类税负担要重。结论是不可回避的，即腓力六世和约翰二世统治时期军事上的失败和悲惨境况应归咎于这几个国王的疏忽和浪费。法国这几个祸国殃民的君主是前无仅有的。

当时，为筹集国王的赎金而征收的额外税款对法国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一些省份一再处于起义的边缘。这些情况因查理五世公正和有力的统治而得以扭转。由于和平和繁荣的出现，这一沉重负担逐渐得以解除。1370 年，在卡尔卡松司法总管辖区，炉灶税的征收数目由 90000 炉灶减至

35623 炉灶；在博凯尔由 70000 减至 23478 炉灶；在图卢兹由 50000 减至 24830

炉灶，也就是说，炉灶总数由 210000 减少至 83000。到 1378 年，“炉灶”

数已减至 30000 个。

在征税史的考察上，我们走得太远了，现在有必要回到 1360 年。

布雷蒂尼和约之后，英国人的入侵让位给一场新的灾难，对于法国，这场灾难依然是可怕的。一些武装的匪帮以横蛮的抢劫为职业，并向心绪烦乱的居民勒索赎金，从中获得很大收益。这些匪帮被称为“自由支队”，是英法正规部队的残余。甚至城市也遭到抢劫，阿维尼翁的教皇亦未幸免于被这些强盗敲诈。“自由支队”由具有各种不同国籍的冒险者组成，这些人曾被法国、英格兰及背叛者纳瓦拉的查理所雇用。他们从未有过共同的首领，但几个团体之间存在亲密的同盟。他们行动的迅速以及法国的衰弱状况使他们容易集合而采取坚决的行动。1360 年，他们野心的主要目标是截取由朗格多克送往圣奥梅尔的圣伯尔丁修道院的赎金，和约规定此处为赎金存放地。幸

运的是，这笔财产被保全下来。但恶棍们立即转向阿维尼翁的教皇，据说他的财产数量惊人。这伙人为了讹诈一笔巨款扣押了乌尔班五世。教皇们之所以用围墙和塔楼将阿维尼翁牢固地设防起来，也就是由此得到的经验，这些塔楼和围墙至今仍被保存下来。

查理五世发现了一个能够对付这些歹徒的布列塔尼名将，此人名贝特朗·迪盖克兰，曾任法军元帅，即司令员。经过 7 年的不懈努力，法国摆脱了这些游击队的骚扰。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逐出法国，在意大利寻找新的活动区域；一些人转入德国，那里，德国城市的强大市民义勇军消灭了他们；剩下的一部分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流窜到卡斯蒂利亚，那里，残忍者彼得和他的异母兄弟亨利·特拉斯塔马拉之间进行的王位继承战为这些匪团提供了加入冲突中任何一方的机会。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曾被爱德华三世授予加斯科尼和基恩总督职务的黑太子，怀着获得更大军事声望的愚蠢野心，加入彼得一方介入了这场冲突，并且由于在他所统治的省份征收新奇的法国炉灶税而极大地触犯了他的臣民。

英国人在西班牙的干预给加斯科尼和基恩带来了新的沉重的税务负担。被黑太子轻率地勒索的炉灶税的刺激并不仅在于它的新奇，而是由于它的份量。因为该税比法国征收此税的惯例要重，在这块土地面积不大于今日法国的 9 个县的地区，税收总额达到了 120 万利佛尔。一些因个人的原因怀有不满情绪、并为法国的金钱和贿赂所诱惑的贵族发起了一场叛乱。城市也追随他们，以逃避特别补助金，城市宣称他们有免缴此税的特权。他们也受到查理五世提供的更大的特许权所诱惑。

