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近代社会的开端

我们已走到中世纪的尽头而立足于近代社会的门槛上。当此之时，尽管强大而保守的机构，特别是教会，依然顽固地墨守种种陈规旧习，但那些新兴的伟大力量却在发生作用，已经或正在改变着陈旧的基本社会条件。传统势力阻抗着变革。总之，1500 年的欧洲正处于转变之中，一场迅速的转变。旧事物日趋衰亡，万物皆在更新。新世界在人们脚下展开；新制度在人们中间流行；而这些人自身就是新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们心中孕育着各种新思想。16 世纪，当西班牙和法国争夺欧洲政治霸权之时，工、商业领导权却落到荷兰和英国手中。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最早的国际性大交易所的发展；此类交易所中的交易业务的方式；信贷的不同形式；利率；证券交易；采矿业的重要性；垄断和托拉斯的组合与分化；报纸（作为一种商业股票行情的简报） 的问世；各国不同的金融财政政策；日内瓦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兴起的大规模集市贸易；国债的演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欧洲社会状况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些变化形式万千。政治上的变化表现为国家君主制和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在西欧兴起，虽然这在中欧和意大利没有发生。战争艺术和军役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步兵的作用增强，而骑兵的作用减弱。军事组织不再具有封建性质。领主和附庸之间旧有的军役纽带已经解除。军队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隶属于国王和国家。古老的“四十日军役制”已让位于契约制，在这一制度下，军队首领与国王订立契约，装备他自选的一定数量的兵员，并为他们提供武器、马匹和军粮，而政府方面则依据每个作战团体的级别和地位，按照已确定的标准，按季向他们支付军饷。战争已经成为由国王税收支持的一种交易，其中亦有巨额私人资本投入。①

这种变化还反映在资产阶级广泛的影响上。此种现象既有社会和经济含义，也具有政治含义。资产阶级乃是社会中一个新阶级；它代表着一种由封建时代即已得到承认的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这个资产阶级既能够也愿意为了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花费金钱。富商大贾建造起一幢幢富丽堂皇的住宅，比之先前的贵族宅邸毫不逊色，如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宅邸。他们餐桌上摆着金银餐具，身上穿着裘皮丝绸。但是，除了人们倾心于投资建筑住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使人确信无疑的迹象能够表明普遍的繁华。这个发迹的新阶级对建造教堂却兴趣索然。他们没有像他们在 13 世纪的前辈一样，表现出建筑宗教设施的热情。他们只为自己而不为僧侣建造。他们具有世俗思想，甚至有反教权的思想。作为社会上一个缺乏悠久文化传统的暴发阶级， 资产阶级更喜欢“火焰式”或“装璜式”建筑风格，即一种蜕变的哥特式风格。

同时，这个资产阶级虽然最初是处于僧侣和贵族之下的一个单一的社会等级，还是从侧面发生了分裂。资本主义控制的工商业取代了行会生产制度， 其结果是各地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都几乎毫无权力。在社会上，他们是被压迫者；在经济上，他们是日工和工资雇佣劳动者，忍受着长时间劳动、低工资和失业的痛苦。这个阶级中地位最低下的部分，逐渐变为在中世纪未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成分，这便是无产阶级。中世纪曾存在过当时的流浪者阶层， 它的赤贫者和乞丐。但是，由于中世纪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都市社会，因

① 维利：《皇家历史学会公报》，第 3 集，第 5 期，第 106 页。

而这个阶层无论在何处都不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然而，时至1500 年，随着大城市的兴起，城镇居民分化为上下两个社会阶层，加之雇佣条件不断恶化，物价飞涨，城市无产阶级遂到处可见。无产阶级的起源—— 由于无产阶级的问题，今日世界仍在斗争——可追溯到 14、15 世纪变化了的经济状况，并与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①

文艺复兴时期研究社会及政体问题的进步学者、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和西班牙人路易·魏韦思都认真地思考过穷人的问题。莫尔在其《乌托邦》中表述了自己的思想。魏韦思则不尚空想而注重实践，在《论赈济贫民》一书中，他将穷人分为三个阶层：住在贫民院和慈善收容所的穷人；无家可归的乞丐阶层，以及极为贫困但尚有某种存身之处的穷人。他想让所有城镇去调查属于其中每个阶层的人数，连同有关他们蒙受苦难的原因的材料。他建议成立地方官员监督下的救济中心组织。向所有人提供工作机会，禁止任何乞食行为。身体强壮而无技艺的穷汉可雇为力工、修建公共工程，愚顽的穷汉则应被强制从事苦工。

