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行会与城市贵族的形成。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

此处无须重复前书已写过的中世纪行会起源的理论问题。①

鉴于不可能把行会的起源归于任一种特别的原因或基础，我们可以认为，行会是中世纪倾向于社团联合的一种自然表现，仅此而已。但是，无论中世纪行会的根源——或诸根源是什么，有两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即它们与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同时发生；而且，在它们萌芽时，就是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或手艺人团体，以保护他们摆脱不自由的竞争和同等团体的竞争。最早出现的这类团体应是商人公会，在 11 世纪，我们就发现有其存在的

迹象，而自由工匠的组织直到 12 世纪晚期才出现。

起初，所有各类商人和各行工匠都是组织在一起的。从事某一行业的工人都倾向于集中在城市中的某一条街和某一区内。在每一欧洲城市内，古街道的职业名称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这种集团聚合的原因，首先是职业的便利；其次是嫉妒——监视他人雇工数量和产品价格的愿望。但是渐渐的，然而却是相当迅速的，技术或职能的分化过程，导致各种行会的形成。最后， 我们看到出现了高度发展的各类团体。工作的类型成为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于是，如我们所见，佛罗伦萨出现了 7 个大行会和 16 个小行会。在德

国，最古老的行会是 1106 年沃姆斯的贩鱼者行会和 1128 年马格德堡的制鞋

者行会。在德国，最先提到呢绒零卖商或服饰用品商，是在 1221 年的沃姆斯，

而该行会则出现于 13 世纪末。此时，我们看到，药剂师们与这些呢绒商贩组织在一起。因为在行会形成的早期，某一商人和手艺人团体还不够大，或不占重要地位，因此，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团体就要混合组织在一起。于是，我们在奥格斯堡发现布商、羊皮纸商、香料贩、鞋匠和扑克制造者混合在一起。在专营麻布和棉织品的乌尔姆城，布商行会是大行会。在施特拉斯堡，帽匠是主行会。在乌尔姆和施特拉斯堡，这两个行会是最富裕的。其它城镇也发现有同样混杂的行会。①

随着这一过程，出现了另一类似的倾向，即限定价格、维持工资水平， 以防止降低产品成本，保持传统的一致性，扼杀竞争。

行会所追寻的目标是相应平等制。它的诸细则和过分的</PGN0540.TXT/PGN>慎重均

① 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 788～793 页。

① 这些商人和手工业行会必须与另一个更群众性的社团形式仔细区别。这类社团是共济团体，即互助保险团体。它们在数量上的增长十分迅速。饥饿、黑死病、遍布各地的宗教狂热，都使它们受到群众拥戴而获得好名声。它们是互助社团、保险团体、丧葬协会等。其成员生病期间，每周可接受一小笔津贴；而在康复期，数量要少一些。但这类资助不给予因殴斗而受伤者。例如，巴黎有两位市民：国王寝宫侍者雷蒙丹·勒蒙诺和雅克·德烈热，就于 1332 年 7 月在圣保罗教堂创办了一个共济会。其成员不仅限于工人，而且包括

其他人。申请入会者只须有体面的服装、能付出 5 个苏作为入会费、付给办事人员 2 个便士、纳 12 便士的

股款，即可入会。一年一度的聚餐费是 3 个便士。这一共济会提供葬礼用的火炬、蜡烛和柩衣；在某一会员逝世后的礼拜一，这一共济会出钱请主祭和副主祭作安魂弥撒礼。共济会还确保其它利益。这一团体的成员处于一特别守护神的保护下，并在日历上相应的日子，以该守护神的名义举行特别弥撒礼。这时往往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共济会的首领就在这一天就任。在祷告时，会员们颂唱圣母玛丽娅的颂词：当唱到“他使有权势的君王失去王位”时，前任首领退位；而唱到“使卑贱者升上高位”时，前者的继承人就位。这一仪式叫作免职式。新任首领往往要向此社团赠一礼品。

由此派生。垄断原料是被禁止的，合伙经营也被侧目而视。行会师傅只可以雇佣一定数量的人，经营一定数量的商业。外部和内部的竞争被拒之千里。共同体本身即使缺乏劳力，也不得雇用外籍工人；与内部产品相同的外部产品不得出售。买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关照。行会有严格的条例用于测验某一工人所具备的能力。行会尽可能决定公平价格， 并使之与政论家们有关合法利润的理论相一致；尽可能保持利率的稳定性，并采取手段阻止利率下降，同时控制需求，以使利率上升。①13602360_0541_0

然而，没有必要相信行会都依一个模式形成，或者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处处

都可见到行会。有许多城镇、甚至有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并没有行会组织。里昂和波尔多直到 15 世纪末叶才出现行会。

随着行会逐渐富裕和强大，它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更贵族化了。这一内部分裂由以下两个过程所致：一方面，富裕商人通过联姻与旧土地贵族先后建立商业的和社会的联系，从此，他们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终趋于一致。另外，由于工人们宁愿成为挣工资者而不愿作农业劳动者，因而大批地从庄园和农场流入发展中的城镇，以求在工业中被雇用。农田价格随之下跌，许多富商便在镇外购买土地，这一行为使他们进一步与土地贵族合流。学者们曾经对某些地区的历史，对于城镇周围土地价格的波动，对于城镇对周边农村劳动力的严格控制，对于农村低工资造成的城镇劳动力的低价格，对于大城市实行的把外来移民和外来贸易拒之门外而小城镇和农庄却对它们表示欢迎的倾向，进行了有趣的研究。