与此同时，在查理五世贤明的统治下，法国正缓慢地修复战争的创伤。1369 年，加斯科尼贵族委派代表到巴黎向国王抱怨黑太子的不公正，查理五世欣然倾听。当战争再起时，形势倒转过来。每一重要的法国城市都筑起了城墙、囤积了粮食并派兵员驻守，以抵御进攻；迪盖克兰已经重组了军队； 法国的农业和商业已日渐繁荣；国库殷实了。当黑太子的军队入侵法国的省份时，农民们带着他们的家畜和财产逃进筑防的城市。村庄、小村落、农舍和庄稼有可能被烧毁，但居民是安全的。除利摩日之外，筑防的城市抵抗住了进攻。入侵者很快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他们自己实行的破坏性政策带来的结果。而迪盖克兰则避开正面对阵，采用拖住英军后卫伺机袭击的方法，切断落伍兵士和粮草征发队与主力队伍的联系，不断对英国人进行骚扰，他自己的军队则未受损失。英国人最终放弃了进攻，开始退却。法国军队随之转入了攻势，侵入英国人领有的省份，那里的许多居民首次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法国士兵携手抗敌，支持他们的征服。几年内， 查理五世占领了英国人在海峡对岸的全部行省，法国成为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法国实现了她的梦想，把领土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英国残留的全部法国领土仅有波尔多莱——波尔多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和加来地区，法国还不具备足以获得这些地区的海上势力。1380 年，当查理五世和他的英雄将领迪盖克兰都死去后，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真正结束了。布雷蒂尼和约不过是一个休战和约，尽管它被正式地称为和约。该和约为法国提供了养精蓄锐的 9 年时间。

现在，有必要考察在查理五世的开明统治时期法国的内政情况，因为除去与战争史有关的征税问题，这一课题尚未被考察过。

讨论首先涉及查理五世恢复货币体制的问题。操纵货币是瓦洛亚朝的国

王们使用的最可鄙的诡计之一。王室因而至少逃避了它的一部分债务的支付。好人约翰是比他父亲更糟的劣质货币制造者。查理五世清楚地认识到， 稳定而可靠的交换媒介是经济基础得以稳固的福音。圣路易创设一种稳定的优质货币时，已经提供了一个王室的先例，但他的继承者愚蠢地忽视了对该先例的遵循。腓力六世统治之初，他的确在努力恢复“一种圣路易时代那样的稳定的优质货币”，但在 1337 年到 1350 年间，由于战争的急需，迫使国

家的货币制度至少有 24 次明显的改变。甚至查理五世在普瓦蒂埃战败之后，

作为摄政皇太子，也曾被迫使用同样的权宜手段。1360 年 12 月 5 日的一项法令，宣布实行一种新币制，该币制使用纯金银铸币，其价值由金、银之间的比价确定，比当时流通的货币更有信用、更加稳定。这种新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尼古拉·奥兰思想的胜利。尼古拉·奥兰是当时伟大的经济著作家，他启发和指导了查理五世确立他的货币政策。这个杰出人物一直是巴黎大学纳瓦拉学院的院长，并出任利西厄的主教。他是 14 世纪法国知识人士的光荣。他的著作包括神学、自然科学、医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为查理五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著名的《论货币的起源》，这是中世纪经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系统论著。该书最初用拉丁文写成， 很快译为法文，书中反映出作者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奥兰的译著《政治学》和他的《论货币》于 1372 年同时出版。后者阐述了他对货币的起源及用途的一些看法，揭示了使用货币的必要性源于古代而流传到中世纪。奥兰在这部论著中反对人们通常所强调的、货币是君主的财产的理论。他认为，货币是其拥有者的财产，是以薪俸或工资的形式代表他的劳动和世袭财产。他承认金银货币铸造税或者说君主为将贵金属制成货币投入流通而征收的费用是正当的，但他反对这种特权在中世纪的滥用，如滥发货币、降低贵金属的成色、改变铸币重量等弊端。他认为，君主改变金银之间的自然比率，或发行“疲软”的货币都是不合法的、残酷的。因为，劣币会把优质币排除于流通之外，如果没有维持适当的比率，会造成优质货币的囤积。“坚挺”的货币应该保持贵金属间的正当平衡，应该是稳定的流通货币。与路易十一分享着瓦洛亚朝最有才干的国王这一荣誉的查理五世，是奥兰思想的信奉者，他禁止发行他的前任国王铸造的劣币，使法国处于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础之上，至少在他统治时期是这样。

1364 年，铸币厂在图尔建立，以后的一些年中出现了许多铸币法令。1379 年，国王禁止外国货币在王国领域内流通，禁止使用以往发行的旧币，并为建立一稳定的货币体系作出了其它一些规定，并禁止金银手工艺品加工，但教会除外。

查理五世的政策是加强王权，在王国境内树立国王的一统权威。由于城市实际上是封建制度下的法人，其权力和义务都为特许状所规定，国王非难和限制城市，同对封建主的态度相同。在他还是皇太子和摄政者时，他声称有权设置“市政官和公社”。继承王位以后，他则承认了大批原有的特许状， 但只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公社。他更经常地通过对公社组织进行压制的方式，行使其对于城市的权力，在城市无力缴纳税务时，他给予一定的恩惠， 在城市对国王有不忠实的表现时，他给予适当的处理，公社因此而被强制变为王室领地的一部分，只能由王室的权力重建。但城市所受的严酷的课税勒索，通过王室的让步，即把税收总数中，每 12 但尼尔的 1/6、1/4 甚至 1/3 的款项，用于城防工事和护城开支，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国王的严格