经济性质的革命不如政治革命那样蔚为壮观，而且复杂得多。然而，经济革命的影响是否终归不如政治革命影响大还难于确定。15 世纪的商业活动，很少像以前那样通过个体商人进行，而是通过大型贸易联合公司进行， 例如像德意志的汉萨同盟和英格兰商人探险者公司（特许公司）这样的联合股份公司。这些大联合体有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和政治影响。由于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贸易的重要性，故努力采取保护关税法和航海条例等措施，以排除竞争者，促进各国各自的商业。

不过，由于某些限制，商业往来仍然历尽艰辛（如今，这些禁遏大都废除）。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水上，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已得到很大改善，道路已较为通畅。但是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国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制度（1390 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 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这位秃头国王在向这个召集起来的团体训话时，强调了两个方针：（1）国内贸易自由，（2）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体制。然而，久远的传统和习俗的惰性， 还有地方嫉妒心理都过于顽强，难以克服。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 直到 1789 年。

至于中世纪末期贸易的发展，应该注意到集市数量日增，其重要性日长。尽管这些集市是从以前的市场发展而来，但它们已具有国际性质。在中世纪中期，几乎只有香槟集市具有广泛的影响。然而，随着财富的增长，政制的改善、领土的统一、道路的改进，在 14、15 世纪的欧洲各国都相继出现了集市。其中最大的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集市，其次是日内瓦、里昂、安特卫普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集市。以前，集市分为春季集市和秋季集市，每次开市历时数周，有时则是仲夏短期集市。到了 15 世纪，在最大的贸易中心

① 参见瑞特金格：《德意志天主教之历史政治概观》，第 95 卷（1885 年）；迈耶：《普鲁士年鉴》，第

48 卷（1881 年）；冯·康斯坦尼基：《劳工和贫穷》，《历史杂志》， 第 113 卷，第 3 期（1914 年）。

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开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在常年市场上有便于商业活动的信贷市场。

15 世纪，一场土地革命在欧洲获得进展，一方面由于工商业发展，衍生出种种新型财富，另一方面则由于古老的庄园经济的公社特征的消逝。关于这一革命有许多佐证，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这一时期土地转让的资料，因为， 这些资料把土地分为草地、牧场、耕地和荒地，并提供了每种土地的数量。如果仔细考察连续若干年的这些资料，即可揭示出土地各种不同用途的变化及其相应比例。对比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土地转让，其间的区别是最明显的。前者涉及最多的是耕地；后者转让的主要对象是牧场、草地和泽地。换言之， 以前按公社方式享用这些土地的权利已经消失。14 世纪时，草地、牧场被瓜分的现象实属例外；到了 15 世纪，即便此种情况尚未普及，也并非罕见。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商人们尽量置备田产，成为土地所有主；或者是为了投资，或者以他们中最富有者而言，是为了占有乡村地产，模仿贵族绅士。由此可见，这一运动发展的趋势是要打破旧的社会平衡和经济平衡。一个反对此种发展趋势的英国人以古怪的语言写道：“吾辈祖先的智慧和政策就是那样地把商贾和匠人从农夫（耕夫）和什一汉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中没有人会照顾他人的利益；而且通过这种方法⋯⋯这个国家曾经充满了绅士和农夫

（耕夫），现在则栖息着商贾和百工；以致没有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结果把一切都弄得糟糕透顶，恰如许多年前一样。”

我们不必在这有限篇幅中叙述 14、15 世纪人类发现与探险的历史。欧洲对亚洲的渗透可上溯到 13 世纪中期，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的路易九世派遣一些芳济各会派教士到中亚大可汗*宫廷中布道。1294 年，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 17 年之后回到欧洲。由两名托钵僧，普兰·卡皮尼和卢布鲁克撰著的《联系》一书，特别是马可·波罗游历的故事，激起了欧洲的好奇心和商业欲望。蒙古人将亚洲和东欧联为一体曾便利了此种商业交往。但是，如我们曾经谈到过的，帖木儿掠夺性的征服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越来越阻隔了此种交往。土耳其人并非有意损害贸易，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促进贸易。