于是，一个贵族阶级在城市中成长起来。这一贵族阶级狡猾地篡改了行会的规章，以便排斥较低等级的工人或商人，保证他们自己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这一目的是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的。行会成员的入会费上涨到了最高点， 使得小人物不能入会。而且，由于行会要求工人完成一件“杰作”①以作为其成为行会师傅的条件，使工人更难于成为师傅。从表面上看，这一要求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排斥没掌握高度熟练技巧的工人，事实上，这一条件是一挑战书，它排斥了所有那些统治集团想排斥的人。“杰作”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样，许多工匠就不能成为师傅。于是师傅身份逐渐成为某些家庭的世袭身份。行会规章的修改，有利于师傅的儿子，他们所付的入会费比一般工人须交的入会费要少得多，而且，如果他有“适当的经验”，即可免除“杰作”。这样，行会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社团，而师傅身份成为世袭的资格。

随着行会数量的成倍增加和其财富的增长，它们越来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而不论该政府是属于王室的还是封建主的。早在 13 世纪，波洛尼亚就通过了法令，以惩罚侵犯行会利益的贵族。这激怒了萨林贝内②的贵族精神，他宣称：“但是，让这些人们恐惧吧，免得上帝的愤怒将降于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的确是反对圣训的（利未记，第 19 章，第 15 节）。③腓力四世是成功地管理行会的最后一个法国国王。14 世纪中期，行会摧毁了佛兰德伯爵的权力，结果，几乎到处的行会都逐渐被城镇所控制。但这一情况为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城镇转而被行会所控制。一旦权力在握，行会首先关切的是建立工商业垄断，根据地方市场的需要而限制工商业、排除竞争。

① 手工业学徒成为行会师傅前必须完成的作品。——译者

② 萨林贝内（1221～1290 年），意大利僧侣，编年史家，他的编年史记载了 1167～1287 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译者

③ 国内现有几种圣经版本及英文版中，此节均无此句，似注错出处。——译者

为达此目的，行会一方面拒绝给予那些不承认这些规章的人以公民权，另一方面征收寓禁关税以限制进口。

行会成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有限的。城市立法受到行会利益的支配。地方法规以法律形式批准了有关确定“杰作”的等级条例、固定了工资、劳动时间和学徒条款。工资降低了，如果雇佣工人“罢工”，外埠工人的引进仍可保持工资的低水平。劳动时间延长了，“日出而做，日没而息”在夏天成为常事。这样，夏天的工作日长达 16 小时，而在冬天也要工作很长时间。市政大厅钟楼上的大钟通报工作时间的开始和结束。长时期的工商业萧条不时出现。例如在佛兰德和佛罗伦萨，如果原料羊毛不能按期到达，成千上万的工人就被解雇，直到羊毛到达时。

对学徒条例的滥用，成为普遍不满的根源。帕尔格雷夫给学徒制下的定义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要从事某一特定行业的人，要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师傅手下工作，并服侍师傅，而师傅则要在这一时期内教授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业或工业分支的技艺。”①这一习俗的基本宗旨是为每一行业提供熟练工人，同时阻止竞争。因此，每一师傅门下都有数名男孩为他做工——其数目依行会规则而定——师傅把这些孩子带回家中，供给衣食， 并训练他们掌握自己的手艺，做为学徒们工作的报酬。在学徒期间，学徒们的劳动是无偿的。起初，学徒期为二三年。但是，师傅们把学徒的额定服务年限延长至 4 年、5 年、甚至 7 年，结果，师傅们几乎毫无代价地从富有经验的学徒那里，得到了雇佣一个熟练工人的实际收益。而对要求取得师傅身份的学徒的强制性征款，及对制做“杰作”的要求，更加深了学徒们的不幸。上述实例十分清楚地表明，到 14 世纪，行会已成为剥削和垄断的团体。

在这一团体内，一切事情都依师傅们的共同利益而定——提供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学徒制；对熟练工的严格控制，禁止工会或劳动者为他们自己打算，限制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日等。①13602360_0544_0

所有熟练工的工作都是计件工，每一工人必须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否则就会

被解雇。大多数工业是“农舍”或家庭手工业：这就是说，工人在自己家的农舍中或在家庭附设的车间内劳动。但是，有一些工业是不适于进行这种农舍工业生产的。例如印染业，它需要大桶、煮器和压榨机等，因而需要有更多的设备和更大的空间，这是普通工人所不可能提供的。

随着行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和排外，它们制定了越来越多的严格的规章。行会在努力为他们自己创造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同样努力维持师傅之间的平等。任何人不许可比别人赢利更多。行会不仅保护手工业师傅们对抗竞争对手和劳动者，而且也防止他们内部的相互对抗。因此，行会精心设计的条例反对赊销，反对垄断和囤积，赞成规定产品价格和质量，赞成有助于行东们共同利益的社会职能。行会谨防某一师傅以其机灵的交易手段使个人致富。每次购买原料都必须有利于整个行会。一般地，行会购买大批原料分发给师傅们。但是，尽管这些资本主义式的行会影响很大，却仍有一点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有明显的不同——它们纯粹是地方性的组织。它们的垄断也仅是城市垄断。对于行会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是必要的。迄今为止， 对于行会文献的年代学问题，以及市政当局提供的特权和行会本身公布的条例之间的不同，史学家们都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关于每一行会城市都有