统治给城市带来了安全和和平，在此条件下工业繁盛起来。总的来讲，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城市是效忠于他的。

此外，查理五世对王室领地的管理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改革。在 1372 年的一项敕令中，我们找到了涉及王室领地管理规章被严格实施的证据。此项敕令免除了一个叫爱德华·塔德兰的人的王室管家的职位。因为他触犯了一项规章，这一规章要求把王室领地上全部收益先上缴巴黎国库，然后才能扣除作为管家的服务而应得的报酬。许多批准人们去国王属树林搜集木柴的特许状表明，王室领地受到了足够的监护。

14 世纪，王室竭力维护对于每周一次在巴黎的市场进行商品销售的垄断，并加强其控制。市场出租商品陈列柜台，由巴黎的行会收取年租。这些行会必须支付必要的修缮和扩建所需费用，如果遇到火灾还要重建市场设施。这类设施是很常见的，而且很快地，几乎所有的职业团体都建立了独立的市场。国王尽量增加集市日的数量，以增加他的岁入。1368 年 10 月 3 日的一项法令规定每星期三、五、日为王室市场日。这引起了激烈的反对。一些行会除星期天外可免予使用市场；其他行会必须每星期使用两天，星期五和星期天。这样，国王出于财政上的原因控制了市场。开始，商人们愿到市场去，因为在那里一定能找到买主，但在百年战争期间买主们舍弃了市场。商人们付了租金却又不能售出任何货物，也舍弃了市场。王室开始与他们有了新的冲突。

其它大城市的情况与巴黎大致相同。商业活动退出了市场，改变商业关系性质的时代到来了。开始，贸易的主要物品是呢绒商品、毛皮、宝石。但在 14 世纪食品亦单设了销售场所，不久，市场也预定给外国商人。查理五世仍然保有王室特权，规定唯有国王有权对所有市场和集市进行管辖和征税。然而，虽然原则已定，但该原则并非始终奏效。国王在强迫大封建诸侯

如佛兰德伯爵、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公爵承认他的特权时，并非总是成功的。当 14 世纪市场开始衰落时，除了在定期集市和重要的市场内，国王无法使他的要求实现。在规定的日期里开放的市场被置于自治城市的权力之下。我们发现市政机关拥有了设置市场、改变市场和管理市场的权力。这表明市场已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正走向衰落。

人们自然会从市场和集市的讨论，过渡到对于商业的考察。首先应该注意到法国在 14 世纪获得了两块重要的领土，其中至少一块给商业带来很大好

处。两次获得领土都是在 1349 年发生的。所得到的地区是蒙彼利埃和多菲纳。蒙彼利埃属于马略尔卡王国。在得到这一地区之前，法国的国王们甚至试图通过武力拦截到马格隆纳和蒙彼利埃入港的船只，当监视人远远看到在海上的帆船时，便吹响他们的号角，一只随时准备进行拦截的船只听到信号后即刻驶出，迫使对方进入埃格莫特，缴纳航海税，税额为每值一镑的船货交一便士。船长们往往力图避开监视人的警戒，有时在夜间航行，这与中世纪的习惯是绝对矛盾的。倘若被迫交纳了入港税，那么在埃格莫特卸下他们的货物就要便宜一些。早年间，人们已开凿了一条运河，以便将埃格莫特和罗纳河的主要支流联系起来。后来，另一条运河沟通了与蒙彼利埃的交通。这样一来，所有的进口货物都被集中于埃格莫特；许多出口的货物也只能经由这个港口运出，如羊毛和所有属于应纳“高额过境税”的商品。但埃格莫特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港口，易于淤塞。1336 年一度需要准许船只经由朗格多克的其它运河进入法国。