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和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到（印度）卡利库特的远航是影响巨大的事件，它使穿越亚洲或经由红海或波斯湾到达东方的旧商路衰败了。到达远东的全海航运新航线无比优越，特别是运费率比穿越整个亚洲广阔地区要低廉得多，因而，这一发现把欧洲的前沿改到了西方。里斯本、加的斯、塞维利亚、波尔多、拉罗歇尔、圣马洛、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城市取代了威尼斯、热那亚、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地位。地中海贸易缩小成为单纯的沿海贸易或海岸贸易。此后，大西洋和印度洋便成为到远东去的坦途海道。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总体上改变了商业贸易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 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确如彼得拉克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是他们自己那一类复兴运动的产物。

奴隶制在 14、15 世纪时有了大的发展，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笃信进步理论以及认为文艺复兴时代是何等“开明”的人士来说，确实是难于接受的景象。1258 年蒙古帝国的瓦解，土耳其人的崛起和扩张，帖木儿撼山动地的征服战争，驱散了大批人口，使他们或是四处逃亡，或是被俘为奴。同时，葡萄牙人开拓了西非沿海地区，带来了许多黑奴。结果，地中海各国的奴隶不断增

多。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奴隶贩子从土耳其买进切尔克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奴隶贩子则向加泰罗尼亚和普罗旺斯的商人贩卖尼格罗种人和黑人奴隶。葡萄牙人从塞内冈比亚、几内亚海岸和尼日利亚带走了数以千计的人。意大利语“莫罗”（moro）一词指任何黑色皮肤的人，黑人则被称为 moro negro（“莫罗黑人”）。但不知奥塞罗是纯“莫罗”人还是实际上的埃塞俄比亚人？15 世纪末，由于罗马极为富有，这里成为主要的奴隶市场。阿拉贡的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在 1488

年送给教皇英诺森八世 100 名摩尔人作为礼物，教皇则把这些人分赠给红衣主教和贵族们。这种奴隶贸易被认为是合理的，理由是这些被擒获者大都是回教徒或异教徒。但这一理由并不适用于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东方妇女多被用作家内女仆，其中艳丽者被择为妻妾。有些淫荡的西西里和意大利贵族竟有数房婢妾。富人大家以其拥有身为黑奴的角斗士、魔术师、卖艺者、甚至爵士乐队为荣耀。

中世纪晚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制订了大量禁止奢侈的法律。此种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禁止新发迹阶级在衣着、餐具、家俱、珠宝上过度挥霍浪费钱财。一种流行的想法是要注意使每个人墨守其社会地位和名分的界限，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由此出现了许多有关衣着的繁琐法律。从另一方面说，这类立法是关于举止和品行的简朴要求的一种表示，人们可从中看出清教主义的端倪。但是这些法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在经济方面。有关财富性质的谬误之见盛行于各个时代。14、15 和 16 世纪的（固然还有 17、18 世纪的） 经济理论实际上是把贵金属视为财富本身。凡在国外出售货物换回黄金储存在国内的国家将日益富有，而输出黄金的国家则会日益贫困。禁止奢侈浪费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持贵金属的有利于政府的平衡。用伯利爵士的话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国内政策是“以各种政策措施，限制使用我们并不需要的国外商品”。直到 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其《国富论》时，这种“重商主义” 理论才告无效。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售出其拥有的多余货物，购进所需货物而达到互利。禁止奢侈浪费的立法之另一个目的，是保护国内工业，因为华贵的纺织品一般来自国外。

优雅举止的衰减是中世纪晚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旧封建贵族的衰败使许多世代长期遗留和精心培育出来的那些旧日美德黯然失色。高雅恭谦的谈吐和举止、绅士的风度和淑女的娴雅尽随“豪绅”阶级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败落而消逝。“节操”、“快乐”、“忠实”、“多情”、“贤明”、