① 《政治经济学词典》，第 1 卷，第 45 页。

自己的特别贸易政策这一事实，也还没有被经济学家们充分认识到。

行会也力图维持某种产品的良好声誉，规定了这种产品制作和出售的条件，决定每匹呢绒的长度和宽度，为每件产品定价等。为了维护行会的名誉， 只允许打上正式印记的商品在市场出售。这就是商标的起源。劣质的产品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在中世纪并不罕见。每一行业可能只生产一种确定了一定质量标准的产品。由于行会严格地施行生产规章，师傅们不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产品规格。一名师傅不可同时操两种行业，两个师傅也不可以联合经营以增加利润。由原料到制成品，从形式、样式到价格，一切都有细致的规定。由于商品上市前的这种监督，公众或许也受到了保护。而在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统一要求和对竞争的压抑扼制了工人们的创造力，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权力。

控制了市政机关的行会要员们制定了相当英明的地方立法。

市政当局建立了城内市场，规定了价格，同时实行对商品</PGN0545.TXT/PGN>的检查。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充足的食品供应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也是市政管理的首要问题。在多数城市里，市政当局甚至进而提供了市属磨房、面包房和屠宰场。工业劳动者的特殊要求也没有被忽视。稍晚一些，我们发现了市属油坊、漂布厂、磨房、锯木厂及市属的印花、洗染和剪毛作坊以及呢绒服装厂。保证原料的质量是这一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手工业者不得使用未经市政当局打印记的原料和半成品；同时，市政当局也给呢绒或金属成品打印记。它们的目的是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工人使用好原料，也保护消费者。①13602360_0546_0

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上述政策和现代都市制度之间并

无相似之处。现代都市制度的目标是博爱，或至少是卫生的，并照顾到较贫穷阶级的利益。而中世纪行会的市政制度是“被一种担心所促成，即：个人企业可能无力以合理的支出提供对资本来说如此重要的劳动者之生活所需。”

此外，富裕市民以其对地方条件的改善，如铺路、供水、建下水道等， 而自豪；也以其建立壮丽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大厦、市场建筑及医院等，而自豪。1338 年，佛罗伦萨有 30 所医院，其中有些是教会所建，但多数是世俗建立的。仅卡里马拉一个组织，就资助了 9 所医院。行会活动中轻松的一面是它的社会娱乐活动。在公众的节日中，它们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313 年6 月 6 日，当国王腓力四世的 3 个王子册封骑士时，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巴黎的若弗里*写的韵体编年史留下了对这一庆祝活动的描述。各行会都带着自己的特别标记在国王面前列队游行，在他们的彩车上，皮革工人扮演了《列那狐的传说》中的形象；织工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中选择了表演题材；其它行会则选择了地狱、天堂等场景。

行会不仅参加所有的节日活动，也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1301 年，巴黎市为了向国王纳补助金，对居民征收了 10 万利佛尔的人头税，面包师行

会、酒商行会、粮商行会等许多行会选出了 24 名征税人来管理这一笔税款的征收。

在 14 和 15 世纪的欧洲，哪里有工商业，行会制度就在哪里发展。人们说得好，“所有高度发展的经济都是城市经济。⋯⋯无城市的农村经济是属于封建制度的。”①德国城市的行会数量不少于意大利及佛兰德的行会。德国

① 斯彭格勒：《西方的衰落》，第 2 卷，第 477 页、484 页。

南部和北部的行会在数量上也很少或根本看不出差距。法兰克福有 137 个行

会，纽伦堡有 96 个，里加有 90 个，施特拉尔松有 113 个，汉堡有 114 个，

律贝克有 129 个。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行会制度占了优势，那里的市政府就被行会所控制。行会的成员及其家族形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阶层，这是由富裕的、有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上层市民构成的社会集团，他们与地方封建贵族联姻，形成了一个社会整体。富裕的商人阶级成为城市贵族，管理着贸易和地方政权。

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劳动人们被称为“黑指甲”，受到城市贵族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上的歧视。阶级冲突的战场不再是农村，而是城市；这一冲突也不同于以往封建时代，那是发生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这是发生于资产者和城市中被剥夺的民众之间。这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也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封建时代曾经历了农村的农民起义，而14 和 15 世纪，则经历了大工业中心城市的下层劳动阶级的起义和骚动。城市的下层阶级——工匠、手工业者、小店主起而反抗一个富裕的政治上保守的贵族阶层，反对贵族阶层的专权及他们的挥霍、对公共财富的侵吞。斗争始于 13 世纪后半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到 14 世纪末以贵族和行会的胜利而告终。

1358 年，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代表们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法规，恐吓那些呼吁改善自己命运的熟练工们，宣称要割掉每一个罢工者的耳朵。后来，在但泽出现了行会师傅联盟，他们互相约定在一年内不接收任何可疑的人进他们的工场。1387 年，在伦敦， 一些熟练工人组织了兄弟会，宣告了他们反对行东集团和官办行会起义的开始。人们仿效他们起来斗争，但资产者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立法手段来压制人们的抱怨和要求。① 13602360_0548_0