1293 年，美男子腓力从马格隆纳大主教手中得到了蒙彼利埃旧城以及对该城市的其余部分的宗主权和拉特要塞（这是属于马略尔卡国王的），从而， 为吞并蒙彼利埃铺平了道路。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政治上的磨擦。1341 年， 由于阿拉贡的彼得四世的挑唆，马略尔卡国王借口马格隆纳主教的行动未得到教皇的许可，拒绝承认法国对于蒙彼利埃的君主权。但在 1349 隼，马略尔卡被阿拉贡占领，被驱逐的马略尔卡国王詹姆斯三世因为希望收回他在海岛上的国土，以 12 万金埃居的价格将蒙彼利埃卖给了法国。这对法国是有利的交易。因为蒙彼利埃可由一条运河通向地中海。1349 年，当蒙彼利埃成为国王的城市时，埃格莫特的特权终止了。

由于多菲纳处于罗纳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法国领地包围之中，因而， 1349 年法王从无子嗣的多菲纳伯爵于贝尔二世手中购买这块领土时，其政治利益远大于经济利益。但获得多菲纳也使法国得以控制从格勒诺布尔及尚贝里通往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摩德纳和都灵）的圣让德莫利昂纳小山口的西端， 因而也得到了经济利益。然而，与第一次兼并相比，这次获得土地的代价是昂贵的。

由于急需货币，迫使国王加重消费税的征收，如盐税和入城的商品税， 这就使他卷入麻烦的商业税务中。在这方面，查理五世的统治制定了一项新的错误的政策，并和盐税一样成为永久性政策，与君主政体一样长久地维持下去。由于王室领地已逐渐增多，连成一片，于是国王废除了以往封建领地对商业征收的古老的、使人恼火的各省份之间的通行税，只对国内商业征收桥梁税和浅滩税及几种古代的通行税、市场税和后来的入城税。查理五世恢复了旧有的省际间的商业税，这是在关卡税的新名目下征收的旧有税收。对普通商品征关卡税已够不幸的，但将这种税收用于法国的主要谷物小麦和酒时实际上就绝对是一种祸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极坏的先例居然能够确立。因为在古法统治时，关卡税的沉重和滥征是引起民众极大抱怨的原因之一。直至 1789 年革命之前，这种税一直没被废除。

法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经济恢复并不象人们所曾期望的那样完好。由于 1360 年至 1380 年间一些税收改变成永久性税收而导致了国内危机；加

之英国人从 1369 年至 1373 年对法国的有计划的掠夺，使国家的部分地区遭到毁坏。然而，工业和商业还是得到极大的发展。由于和平的实现，工人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这些工人传播他们所拥有的关于生产方法的知识。查理五世颁布了一系列与工业有关的法令，但都带有加强国王对于行会控制权的特点，而且查理五世还支持一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业。

查理五世还颁布了大量干预商业的法令。1364 年 9 月，他承认了绸布商团体和他们的行会规章；1367 年，他批准了巴黎帽商行会的规章；1371 年， 批准了理发师行会规章。其规定在某些方面非常宽大，在另一些方面则十分严格。管理家禽贩的条例规定，凡在巴黎的家禽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佣他所需要的学徒，人数不限。相反，对帽商则规定任何一名匠师都不得雇佣超过一人以上的学徒，而且不准学徒为其它匠师工作。学徒期规定为五年。查理五世有时不仅限制学徒的数量，且限制匠师的数量，因而导致了有利于匠师的固定垄断权。但国王始终注意扩大他对于行会的控制权，因为这是使他的市长能在巴黎监督管理所有贸易者的一种简便方式。

城市的理发师们由国王的理发师控制，他在王室家族中相当于近侍身份，国王的理发师是处理触犯或违背行会规章的裁判员；但只是在预审的情

况下是这样。经过他的裁决后可以向巴黎的市长起诉。同样的诉讼程序流行于其它行业的诉讼中。国王的面包师拥有对于巴黎面包匠们的审判权，国王的御马官对于铁匠也有同样权力，但上诉则属于国王的市长的职权。市长的权力因而大为增强，在起草管理商业的法令和关于罚款的问题上都要与之磋商；他发布适用于这种或那种商业的法令，这些法令要在整个城市施行。他任命司法监督并接受来自他们的报告。

人们可以设想到，查理五世依靠市长对于巴黎的贸易和工业进行全面的管理。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公布于 1371 年、1372 年及他死后的 1382 年。第

一和最后一个法令失落了，但我们还保存有 1372 年 9 月 25 日颁布的一个法令。在这个文件中，查理五世规定只有巴黎市长拥有在全城范围内和城郊督查贸易、城市供给和商品贸易的权力，并监督法令和惯例的执行，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废止不适当的法规。