“守秘”、“慷慨”、“勇敢”、“顽强”、“大胆”、“侠义”等词汇表示的古老的高贵品质已失去其意义。因为曾经珍重这些品质的那个阶级已经消失，这些品质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都具体地表明已经逝去的世俗美德的一个方面。到了此时，它们不是被废弃不用，就是以一种退化的意义流行于世。“勇敢”甚至已不再是一个古词；“节操”的概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昔日“快乐”的含义与近代的含义差别悬殊；“侠义”也仅是一个浪漫色彩的词汇；至于“多情”一词，现代人认为毫无可信之处。从以前的依附农民中兴起的市民阶级——其中许多人身居高位、极为富

有——形成了新的暴发贵族，对旧贵族中精心养成的古老传统甚为陌生。因此，温良恭谦的风尚衰微了，人们品行变得粗野起来，言谈举止蛮横鲁莽。

但是，像任何时代的社会野心家们一样，新发迹阶级乐于模仿他们反对并取代的那个阶级。许多败落贫穷的贵族作为家庭教师受聘于富有市民之家，他们的职责主要不在智力教育方面，而在其秉赋的道德影响上。关于礼仪、礼貌问题的书籍极为流行，是当时著述方面的一个独特现象。1455 年左右发明印刷术以后，这类书籍即在最畅销之列。例如在英国有卡科斯顿的《礼貌手册》，在法国有《勒·图·兰德里骑士篇》。最著名的是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意大利出版的《朝臣楷模》一 书。这类书还可以列出许多。

财富不仅创造财富，而且新的财富与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化相结合，还孕育新的思想。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瓦解给新思想发展造成机会。中世纪的人所受的教育使他把教会的信条视为毋庸争辩的事实。这些使人感到是事实的信条甚至给当时的经济生活打下了印迹。经院哲学意识形态和 13 世纪经济生活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民族国家和自由城市的兴起，伴随着经院哲学的衰落，导致了新思想的产生。

甚至早在宗教改革时代以前，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就使得圣托马斯·阿奎那阐明的、并记载于教廷法规中的那些限制经济贪欲的旧伦理道德越来越难以维持。用产生于农村贸易实践中的概念表达的社会道德理想主义，无论其何等正确，也根本不能约束新的国际商业主义及其广泛而复杂的联系。经济生活日益世俗化了，所以指导经济的不是法律， 而只不过是深思熟虑的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在发现旧的思想工具无能为力时，不能熔铸出新的控制工具。①13602360_0683_0

中世纪晚期与教会禁止牟利相对抗的企业精神的造反，即为一例。不过另一

种注定必然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也在中世纪晚期产生了。这就是反教权主义。

从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说，腓力四世和爱德华一世的政策就是反教权的。但是，这里“反教权”一词所指的，是人们对于教会的巨万财富、巨额的捐赠、有实利的经济特权和他人不许享有的豁免权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或公众舆论。此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教产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俗界使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迹象，是旨在限制或剥夺教会上述物质收益的立法增多起来。当今那些经济和社会的理想家们极力去左右各国政府。15 世纪时，他们却极力去控制教会。

威克里夫早就宣传说，国王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夺走滥用权力的邪恶教会的财产， 任何反对国王的教皇或主教都应被视为异端和破坏教会和平者而撤销其神职；枢密院应该打破教会对任何土地和地租的永恒占有，夺取土地和租税，而置于国王和世俗权力的控制下；所有的捐赠都是有害的桎梏⋯⋯这里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把这些无益的财产用来资助教会、法庭、军队和穷人。实际上，该项计划早在此十多年前已由约翰·帕维在一本专题小册子中提出过。①13602360_0684_0

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为实现他的主张，毫无怠慢，立即行动。

许多国会骑士认为，如果国王占有当时尚为主教、大修道院长和副修道院长们浪费的财产，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些钱维持 15 个伯爵、1500 名骑士和 6200 名法官，此外，还

可以得到 20000 镑的年收入以充王室金库。据估算，仅从大修道院夺取的这些可自由处

理的基金，其总数每年可达 322000 马克（相当于 214666 镑 13 先令 4 便士）。如果合理

使用这笔钱，就可以帮助每个城镇维持那里穷苦人的生计，比当时多维持 100 多所救济

院，每个救济院将由两名世俗教士照料，每年资助其 100 马克。同时，除了这个数字以

外，小教堂还将获得足够的钱以资助 15000 名教区神父和僧侣，每人每年付以

</PGN0684.TXT/PGN>7 马克的常薪。这些明确的数字并未见于正式案卷。其中最早的估

算是亨利五世的传记作家提供的，这是他在大约 30 年以后写的。但是，他提供的细节能够使我们确信，总数只是粗略的估算，正像在当时缺少精确的详细统计的情况下，不得不常常做的那样。