在此之前，历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每次“扎克”暴动都以统治者的血

腥镇压而告结束。14 世纪城市平民的起义和工人阶级的暴动，也没达到更好的结局。

下层劳动阶级中集体观念的形成及下层劳动阶级的起义，是 14 世纪的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由于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传播，14 世纪后期的中世纪欧洲几乎处处都在动荡。这种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在 1379～1382 年的佛罗伦萨，在 1382 年法国的里昂、巴黎、卢昂及莱茵河岸的科隆和其他城市，都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火焰。这些斗争不同于以往的扎克暴动及其它农民起义， 那是些农村的居民、即农民的暴动。只是在英国，由于其经济上和社会上更落后于大陆国家，起义才采取了农民起义的形式。这些起义和暴动是工人的骚动，而城镇则是它们公开表演的中心。不成熟的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激进的社会意识时常与这些行动混杂在一起。14 世纪的许多群众异端浸透了这样的信条，如在鞭身教徒和毕加第派①教徒中出现的那样。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是被半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激发的、终日劳动的粗鲁群众和富裕的资产者及城市贵族的冲突。皮朗曾经写道：“在法国革命之前，社会仇恨的狂热从未表现得比这一时期更残忍更野蛮。”②维利则说：

① 13～14 世纪在尼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一个异端派别，一般认为它是当时欧洲广泛流传的纯洁派的一支。——译者

② 亨利·皮朗（1862～1935 年），比利时史学家。他所著的有关中世纪城市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著作有：

《尼德兰古代民主》（1910 年）《佛兰德纺织工业史资料汇编》（4 卷本）（1906～1924 年）；《中世纪

“一般陌生的民主运动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欧洲，这一浪潮的特点是以粗暴和无政府去纠正暴政和坏的秩序。”与这一运动相混杂的是信仰复兴运动和鞭身教等宗教极端派的激进形式的出现。宗教异端运动常被用来表达欧洲下层劳动阶级对加害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弊病的不满。这一重要的社会革命， 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内进行描述。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德国，我们都看到了它尖锐的表现形式。它是全欧洲的普遍现象，它表现在沃姆斯（1300 年）、列日（1302 年）、斯派尔（1304 年）、乌尔姆（1327 年）、美因茨和施特拉斯堡（1332 年）、巴黎（1358 年）、奥格斯堡（1368 年）、不伦瑞克（1374 年）、科隆和佛罗伦萨（1379 年）；巴黎、卢昂、根特（1382 年）。这是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广泛浸延的运动。

所有这些运动，都同样地表现为对社会弊病的抗议，而那些在公社革命中得益最多者对此弊病是有责任的。它是下层民众的抗议，这些人对城市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富裕、悠闲和舒适的特权，及参与能够保护这些特权的政府管理的特权，却把他们拒之门外。换一句话说，这场斗争是那些没有财富和权力，但却认为他们应该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抗议；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那个经济和社会阶级，反对我们今天称之为上层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民主抗议。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一运动的广泛性。在佛罗伦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根特和伊普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德国，发生在汉萨城市中；在这些城市内，汉萨同盟是地方商人寡头政治的支持者。1374 年，不伦瑞克发生了反对统治议会的暴动，议会中的一些议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于是，不伦瑞克失去了其汉萨同盟成员的资格，它的商人也被排斥在所有汉萨控制的市场之外。开除商业关系是一件可怕的武器，而不伦瑞克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民主愿望而卑躬屈节的付出赔偿，以得到重新入盟的许可。当时的这类运动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异常现象；它是普遍发生的，也是预料得到的。只是各次运动的细节有所不同。工匠们在捐税问题上尤其有抱怨情绪。在佛兰德，对葡萄酒，啤酒、煤炭和粮食所征的间接税，构成了城市预算的重要部分。由于这些捐税最沉重地压在群众头上，人们就把这些捐税看作商人寡头的一种剥削方式。根特的一些数字将使这一问题明朗化：

1326 年，总收入⋯⋯63 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48000。

1333 年，总收入⋯⋯659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54000。

1337 年，总收入⋯⋯69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37000。

1338 年，总收入⋯⋯79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41000。

1339 年，总收入⋯⋯139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38000。

1342 年，总收入⋯⋯75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48000。

1361 年，总收入⋯⋯103000 利佛尔，其中税款 38000。

决不能认为，中世纪城市中的下层劳动阶级像供人驱使的牲畜一样不会说话。事实与此相去甚远。在欧洲各处，织工们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积极、智慧的阶级。在法国，tisserand（织工）一词与“激进”是同义词，有时也意

城市的起源和贸易的复兴》（普林斯顿，1925 年）等。——译者

味着“异端”。德文 zettel（条子），意味着一部织机的经线，由此词根而衍生了动词 anzetteln（策划），意即设计或谋划；文字上讲，就是运筹或谋划一个运动。织工的工作性质要求智慧、艺术修养，技术熟练和创造力， 而在我们大机器时代是不要求工人具备创造力的。织工有一些时间来思考。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富裕和繁荣的城市环境并不单调乏味。不管他有着什么样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灵感，都是被壮美的建筑、民间的诗意和各个方面的形形色色的节日庆祝活动所激发的。

呢绒贸易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可以在整个中世纪找到踪迹的明显事实。⋯⋯资本是需要不断增殖的，因此，呢绒工人或是成为血汗工人，由商人手中接受原料，并</PGN0551.TXT/PGN>把手工业成品交给商人；或者是呢绒生产者本身变为资本家，雇佣大批熟练工人⋯⋯在同当时存在于城市或国家的各种势力的历次斗争中，织工们都战斗在第一线。而且，他们乐于接受任一新的革新方案，发起反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的斗争。①13602360_0552_0