查理五世极为重视行会应负的义务。巴黎的织工们承担了警戒任务。但由于该行会很富裕，织工们已向国王缴纳了一笔钱，从而免除了他们的义务。但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因疾病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织工们再也缴不起这笔钱了。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作坊建造在享有免税权的教会地产上，以逃避这种课税。以前王室领地上的 3000 户织工只余 16 户。1372 年 4 月，查理五世宣布在他直接管辖下的织工都应该出资以免除这项警戒义务，除非他们能象其它行会一样亲自担任警戒，方可免缴这笔钱。每个行会每年要有 3 周担任警戒；如果有人玩忽职守，看守长则指定他人代替而要求该玩忽职守者承担这笔费用。此外，除了行会需维持的警戒外，每晚都有一支由 20 名骑兵和

26 名步兵组成的卫队巡夜，由一名骑士指挥。1368 年 2 月，国王对此进行了

修改，规定由 20 名骑兵和 40 名步兵而不是原来的 26 名步兵担任王室的警戒。这些士兵无其它职业，他们的报酬是固定的。国王也强迫一些迄今为止一直免于担任警戒的行会来担任警戒。但理发师们得到特别的豁免，因为他们常在夜间被召唤来代替医生和外科医生陪伴病人。

查理五世还批准了大量的巴黎自治团体的章程，并扩大了王室对贸易的权力。他还对王室领地上的大批城市进行干预。1375 年 6 月，他承认了桑城车床工行会的规章；1376 年 5 月 16 日，他为翁弗勒的呢绒制造行业颁布了规章；1356 年 7 月，他在马弗茹尔颁发了规定呢绒布匹的长度和宽度以及亚麻制品的各种型号的许可证。因而，正如埃伯施塔特已经证实的那样，我们看到国王越来越多地干涉着行会的事务，这些事务过去一直是由行会自己管理的。

起初，每个工匠团体都有一个商标。例如，织工们在他们织成的呢绒布边上织上一个特殊的标记。这一标记是商品产地及制作合格的证明。呢绒经检查合格后，行会的师傅予以承认，并加盖火漆印或做上记号，以证明其质地优良并标明其产地。国王查理开始为部分产品的商标作保证人。因此，1365 年 1 月，他授予一个名叫埃弗拉尔·德伯塞的刀匠和他的从事本行的继承人以一种特权，即他们可在其制作的刀身上烙下一只鹿角。这个标记以前曾属于一个叫让·德圣德尼的制刀匠，此人曾为上文提及的埃弗拉尔工作，但他死后未留下合法继承人。查理五世禁止所有其它制造者使用这个标记。他甚至为这一行会的商标作保证人。

但国王并不限于只为这些商标作保证人。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在他所批准的织工的法规中，颁布了这一自治团体的标记。后

来，他声称这种标记是一种王室的特权，是王室为其自身利益而并非是为自治团体的利益而发明的。这样，授予商标变为一种王室的垄断，要得到这样一个商标，则要缴纳一种“商标税”。

查理五世制订了如此繁多的工业管理规章，因而当然被称为具有了真正工业政策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赞助了一些满足奢侈享乐的工业。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在巴黎东面、腓力二世的围墙之外，他购置了许多相邻的地产，并将它们连接为一个富丽堂皇的整体，那里有小教堂、长廊、精心设计的花园、樱桃园以及收养了狮子和其它动物、野鸟的动物园。而且，他还雇用了大批工匠在万森修建了城堡和教堂，并在巴黎修建了巴士底狱。教堂和城堡至今仍矗立着，巴士底狱则于 1789 年被捣毁。他修建了塞莱斯丹修道院，在该修道院的入口，人们至今仍可见到他和他妻子的塑像。在马恩河畔， 他建造了美丽的乡村别墅。事实上，他是一位精力如此旺盛的建筑者，正如克里斯蒂娜·德彼珊①所说：“他长于建筑。”

作为他过细控制贸易的部分补偿，查理五世努力恢复在法国的一些大河上，特别是塞纳河上进行贸易的自由，但未成功。1315 年，鲁昂商业公会的垄断曾遭到路易十世的压制，在下塞纳河地区，贸易自由建立起来。但在芒特和维尔纳夫·圣乔治之间的河道上，巴黎商业公会仍拥有垄断权。任何人若不把自己置于巴黎商业公会的某个成员保护之下或是不通过巴黎的商会， 就不得使用这段河流。这显然极不合理，制止这些特权是必要的。但政府无力这样去做，路易十世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鲁昂商业公会也要求这样的垄断权，并达到了目的。1378 年，查理五世承认鲁昂人有权在塞纳河下游阻止船只航行，并有权没收不由他们转运的商品。巴黎人对此决定表示抗议，并向国王请愿。于是，国王又恢复了他 1367 年的决定，承认路易十世的法令。其后，鲁昂人又提出他们有权自由地经由芒特到巴黎。巴黎人则拦截从鲁昂驶进他们辖区的船只。这样，就产生了一桩法律诉讼案，并诉诸巴黎最高法院。该案一直拖延至 1450 年，是年，查理七世废除了诺曼人和巴黎商会的特