1439 年法国的“国务诏书”将教会的税收权置于国王控制下，这使得反

教权主义在法国难以传播。然而，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却有许多反教权立法的例证。德意志城市极力迫使教会组织处于城市司法管辖之下，缴纳一些款项， 作为市政当局保护他们的报酬。德意志帝国城市的官方档案保存了大量证据，表明城市竭力剥夺教会免税特权以增加市政当局的岁收。宗教改革的经济背景就蕴藏在这些事件之中。

“导致路德派反叛的动机，不论从长远看还是切近地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世俗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此种说法极为真实。①德意志人民对教会的许多行径和作法的日益增长的愤懑，早在改革风暴爆发前整整一个世纪就已经显而易见了。1529 年瑞士的圣加尔城为了勾销欠负当地修道院的 6000 佛罗林债务而改信新教。不幸的是僧侣们自己却未能洞悉时代发展的迹象， 而激烈反对城市对教产以及由教会出售的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征税。城市里的修道院甚至要求将这种豁免权扩大到世俗信徒弟兄们，即所有那些在教产上居住并被教会雇佣干活的人。但是城市坚持要把纯粹为教会目的使用的财产和属于僧侣个人的生产所得的财产区分开。他们尤其反对教会的永久产业， 因为这种产业对城市财政破坏极大。民众情绪常常激愤起来，城市中的修道院不止一次地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奥格斯堡、乌尔姆、巴塞尔、弗赖堡等城市，地方政府严厉要求教会遵行纳税义务。巴塞尔城甚至要求当地僧侣服军役，理由是市政府的保卫及于所有的人，故每人都应承担义务。这种反教权情绪对于修道院教士比对于世俗教士更为激烈。德意志大修道院院长特里塞缪兹 1493 年悲哀地写道：“君主们曾建造了修道院，并向它们捐赠。如今，他们却剥夺、摧毁修道院。”三年以后，我们看到，他再次哀叹道：“建造修道院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的毁灭之日已经来临。”英国对修道院大规模的剥夺也为期不远了。1517 年 9 月 9 日，伊拉斯莫写道：“在世界的这块土地上，我担心一场大革命迫在眉睫。”

法国和荷兰的卡尔文教派和英国的清教派所体现的 16 世纪的实业精

神，是 15 世纪反教权主义的副产品。

卡尔文主义接受了来自修道院环境的禁欲善行的思想，并把它传布于尘世。由此导出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信条是，浪费时间是弥天大罪。每个人都必须在他的职位上刻苦工作，因为艰苦的劳动，不论体力还是脑力的劳动都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邪恶罪孽的发生。而且，不仅如此，上帝的选民应该抓住上帝显示给他的任何合法发财的有利机遇。被韦伯* 推为新教核心代表人物的巴克斯特提出“假若你拒绝了这个

</PGN0686.TXT/PGN>机运，而选择了稍差的获利机运，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上帝给你的呼召的目标，你就是当上帝要求你时，拒绝作上帝的代理人，拒绝接受上帝的恩赐， 拒绝为了上帝而利用那些恩赐”。很容易看出，这种态度会如何激励资本主义的事业。

①13602360_0687_0

反教权主义的温和表现，可以从城市民众对僧侣过分控制教育的反抗中看到。早在 12 世纪，此种思想即已初露锋芒。12 世纪中期，根特的大火焚毁了教堂学校，市民们得益于这场灾难，开办了一所世俗学校。但是，这却

① 亨利·查理·利。

使当地圣彼得修道院的僧侣大为恼怒，他们希望教堂学校的焚毁能使他们自己的学校得利，因而向罗马提出抗议。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两个教士集团对市民的指责。结果，这项教令又使佛兰德伯爵不满。1179 年，他建立了一所世俗学校，学校的教师是一位公证人。1195 年伊普雷人创立了一所市立学校。到 13 世纪时，佛兰德城市学校便广为普及。这些学校分为三等：初级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而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教育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对世俗教育和世俗学校的这种要求，具有实用的目的。商人们愈来愈需要有读写的能力，而且需要能写会念的书记员，不过不是使用拉丁语，而是使用本国语；不是去钻研神学，而是去记帐，而且要能够处理商务文件。文艺复兴包括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一种对新的教育方针的要求，以及进行产业和技术训练的愿望。