但是，织工们并不是善战的士兵。艾尼厄斯·希尔维厄于 1451 年嘲笑地写到

波希米亚的塔波尔派：

城内有 4000 名可以武装的男人，但他们都已成为工匠，而且他们大多数以纺织羊毛为生，因而在战斗中他们毫无价值。②13602360_0552_1

同 18 世纪一样，14 世纪也有它的哲理。手工业匠师用以丰富其精神生

活的文学是促使他思考的。早在 13 世纪，这种文学就发展到诅咒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为“反自然的”这一程度。这种文学显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玫瑰花传奇》中谈及国王的地位时，几乎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信条。《耕者皮尔斯》及其法文的姊妹篇《维吉埃的梦》都散布这样的观点，即国王的统治糟透了。在英国，则有罗拉德教派的信徒，约翰·保尔和瓦特·泰勒。在佛兰德，范·马里兰及《史鉴》的作者都是头脑不十分清楚的直率的共产主义者。很难设想，这些思想仅局限于地方性的传播。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有思想的交流。在巴黎和伦敦有根特派，而激进的托钵僧团小兄弟修会则到处都与广大人民在一起。

他们利用大众的不满，三五成群游历到农村⋯⋯他们的尖顶风帽中塞着一些钱币、手套、独指手套、腰带和小刀。他们用这些东西甜言蜜语地诱惑妇女们的心；同时，他们在酒店和公共场所，以他们的音乐，他们给人和牲畜治病的医术，他们平易近人的品德，及他们通常具有的友好态度，随时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参与每一次密谋，混入每一群人中⋯⋯于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煽动和激发群众使之暴动。① 13602360_0553_0

在 14 世纪，新闻传播的速度甚快。工匠逐渐地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

利。他们变得阴沉而暴躁。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止他们使用暴力。背信弃义的王公贵族和为之解除誓言约束的教皇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资产者已经表明，人所期望的权力可以用暴力或金钱购得，而工匠们却不能够用金钱去购买，因此，他只能用武装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打破不平等和特权。

作为欧洲最工业化的城市，佛罗伦萨是最不安宁、最动荡的。但巴黎和根特也不亚于佛罗伦萨，并且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激进主义方面迅速赶上了佛罗伦萨。在欧洲的平衡遭破坏，城市革命风行，工人们开始谈论天赋权利和自治的整个社会动荡时期，佛罗伦萨的普通劳动者们不断地发动起义。在 14

世纪前 25 年，我们看到，佛罗伦萨的工人阶级组织了工会以逼使雇主们让

步。但是，控制着政权的雇主们却迅速制定了立法以镇压这一工人的联合。用以描述这类工人团体的丰富词汇表明它们受到了商人们何种看待。它们被称为：conventicula（秘密集会）、Lega（政治社团）、dog-ana（海关）、frantellanza（兄弟会）、congiura（阴谋者）、cospirazione（密谋者）、comunella（公司）及 monopolio（垄断）。它也同样反映了结社思想的普遍性。①这种对于工人结社的态度也反映在立法上。在 1324 年的一则佛罗伦萨法令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由于在合法的托辞下经常发生起义，所以未经共和国政府认可，任何群众团体或协会都不得成立。”羊毛业行会的章程（1334 年）宣称：工人的团体和联盟是与圣保罗有关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仁爱的训戒相对立的；这一章程还叹惜，行会内部过于经常地制定秘密章程， 这些章程承认每一个人的工作自由，却不必服从市政官员和行会的法令。1338 年，羊毛业行会的条款禁止工人的任何集会甚至宗教集会。1345 年，梳毛工丘托·布兰迪尼及另外 9 名受雇于羊毛业行会的工人因企图组织梳毛工、刷毛工和其它羊毛手工业者结社而被处死。为了破坏工人组织工会的企图，外籍工人被雇佣来当“工贼”。大行会以扩大贸易为目标，同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小行会和平民则憎恶战争，因为战争增加了捐税，只有利于那些大的手工业者和那些不从事贸易只靠投资为生的懒惰的富有者。②

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及其它许多银行的衰落，严重地损害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且 1346 年，平民起来反对资产者，掀起了一次民主革命，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疯狂地瞎冲乱干。城市的 8 名市政长官中，只给资产阶级两个

席位，下层行会 3 个，普通工人群众 3 个。这一革命标志着贵族声望的黯然失色。许多家族甚至更名改姓。史学家维拉尼写道：“看啊，当一个市政府由工匠、熟练工和白痴当权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寡头集团重整旗鼓企图再度控制政治机关。这时，黑死病降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切都瘫痪了。后来，佛罗伦萨慢慢康复，并恢复了对其邻国， 特别是比萨的征服政策。由于 1356 年塔拉莫内港口的开放，比萨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久，佛罗伦萨城内又发生分裂，里奇和阿尔比奇两家族之争使整个城市卷入其中。阿尔比奇家支持富裕的资产者，里奇则支持小行会和群众的事业。随着旧贵族的消亡，古典的军事贵族不复存在，上层阶级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了。

在 1379 年～1382 年这一动乱年代，“褴褛汉”①的起义使矛盾达到了顶点，这一起义立即成为一次以民主思想为主导的政治革命、一次贫穷阶级反对富裕者的政治革命和较低社会等级反对上层阶级的社会暴动。在 3 年内，

佛罗伦萨处于骚乱和内战中。但是，到 1382 年，大行会和“肥人”成功了。参加暴动者包括所有的下层阶级。马基雅维里估计到，仅在一夜之间，就有6000 人参加骚乱。