权，宣布河流的全程都可自由通航。1462 年 1 月 11 日，路易十一确认了这个决议，此后，整个塞纳河都畅行无阻了。

查理五世也是另外一系列政策的制订者，对这些政策加以注意是重要的。查理五世发现了犹太人在维持货币流通中的作用，故将他们召唤回来。1349 年黑死病后，由于人们的普遍仇视，曾再次从王国中把犹太人驱逐出去。查理五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1359 年他摄政时，允许犹太人返回。他授予他们特权，并任命埃当普伯爵为这些特权的保护人。在朗格多克也有类似的保护人。犹太人被分为三个等级：（1）那些定居于法国者要缴纳一笔定期税款；（2）那些仅仅出于商业的目的来到法国者，每人要缴纳 4 个金佛罗

林入境税；（3）最后，那些为享乐来到法国者，免予纳税。但 1360 年的和约签订后不久，当约翰二世从英格兰返回，不得不为自己的赎金征收大笔款项时，对犹太人的这些税收提高了。每个要进入王国境内的犹太人必须为他本人及其妻子交纳 14 个金佛罗林，并为他的每个孩子交纳 2 个图尔格罗，居

住在王国境内者每年交纳 7 个佛罗林的税款，但他们免缴所有其它赋税。

犹太人订立借贷契约不得索取每星期多于每利沸尔 4 便士的利息。这

① 法国中世纪文学家、诗人、史学家。生于成尼斯（1364～1430 年），著有历史著作《国王查理五世的功绩和德行》。——译者

样，年息就是 86％。在交易中他们得到了一些大的特权，这是确实无疑的。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并且有他们自己的墓地；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他们不受普通法官的审判，而是由国王或是他们的保护人进行裁决，除非他们自愿接受其它人的裁决。他们有权经商、有权从事任何贸易。除了上述掌管利息的条件外，他们还可以抵押物品为条件借款给别人，条件是，这些抵押物不包括用于宗教活动的物品、劳动工具及器械。除非能提出充足的相反的证据， 犹太人宣誓立下的证书是收债的明证。犹太人的保护人受权在他们收债时给予他们帮助。具有相同国籍的犹太人可以结为一个整体，并为公共的支出募捐，即为他们的礼拜堂、墓地以及王室税收募捐。但查理后来取消了曾为他们提供的一些物质上的便利，并强迫他们在衣服上带上有一条黄边的标记

（1368 年 12 月 29 日）。

1367 年，当与英国人的战争又将开始之时，发生了新的排犹运动。甚至为这一行动拟定了法令，但国王认为这样一来他的信誉将受到损坏，故拒绝签署这一法令。1369 年，朗格多克的居民以同样方式吵闹着排挤犹太人，但查理五世保护了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国家繁荣的一个因素。1410 年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再次受到驱逐。

1380 年 6 月 2 日，查理五世允许五个德国商人出于商业的目的在特鲁瓦

居住 15 年，并在此进行借贷。这些商人为此向国王交纳了 1200 法朗入境税，

此后每年再交 200 法郎。其他德国人也很快获得同样的特权。卢森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是查理五世的朋友，1375 年 1 月，他本人也极其堂皇地来到巴黎。

一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查理五世统治初期，也得到了类似的支持。1364 年 4 月，查理五世曾授予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商人们普通安全通行证，执有此通行证可以随时要求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特别是将他们的商品带到阿夫勒和勒尔。无论法国和卡斯蒂利亚之间可能出现任何冲突或者是战争，都不累及这些卡斯蒂利亚人。在未接受审判之前，他们不得被投入监狱，他们还可以被保释。卡斯蒂利亚人之间的所有诉讼只能由卡斯蒂利亚王国的 2 至 3 个商人或者是水手进行裁决，或是由争执的双方选择的当事人进行裁决。如果诉讼发生于法国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之间，就得由阿夫勒的修道院长、两名阿夫勒居民及两名卡斯蒂利亚人组合在一起行使法庭的审判权。而对这一法庭裁决的申诉，则提到鲁昂，由教堂执事、城市长官及子爵受理。因而，那里就出现了一个为这些商人设立的特别的司法部门，如同为犹太人所设立的一样。而且，卡斯蒂利亚人还得到使用仓库和在阿夫勒，勒尔入港的特权。他们可以免税进入法国的任何港口，在他们之中有人死亡时，则免于将其财产充公①以利于他们的继承人。他们租借仓库的租金由公证人确定。1364 年 6 月，查理五世进一步确认了一些葡萄牙商人的特权。