有几位颇具慧眼的中世纪思想家，曾经认识到通晓商务乃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英国的顿斯坦（故于 988 年）要求每一位教士通晓一门手工技艺。12 世纪，奥顿的和诺留、圣威克托的雨果，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凯尔瓦迪（1272～ 1279 年），都做过机械技艺的分类。

毫无疑问，14、15 世纪的手工技术专长显然已从 13 世纪曾达到的高水平下降了。由于行会内部的变革，匠师成为雇佣资本家，一般工匠被排斥于行会之外，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效率。因为工匠们已无心工作，他们成了人体工具，产业苦工。他们竭力去争取尽可能高的工资， 和尽可能短时间的工作，却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漠不关心。除了几个专门的手工艺，例如铠甲手艺外，熟练的工匠和手艺人已不多见。朗兰在长诗《农夫皮尔斯》第 5961—5970 行中发出这种抱怨。近代之初问世的空想主义文学作品，例如莫尔的《乌托邦》，所提出的教育的课程中就包括了职业训练。这是一个重要史实。每一个乌托邦居民不仅要掌握一门手艺，而且还要谙熟农耕。

使莫尔提出对群众进行产业教育这一规定的背景，在书中表现得很明确。《乌托邦》开卷几页集中谈到了压在穷人身上的无数重负——频繁的混战，富人们的懒散奢侈，粮田变为牧场，而又缺乏必要的条件以使群众受到足以让他们维持生计的职业训练。在莫尔生活的时代，普遍对这些条件下产生的问题极为关心，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得到说明，即创设为穷人准备的，并对穷人加以培训的教区学徒制度的立法，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①13602360_0688_0</PGN0688.TXT/PGN>

拉伯雷在其《巨人传》第 24 章中提出了他的教育观点。他希望他的学生“去

看人们如何冶炼金属或铸造枪炮；看宝石工怎样干活，金匠和宝石切割匠又怎样干活”，还要去“拜访炼金术士、造币工、室内装饰工、织工、丝绒工、钟表匠、镜匠、印刷工、乐器制造匠以及诸如此类的工匠”。法兰西斯·培根爵士在《新工具》第一卷，第 98～106 页中，有力地表述了同样的主张。

可惜的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机械发明的进展情况非常之少。应用于中世纪的最熟知的工程机械，例如滑轮、螺旋起重器、起重机等早在罗马时代即为人知。人们始终用环绕轮轴的踏车来提供动力，由一组人或一匹马驱动踏车，转动轮轴，卷起绞绳。绞绳的一端绕在轮轴上，另一端从一横杆上的动滑轮上伸出来。到 16 世纪时，在布鲁日、安特卫普和伦

敦这样的工业重镇已普遍使用这种起重机。①

罗马人已经知道装有三个滑轮的绞动式滑车，即两个滑轮在上，一个在下的滑轮组；还知道装有五个滑轮的滑车，其中两个装在下面，三个装在上面；甚至知道“复合绞车”即装有许多滑轮的绞动式滑车。人们把这些机械装置用于船舶、磨房，或用于剧场提升沉重的幕布。中世纪使用这些机械的情况大体相似。起重机的技术术语是“卷扬装置”，“起重机”一词是从布鲁日城市的大起重机得名而成流行用语，这台起重机的顶端横轴上饰有一排木制鹤。伦敦上泰晤士河街三鹤胡同的名字就取自一度安装在江边低处的起重机。我们还看到，1438 年，在德意志有另一种起重机，它是用一组由复滑车带动的重铊启动的。①