简言之，这一骚乱的真相，就是下层民众控制了城市。这一期间，全部工商业都停止了，商店关门，家家闭户，贵重物品则被送到教堂和修道院以求安全保存。市议会变得惊恐不安，考虑着如何平息人们的不满。暴民们是难以控制的，他们在城内到处烧杀抢掠，打开监狱，并劫掠了阿涅奥利修道院和圣斯皮里托修女院。路易吉·圭恰尔迪尼继美第奇家的萨尔韦斯特罗之

① 罗多利科的“14 世纪佛罗伦萨为结社权而进行的斗争”，载《历史》，第 8 卷，第 179 页。

① “褴褛汉”（Ciompi）一词出处未定。它似乎曾是梳毛工的俗称。

后担任正义旗手；他试图在一次演说中向群众宣布同意他们的要求，以平息群众的愤怒。他似乎是成功了。同时，市政长官下令放下武器、开港行船、外邦人自回自家。暴民们仍不满意，他们烧毁圭恰尔迪尼及其他一些人的房屋，毁坏羊毛贸易的记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这些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然而，没有城市议会的批准，改革不能生效，而法律禁止在同一天召集两次议会，于是会议不得不推迟。次日，正当议会考虑群众提出的条件时，会议被打断了，官员们仓促逃命，平民们控制了议会大厦。

暴民的首领是一位衣衫褴褛、赤足的穷梳毛工米凯莱·兰多，他率领暴民进入了议会大厦。一经发现自己已占领大厦，他们立即选举兰多为正义旗手。他安抚群众，推行改革。但他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即由 1379

年 6 月 20 日到 8 月 31 日。

褴褛汉起义既是罢工，也是革命。他们要求享有自己组织行会和参加政府的权利。他们建立起了三个新行会，（1）裁缝、剪毛工和理发匠行会；（2）刷毛工和染匠行会；（3）褴褛汉，即所有其它最下层工人的行会。在市政府的 8 名官员中，与以前不同的是，3 名选自大行会，3 名选自小行会，2 名选自新行会。显然，无产者和小行会得胜了。但是，当颇善于蛊惑人心的革命者领袖兰多辞职时，革命领导人内部发生争执，被贵族控制的具有专政权力的民团拒绝执行平民阶级的要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贵族党获胜，到 1382 年，贵族保住了它的优势。不幸的起义领袖们被流放，其中最著名的是兰多和斯特罗齐。随后，161 名造反者被处死，新行会被取缔，到 1393 年，可以说，寡头集团已完全控制了市政。1397 年，在美第奇统治时期，另一次起义失败，大资本家仍然受到一定的保护。贵族控制了市政，但是在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被虐待的劳动群众领袖们的领导下，起义的危险仍然存在。对于美第奇家族来说，借助无产者的斗争达到权力的宝座，是一现成可行的途径。美第奇家族把无产者的不满作为自己的资本，使他们自己成为无冕之王。在如此严重的相互敌对和摧残之后，斗争双方的疲惫不堪和普遍的和平愿望为美第奇家族的温和专制铺平了道路。佛罗伦萨更希望和平而不是自由。

1382 年巴黎的工人阶级起义不同于佛罗伦萨的褴褛汉起义。在巴黎的起义中，人们的不满有特别的原因而不是普遍的抱怨。但结局是相似的。直接起因是，政府在 1380 年取消了炉灶税和讨厌的销售税之后又恢复了它们。

查理五世在弥留之际取消了炉灶税。1380 年 11 月 14 日，摄政者们为减弱人民的反抗情绪也被迫取缔了商品销售税。但是，没有额外的税收，王室就无法生存；而且，尽管对英战争已停止，英法敌对行动仍在布列塔尼继续。1380 年底，召集了三级会议，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炉灶税。炉灶税的征集开始了，但完税数目远远不足。于是，昂儒公爵重新确定对出售商品征间接税， 并征收 1/30 的盐税。这些捐税沉重地落到城镇的下层阶级身上。王室企图得到商人的首脑和资产阶级首领的赞同，并要求行会同意这一提案，但他们却推诿搪塞。于是，王室于 1382 年 2 月 28 日颁布了一项文告，3 月 1 日开始

征收上述捐税。就在 3 月 1 日这一天，巴黎骚动了。当一征税人企图向一在市场出售水芹的老妇强行征税时，受到人们攻击而被杀。其他征税人也遇到同样的恶运。暴乱群众越来越多，涌进格莱沃广场，向市政大厦发起攻击， 夺得 12000 只铅锤。这是国王的市政官于格·奥布里奥在一次英国入侵法国时贮在市政大厦内的。愤怒的人们犯下的暴行难以计算。他们杀了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妇女；抢夺了税册和帐簿、珠宝及贵重物品。城门关上了，街上横

拉着铁链。

较为明智的上层资产者企图制止这种混乱局面。手工业匠师组成的民兵团在其五十人长和十二人长的指挥下，在街头武装巡逻，解除了铅锤党人的武装。人们请求当时在万桑的国王平息人民的抱怨，向人民许诺恢复“圣路易的黄金时代”，即取消所有这一切新的税收。他也许诺实行大赦，只惩罚运动的首领。在一阵残酷的镇压之后，社会秩序得以重建。许多人被诬为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而被斩首，而政府的特赦令却受到人们强烈地抱怨。