这样，犹太人和外国商人就形成了享有特权的商人和银行家侨民团体， 其特权往往非常之大。这些商人为法王承受重负的国库带来了金钱；他们开创或发展了与外国的联系并挟持着国家的工业。大量的商业显然掌握在他们手中。查理五世想要恢复法国的商业，而且由于受到战争和税务破坏的法国正需要资金，故他必须求助于这些外国侨民。

我们没有看到查理五世在商业上的一般性法令，但是我们能在许多被保

① 即古法规定的无继承人财产没收归公权，这里指外侨财产归公权。——译者

存下来的特殊法令中了解到，查理五世是支持商业的。国王也重视道路和港口。他着手对埃格莫特港口进行改建，当时该港口业已淤塞，实际上处于弃置状态，而转用马赛或蒙彼利埃。这些改建的预算达 56000 利佛尔。其中 1/3 由王室金库提供，1/3 由博凯尔商人提供，还有 1/3 由克拉维利提供，即由埃格莫特要塞征税处来提供。1364 年 11 月 2 日，他恢复了一项古法，规定所有在海上能够看见埃格莫待大灯塔信号灯的船只都必须在那里靠岸，并交纳旧有的港口税。尽管有王室的法令，但港口的生命力已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与法国在地中海的其它港口一样。蒙彼利埃和纳尔榜的居民户数减少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重新提出在洛卡特建立一个新港口以取代纳尔榜的方案。

另一方面，大西洋岸的港口是繁荣的。拉罗歇尔直接接纳来自尼姆的意大利殖民地的香料。在陆地上进行这趟旅行要花费 17 天的时间，但商人们除了交纳过境（称重）税外，没有其它税务负担。这一时期的商船往往结队航行以抵御海盗。我们发现船主请求布列塔尼公爵给他们派出布列塔尼人领航员，引导他们沿半岛危险的海岸航行。他们还要求得到保护特许状，和在此补充食品储备的许可。前者使他们摆脱了对难船财物占有权①，后者给他们以在这一地区获取食品和水的权力。

因为查理五世征收沉重的赋税，法国没有以她应有的速度迅速恢复起来。查理五世政策的弱点是在对英国人的战争中采取了保守的军事战术，这一点应该记住。这一战术尽管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但对农村是可怕的。法国人避开阵地战，让英国人在国土上到处乱窜，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抢劫，使之消耗殆尽。1369 年至 1373 年间，法国数以千计的房屋、城镇和村庄被烧毁；农村地区人口锐减；而在设防的城镇之外，工商业也消失了。

此外，甚至在较小的城镇中，城市人口也减少了。人们只需阅读一下查理五世的法令即可确信这一点。由于炉灶税是根据炉灶数征收的，城市必须申报这些调查数字，但炉灶数在持续地减少。除了一些最大的城市，任何地区的人口都没有增加。因而，很显然，工业没有大的恢复而商业也萧条了。然而，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一切还都未衰落。在工业和商业上甚至还

取得了一些进步。首先，在工业方面，出现了工匠的扩散，这些人将先进的工作方法带到新的地区；其次，政府批准了一些贸易法规，强制采用更为自由的政策。政府干预商业组织，有时在极其细微的方面都是如此。最后，政府还资助那些从事奢侈商品生产的工业部门。在没有设防的农村地区，小城镇工匠受英国人或普遍灾难的驱逐，到筑防的城镇中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并不总是受到当地工人的欢迎，而是被当作竞争者而受到提防。

已成为永久性的新税务体制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并且妨碍了王国的恢复。查理五世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临终之时，为自己对人民的虐待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如编年史《瓦洛亚朝的前四个国王》中所说：“他实施的炉灶税加重了他的国家中贫穷人民的负担，因此，人民激烈地反抗。”

历史学家们始终不清楚百年战争的军费是由谁支付和怎样支付的。编年史家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弗鲁瓦萨尔写出的仅仅是想象。圣德尼编年史模