中世纪建筑师使用一种被称为 avis，即“鸟”的提升设备，把泥灰和其他材料送到高处，法文中至今仍把它称为 oiseau（鸟）。查理大帝的《庄园敕令》中（第 45、62 节）两次提到木旋工。820 年史料提到圣加尔城有一旋工作坊。金属抽丝工艺出现在 15 世纪的纽伦堡。1373 年特里尔市议会记录中提到了钻井，而到 15 世纪时，钻井已很常见。1438 年的一部手稿中，画着在长铁链上装有若干吊桶的水泵。旋转筒水泵也已经使用了。棘轮、链轮、偏心轮和曲轴也已经为人们所知。②被称为 chiveria 的矮小手推车得到了普及。而且，当我们知道现在通用的转门早在 6 世纪就已存在时，一定会为之惊讶。在德意志，它被称为“旋转门”。

早在 1272 年，卢卡城就已使用了与掷丝装置相联的纺织机械，并由此传

到意大利北部、法国、奥地利、瑞士。水磨最先出现于 6 世纪的意大利、风磨则在十字军东征时由东方传入。在古典时代，锯木用手工操作，悬在支架上的锯由两人各持一端来操纵。这在整个中世纪也完好地流传下来。高卢诗人奥舍尼乌斯在其散文诗《摩泽尔河》第 361～364 行中描述了这种操作。1245 年，在德意志最先提到水力锯木，14、15 世纪时，先进的德意志城市已建立起市立锯木场。③上射水轮和下射水轮都很普及。早在 13 世纪以前，锯木劳动就已发生了由手工工具变为机械工具操作的革命性变革。当时一部手稿的一幅插图就画有锯木板的机械。锯刃与一个杠杆装置平行，该装置自动推动木料向前，木料即被锯开。这种原始的锯木场显然是用人力驱动。但是，在16 世纪的图画中可以看到，水力驱动已用于同样的机械上，并使用了多刃锯。15 世纪还发明了装有明轮推进器的船只，关于这一发明的几幅图画流传至今；但这种装置无论用手力或踏轮都难以使轮桨达到足够的转速，因而实际上难以采用。转动烤箱是一种机械烘烤器，其烤叉由装在炉罩内的一个风扇推动着转动。约在 1420 年，在德意志发明了螺丝钉、螺杆和螺母。

在所有这些标志着欧洲历史已经从中世纪境界转入近代范围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化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物价上涨，概而言之，就是生活费用的增加。由于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就更加令人触目。人们由此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早在 13 世纪，物价即已开始上涨，但是对此毕竟还有所补偿，

因为工资大体上同物价的变动保持平衡，直到 14 世纪中期，黑死病的猖獗才

① 有关布鲁日起重机的图形，参见马尔科姆·莱茨所著《布鲁日》一书，第 32 页。

① F.M.费尔德豪斯：《古代技术》，第 521 页。

② 费尔德豪斯，前引书，第 562、593 页。

③ 费尔德豪斯，前引书，第 893 页。

造成了一场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的性质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谈及。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加重了这场导致剧烈动乱的令人厌烦的灾难。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者为了尽可能增加利润而奉行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的邪恶政策。结果， 劳动阶级中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社会动乱日益加剧，到 1380 年左右，这种状况到达顶点，爆发了罢工、骚动、甚至激烈的人民起义。

然而，物价的飞涨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由于可开采的表层银矿已近枯竭，而矿井开采工艺尚未发展到能够克服深井中地下水的技术水平，因而自1200 年到 1450 年前后，欧洲白银产量下降了。而且，战争连年不休，在东方抵抗土耳其人，在西部则有百年战争，因此大量消耗贵金属，以致通货膨胀的祸害无法落到人民身上。法国即使在与英国长期斗争结束之后，物价仍缓慢上涨，工资则在下降。但是，路易十一采取了精明有效的政策，使物价趋于稳定，在其统治末年，开始出现新的繁荣，持续到查理八世统治时期和路易十二统治初年。与此同时，整个欧洲贸易价格略有下降。此后，上涨的曲线停止了。意大利战争的耗费再次造成物价下跌的趋势，当然这必定也影响到亚平宁半岛。同时，土耳其人对欧洲侧翼（匈牙利）的进攻，对德意志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然而，这些大战役造成的捐税重负，在经济上的破坏作用也许比另一项新事态造成的破坏要小些，那就是 15 世纪后半期德意志采矿技术发生的革命变革。用这种新技术，可以进行深井采矿。结果，富格尔家族、霍克斯泰特尔家族和其他大矿主控制下的德意志、波希米亚和蒂罗尔各银矿，开始向欧洲输出大量贵金属，其数量之大，以前在欧洲从未见过。其结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从下面这张附表中可以具体说明这些变化（以法国为例）。①