1382 年 2 月 24 日，圣马太节那天，鲁昂发出了战斗信号。起义的先锋是铜匠和布商。运动扩展到这座城市的各条街道。警钟响过，暴民们就抢劫了主要资产者的商行，凿开葡萄酒桶，把酒倾倒在大街上。最后，暴动者袭击了犹太人区，抢劫了犹太人的商店。第一次起义过后，较温和的资产者投入斗争。他们迫使鲁昂市长取消在城内市场和磨房征收的年租；令圣欧文修道院的住持放弃他对该城施行的司法权。在圣欧文墓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 人们宣读了新的宪章，并发誓遵守之。群众的愤怒消散了，起义自行平息了， 鲁昂担心地等着看国王将如何动作。这一起义被称为 Harell，此为古法语词，意为叛乱或骚动。

巴黎恢复和平之后，宫廷立即赴诺曼底惩罚鲁昂人。未及查理六世进入鲁昂城，那里的起义首领已被斩首并在各城门悬首示众。曾作为起义信号的钟楼上的大钟，亦被搬了下来。1382 年 3 月 29 日，查理六世进入鲁昂之后， 统治者的反扑继续进行；更多的人被杀害。国王镇压了鲁昂公社，该城失去了自治权，被置于王室监察官的监护之下；这一监护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鲁昂人被迫付一笔沉重的罚金。诺曼底的三级会议被迫对商品、盐及饮料征收新的售出税，鲁昂的工商业几乎毁灭。鲁昂的行会原已接受他们的市长所订的管理规章；而今，王室监察官和子爵又颁布了一些规章，使行会丧失其独立地位。此后，它们臣属于国王。而这一变化中却有一个优越条件，即新规章不像旧规章那么严格，城市也乐于接受那些要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外邦工人。

鲁昂被惩罚之后，统治者们企图降服巴黎，但是，直到查理六世征伐佛兰德之后，他们的报复行为才得以实施。这时，国王在著名的罗塞贝克战役中战胜了根特人（1382 年 11 月 29 日）。暴乱的巴黎人曾希望佛兰德人取胜并曾与根特人互通消息。罗塞贝克凯旋之后，对巴黎人的惩罚指日可待了。1383 年 1 月 11 日，当国王准备进入巴黎时，巴黎的商会会长、市政官员们

和大约 500 名资产者身穿节日盛装，出城迎接国王。他们想用一华盖迎接国王进入首都，但国王无情地令他们闪开道路回巴黎去。

查理六世在 12000 人簇拥下，越过被毁坏的圣德尼门的废墟，像是进入一座被征服城市那样进入巴黎。对巴黎的惩处由此开始。街道上悬横的所有铁链都被拆除运往万森；市民们被迫把他们的武器送进卢浮宫或沙特莱城堡；上千人被捕，监狱中满是囚徒。许多人被杀。

1 月 20 日，查理六世下令沿街通报征收多种新捐税——一切上市商品每

值一镑（利佛尔）交税 12 便士；每一蒲式耳食盐交 20 个苏；每桶①零售葡萄

酒交 12 个苏。这些捐税没受到任何对抗立即收讫。

此外，巴黎的城市特权亦被取缔。1383 年 2 月 27 日的一个通令，取缔

① 此处的桶容积为 400 公升。——译者

了商会会长和自治市政官员的合法地位。参加暴乱的商业和手工业全被破坏无遗。人们说：“在我们巴黎城再不会有匠师了。”于是，巴黎有了自由贸易，只有国王的市长有权管辖这些自由贸易。任何形式的结社均被禁止，如同腓力四世以往所禁止过的那样。由于当局惧怕宗教团体也会成为骚乱中心，甚至宗教团体也被禁止。原雇用来巡视城市的十二人长、四十人长和五十人长也被镇压，从此，国王控制了巴黎。

在整个二月里，恐怖继续笼罩着巴黎。每天都有三四名囚徒被杀。最后， 1383 年 3 月 1 日，在巴黎宫廷广场前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每户至少必须有一人出席，这表明当时在巴黎定有许多寓所。司法官皮埃尔·达热蒙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历数巴黎人自 1380 年以来所犯的全部罪行，然后宣布大

赦，但有 40 人不予赦免。其它被控有罪者付出足以使他们自己破产的巨额罚金而逃脱一死。

其它城镇因仿效巴黎也受到国王惩罚。钦差大臣到处搞调查。拉昂、博韦和奥尔良被罚以重金。亚眠的公社政权被取缔。

在南方也有一阵轰轰烈烈的运动，即朗格多克反对王室总督昂儒公爵强征苛捐杂税的斗争。当贝里公爵被任命为该地总督，作为国王查理六世的代表时，贝齐埃尔、卡尔卡松和尼姆出现了新的骚动。盗匪们利用这些混乱从中渔利，时常出没于丛林中。他们的数量从近郊失业工人中得以补充。1383 年，这些盗匪被降服，在南方司法总管辖区，尤其在受匪害最重的地区，征收了巨额罚金；这笔罚金直到 1387 年才征齐。自阿尔比十字军以来，朗格多克还未曾体验过这样的制度。

同时，在佛兰德，特别是根特，也爆发了起义。此前佛兰德已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的革命，工人阶级和伯爵路易·德当皮埃尔联合反对资产者；第二次革命是在 1339 年和 1345 年间，在詹姆斯·范·阿特维尔德的领导下，资产者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公爵，并投靠了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三次革命，发生于 1375～1385 年间，它必须在勃艮第诸公爵能够稳固地站稳脚跟之前清理环境。在这第三次革命中，斗争的双方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城市贵族。这是一次民权起义和社会战争。1382 年的起义是雇主和无产阶级——日薪劳动者和临时工——之间一系列尖锐冲突的高潮。虽