① 即所谓“船只遇难权”，为中世纪关于遇难商旅财物的一项习惯法：船只在海上失事，当地领海的领主有权打捞一切浮物据为己有；商人行车掉落地上的货物，当地领主也有权占有。后此项权利被逐渐取消。

——译者

仿传统的说法。只有档案中的文件能使我们证实战争的费用是怎样和用什么手段压在社会各阶级身上的。在所有的原始资料中，罗马教皇的档案是最丰富的。

虽然教士蒙受了许多财产的损失，但他们的贫困与全体人民所忍受的痛苦比较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损失不大。14 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只是稍加设防。圣路易和美男子腓力统治时期的长期和平已使得围墙成为不必要。战争开始时，原有的围墙已很腐朽了。在任何地方， 两方作战的士兵都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并对这些地方进行彻底地掠夺。贵族有自己的城堡，但其中多数都抵挡不住掠夺者，但教士和修道士还是成群地聚集在里面避难。至于农民，可能时他们就逃进森林深处或是沼泽地。绝大部分城市都遭到洗劫，甚至最大的城市也不能幸免，其中许多城镇所遭洗劫不止一次。

农民几乎不拥有财产；资产阶级上层是富裕的；城镇的下层阶级是贫穷的。实际上教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它拥有最多的财产；其次是贵族。在可能的范围内，国王和教皇仍然试图从教会挤出钱来。教皇政府创立并完善了教会税收的复杂制度，它吸收了教士的大部分收入。一般税款由教皇和国王征收，如著名的什一税。然而，应该记住上层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封建领主， 即国王的臣属，这样，上层教士就不得不为地方或国家的防务缴付双倍的税款。

货币的波动和贬值也造成了教士的贫困，尽管法国社会的各阶级在这方面都要遭受损失。几乎各地的教会都是大土地所有者，在入侵者达到的每一个省，战争毁坏了农业，驱散了在教会地产上耕作的农民。从持续的时间来看，百年战争比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更糟。除了短期的间断外，战争在一些地区持续了 112 年，在受影响最小的地区，战争也持续了不少于 80 年或 100 年的时间，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得到的名称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可怕的、单调的大屠杀、战火、掠夺和敲诈，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和家畜的毁灭、暴行和各式各样的灾难。百年战争期间，纵火是每个将军、每个首领和每个士兵的权宜手段。尽管道路状况不好、运输工具不足，但在当时造成更可怕后果的是士兵活动的神速。最残忍的头目们快速地从一处窜到另一处！人民几乎无一刻安宁，即使在他们暂时未受骚扰时，也是生活在危险、持续的骚动和恐惧之中。

百年战争造成了瘟疫和其它流行病的频繁出现，灾祸一个接着一个，屠杀了大批居民。欠收和沉重的赋税使贫穷更加普遍；物价上升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是在 14 世纪的 1355 年至 1370 年间。尤其在 1355

年到 1364 年间的破坏更为可怕。

百年战争对大教堂和修道院的破坏比宗教战争更为严重。14 世纪时，大教堂和修道院还掌握着属地和相当多的财产，包括了法国的一大部分。但在百年战争中，为数众多的修道院被迫放弃了它们的许多财产和收入；其它部分则被贵族没收；而战争中幸存的那一部分往往被推荐来的修道院长所攫取。 16 世纪，当宗教战争爆发时，修道院已丧失了他们原有的许多产业； 它们已经被分割和肢解了。在这方面，百年战争开创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史的新纪元。但一种事物的消亡往往意味着另一事物的诞生。所以，封建制度的衰落带来了公社、城市和从前只属于农民的私人个体的繁荣。

从修道院遭受破坏的程度来看，托钵僧团所受损失并不比普通修道院

小。由于这些修道院绝大部分位于城市的边缘或是在郊区，百年战争开始后， 市民们拆毁了这些修道院以修筑防御工事，也是为了防止敌人利用这些修道院作为据点。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给所有的托钵僧提供迁居地的。他们的住院团体被敌人驱散了。但是，托钵僧们除了其修道院本身外别无他物，① 故而他们的损失自然比一般修道院要小得多。

① 此处主要指芳济各会派修道团体，该派提倡安贫、节欲，反对积敛财产。其中一部分以乞食为生，四处流浪；也有一部分为“住院”修士。当时法国还有多明我会派托钵僧团，该派提倡学术，是繁荣经院哲学的智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