我们可以发现，1500 年到 1520 年之间物价逐渐地涨上去，而工资的增加却没跟上。食品费用和各类租金都提高了，而工资和薪金却没有相应增加， 这招致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发展到高潮就成为罢工、骚动和要求革除弊端、给予救助的民众喧嚷。而不知所措的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面临着一个无形的敌人。在正式职业之下是临时性劳工，他们开始形成一种

① 引自保尔·拉沃：《16 世纪普瓦图的价格危机》，载《历史杂志》，第 72 卷，第 1 页。

危险的力量。失业或半失业大军流动于各城镇之间，最后停留在最大的城市里。流浪变成了对公共秩序的威胁。贫民院、育婴堂、慈善团体和城市救济所只能引诱更多的无业者，因为这些机构把寻找工作做的人和逃避工作的人混淆在一起。劳动条件持续恶化。毫无疑问，1500 年以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了，而实业阶级却发了大财，正像经济危机时代的暴发之徒经常所做的那样。

这种穷困的基本原因，并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瓦洛亚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长期大战所致。这些冲突造成的损失表现为苛重的捐税、资金的糟蹋和商业的中断，代价固然惨重。但总的看来，它们的后果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还是比西属美洲殖民地大量白银开始充斥欧洲，引起通货急剧膨胀所造成的破坏作用要小些。富有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矿山的白银以及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在除了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罗马征服希腊、迦太基以外，人们前所从未见的广大范围内，起了德意志矿业复兴在小范围内曾起过的那种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价关系动荡不定，这对社会制度的演变，对各个阶级的分化改组起了重要作用⋯⋯贵金属充斥于欧洲，导致了在近代（如果不是全部历史的话）硬币基础上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价格革命。”

①16 世纪从美洲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的金银绝对数字是 16632648.20 公斤白银和 181234.95 公斤黄金，此中尚未计入走私贩运的部分。②

如此大幅度通货膨胀的后果，就是当时令人触目的货币购买力的可怕的低落。法兰西斯—世统治时期（1515～1547 年）利佛尔的购买能力从其前任统治时期的 55 法郎下降到 47.85 法郎，1547 年到 1559 年又下跌到 27.50 法

郎，1559 年到 1610 年降到 12.50 法郎。按 1914 年以前美元比价计算，这些

复本位制中金银法定比价意味着法国利佛尔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从 12.20 美

元下跌到 2.40 美元。1200 年价值 22000 法郎的财产到 1300 年仅值 16000 法

郎。到 1400 年仅值 7500 法郎；1500 年仅值 6500 法郎。而在 16 世纪，即在

西属美洲殖民地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的时代，那份值 6500 法郎的财产竟然下降

到 2500 法郎了！还应记住，在那个世纪，整个欧洲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该世纪法国的情况相同。

1597 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几乎 5 倍于同一世纪初的物价⋯⋯这一时期法国物价上

升的趋势⋯⋯似乎相似⋯⋯16 世纪头 25 年间，法国物价开始上涨，到同一世纪最后 25

年达到最高点⋯⋯到 16 世纪末、法国物价停止上涨，（但是）北欧各国上涨的趋势却持

续到 17 世纪。③13602360_0694_2

1650 年，英国物价上升到最高点，相当于 1451～1500 年物价的 3.31 倍。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依据，说明宗教改革运动何以具有经

济——社会的特点，何以成为发泄普遍不满的一种方式。 而且，还须看到， 1600 年以后不久，这种灾难迅即达到顶点，这与劳动阶级最初从欧洲迁居美洲殖民地的时间刚好相吻合。他们希望在美洲找到较好的生活环境，或至少可以摆脱国内的环境。毫不奇怪，17 世纪是以欧洲居民向新世界迁徒为其特征的。新英格兰、弗吉尼亚，乃至我国所有沿海各州的移民开拓，更多地是由于欧洲的经济灾难和社会怨恨而不是由于宗教迫害引起的。

① 汉密尔顿：《经济和商业史杂志》，第 1 卷，第 1 页。

② 见汉密尔顿：“输入西班牙的美洲金银”，载《经济学季刊》，第 43 卷，第 4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