然，随着佛兰德与法国亲王、勃艮第公爵腓力的联姻，斗争倾向于反对法国， 但它并不是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它也不是政治斗争。它是一场以地方贵族、富商市民和征税者为一方，以下层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一场阶级冲突。与下层工人阶级相混杂的是大量的西佛兰德的自由农民。他们害怕税吏，但不为工业萧条而烦恼，亦不担心丧失工作和降低工资。在佛兰德大大小小的许多城镇中，在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富裕的城市贵族之间，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鸿沟形成了。工匠们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也不能成为行会成员。而行会已成为相当富裕的合作团体，它们以低工资雇佣成千上万的工人，使他们每日长时间地劳作。于是，1382 年，工匠们暴动了。在上述第一次革命中， 布鲁日首当其冲。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中，根特成为斗争的中心。

1382 年爆发的大规模起义，是以个别地区的动乱为前导的，如 1359 年在根特和布鲁日，1366 年和 1377 年在伊普雷发生的起义。佛兰德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伯爵向根特征特别税，以备 1379 年惠特曼日①的大规模赛马

① 宗教节日，为复活节后第七个礼拜一。——译者

的支出。根特拒绝付此税款。伯爵一怒之下，向布鲁日提出征款要求。作为征款的回报，他允诺布鲁日在根特北部挖掘一条运河，使利斯河与根特相联结，直至海滨。人们只须看一眼地图即可明了，此运河在改善布鲁日商业的同时，将割断阿图瓦和瓦隆佛兰德对根特的农产品供应，此前，这些产品一直由斯凯尔德河出海。此外，根特和布鲁日之间的商业竞争由于两城之间的政治对立而恶化了。在根特，下层阶级控制了市镇——这是民主政体——与此同时，布鲁日则由掌握行会的富裕市民的地方寡头政治所控制。

根特愤怒了。如果运河凿通，这里的小麦市场几乎肯定要移往布鲁日。利斯河与斯凯尔德河下游的装运工（船工）武装起来了。与此同时，布鲁日人开始开凿运河。但开工 4 个月后，一群根特人袭击了开运河者，使工程停顿下来。这一事件引起伯爵和根特的争端。一旦战争在所难免，根特人将立即组织了全境的叛乱。一群自称“白帽党”的武装工人在一船工首领简·约恩领导下，迫使台尔蒙德、阿洛斯特、库尔特雷、博普林、伊普雷以至于布鲁日都加入了这一斗争。所有的城市佛兰德人都揭竿而起。在动乱中，一个比约恩更伟大的人物，著名的詹姆斯·范·阿特维尔德之子，腓力·范·阿特维尔德站了出来。他是富有者，依靠地租和种植自己所拥有的围垦地为生。而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要求推动他起义。可以认为，他是当时的社会民主派， 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客观事实，促使他成为瞩目之人。

他担任领袖之时，造反者的败局几乎已定。伯爵一方面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狡猾地挑动萧条的农村反对城市，挑动小城市反对大城市，已逐渐占了上风。当腓力·范·阿特维尔德掌权之时，根特几乎孤立地处于包围之中， 因饥饿而险些陷落。腓力采取积极措施重新调整命运的天平。一支称为reizers 的骑兵在一名叫阿克尔曼的将领指挥下成立，其中一半人搞侦察， 一半人运粮草。阿克尔曼同腓力·范·阿特维尔德一样，也是一位同情下层阶级的有产者。同时，一位叫库尔曼的内河“水军将官”组织了一支河上舰队，他的特殊使命是恢复这一濒临死亡的饥饿城市的粮食供应。

阿特维尔德亲自进行军事指挥。在布鲁日，伯爵拥有一支 8 倍于阿特维尔德的军队。但是，根特人有效的领导和奋不顾身的勇气补偿了军力的不足。在根特人的勇敢冲击下，伯爵败绩；布鲁日被起义者占领和抢劫。佛兰德的形势在几周内即完全改观。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响应了根特的暴动。阿特维尔德被拥立为佛兰德的监护人。

革命已是既成事实，然而，形势又迅速逆转。勃艮第公爵（佛兰德伯爵的女婿）怂恿他的侄子法王查理六世出面干涉。腓力·范·阿特维尔德从其父亲的前策，向英王理查二世求助。他的使者被指令向“法国的合法国王” 理查①请求给予根特和其他佛兰德城市以自由的保障。但英国没有给以任何援助。据弗鲁瓦萨尔讲，可能是由于英国的统治阶级已在前一年的农民起义中充分体会了社会民主思想。1382 年 11 月 27 日，法国的罗塞贝克的胜利，摧毁了佛兰德的社会民主运动。尽管如此，后来根特又在弗朗茨·阿克尔曼指挥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腓力·范·阿特维尔德在罗塞贝克被杀，弗朗茨就成为唯一幸存的群众领袖。

在欧洲许多车间和工厂中，人们沉痛哀悼佛罗伦萨褴褛汉起义的失败，

① 在上文谈到的佛兰德爆发的“第二次革命”中，佛兰德诸城同英王爱德华三世结盟，拥立爱德华为法国合法国王，故有此说。——译者

巴黎、鲁昂暴动的泯没和罗塞贝克的受难日。工人阶级在欧洲每一工业区都遭到失败，而市民、资产者、雇主、事业家阶级则稳操权柄。直到 16 世纪， 在欧洲才发生了另一次这样普遍的运动，那时，宗教改革成了人们广泛地表达社会怨愤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