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4～15 世纪南德的工商业

中世纪的晚期，南北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极为悬殊。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所致。多瑙河上游的走廊地带，形成一条天然大道横亘南德，中游航路由西向东，穿越匈牙利平原直跨瓦拉几亚平原，流经巴尔干半岛注入黑海。而且，从多瑙河流域到北部德国是容易的。由南德横过标志南北德国分界线的多瑙河流域垂直北上，即可抵达萨勒河和威悉河流域，因此，运输并不困难。广阔的马尔赫平原一直延伸到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源头的低地边缘。由于丘陵和森林限制，易北河上游不利于航运。地理方面的第二个因素，是迂回曲折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这个有利条件，使德国能够途经威尼斯获得一条到达利凡特繁华市场的最佳捷径。再者，南德镇守着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要冲——布伦内罗山口、斯普卢根山口和塞普提默山口（1237 年以后，还加上圣哥塔德山口），与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巨大的商业、制造业城市有了短途的直接联系。德国与意大利的联系，远比它与法国的联系密切。

意大利的工业是最先兴盛起来的，在它的刺激下，立即在德国引起反响。不久，德国城市相继生产出供国内消费绰绰有余的产品。于是，既要进口外国货物，也要寻找剩余产品的销路。意大利城市是德国近在咫尺的市场，德国对意大利用兵很可能象法尔克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为了征服和满足个人野心，而且还企图保障与东方贸易的利益，只是这个动机隐而不露，人们不能一目了然而已。由于南德城市与意大利城市的贸易财源硕大，故雷根斯堡、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先后成为与意大利通商的主要城市。到了 16 世纪，这种状

况依然顺利地保持着。早在 15 世纪，纽伦堡就发展了它的玩具工业，这类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地理方面转向历史方面来的时候，又会发现支配南德的历史条件非常特殊，与北德大相径庭。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汉萨同盟使北德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商业联合。在南德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那样，除了最远的西南部出现了士瓦本同盟以外，整个地区没有形成商业同盟。事实本身可以解释其原因，汉萨同盟的主旨在于建立海上霸权，而南德附近没有象波罗的海和北海那样辽阔的水域。南德的商业是陆运商业，北德则以海运为主。南德没有形成商业同盟，这一事实造成了在商业政策上与北德的极大差异。在西部和北部德国，莱茵同盟和汉萨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城市之间互相扼杀的政策，建立了彼此间的和睦往来和互转互惠的城市关系。而南德大城市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缺乏任何共同的商业联合，再加上盛行的封建性的地方分裂状态，这就给城市之间残酷的有时甚至是报复性的竞争提供了机会。雷根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慕尼黑和其它城市以促进它们自己的地方工商业为目的，对非本市商人输入的或非本地技工生产的商品一律课以高额关税。在商业方面，它们的政策是极端保护性的； 在工业方面，原则上实行“只雇用本行会会员的制度”。

按照这一时期广泛申述的理论（尽管它经常是实践的依</PGN0266.TXT/PGN>据而非书面理论），城市认为它的经商权如同领地使用权一样得自皇帝，而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帝。市政府或市议会把这种使用权、即贸易权在行会或市民团体之间加以分配。每个行会只有它的技艺乃至其附属技艺经过市政府审核认可后，方能享有这种权利。最后，行会对它的不同的成员个人，又以各种规章和非常明确的限制为条件授予经商权。在市议会管辖和皇帝统治下，同业行会有权掌管本行会要求的特别技能的任何细则。行会有权

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从事这门技艺。行会决定可以购买何种原料、备料多少， 师傅能够招雇多少徒工，以及他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开业行工。行会还决定任何工场中熟练工人的数量和他们应得的报酬。行会有权对生产的方法和工艺标准做出决定，而且常常做出这种决定。行会还规定成品的价格和缜密地管理市场，难以设想的是自由经营的原则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容忍。很显然，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那就是家长制的⋯⋯行会检查原料的规格和重量，并规定每个生产者分配多少，行会还指定必须在什么地方购买原料。它们偏爱国内市场，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开放市场或自由贸易。它们也同样以度、量、衡计算，检验成品，不允许不合格的商品和弄虚作假的制品在市场上诈骗买主，或降低其价格出售⋯⋯贱买贵卖，是《纽伦堡商业法》①13602360_0267_0 所不容许的。

从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时候起，多瑙河航路开始了与往返于君士

坦丁堡、东方和南德城市之间重要的贸易干线——威尼斯控制的海路的竞争。直到 14 世纪下半叶土耳其人侵入欧洲之初，多瑙河航路沿线的许多税卡所征之通行税簿，证明了东方产品曾通过此路运往欧洲。多瑙河畔的施泰因修道院受利奥波德公爵恩准而征收通行税的税簿，可作为这种通行税之一例。在这些通行税的记录中，特别地提到了胡椒、生姜、番红花、烛煤、丁香、生丝和经过加工的丝绸。位于多瑙河沿岸的南德城市变成了重要的商业基地。繁荣的基因归于这些城市幸运的地理位置，而维也纳和雷根斯堡就居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奥地利公爵授给维也纳的特权，我们看到维也纳是如何依靠地理优势富裕起来的。1320 年美男子腓特烈的授权更是遐迩皆知，雷根斯堡一时成为南德主要的商业地区，甚至在 12 世纪末叶以前就已经被称为德国富有城市之首。维也纳和雷根斯堡还与南德的其它城市不同，他们在基辅沟通了和俄国人的贸易，这种通商关系一直保持到 1240 年蒙古人摧毁基辅城。

随着威尼斯与利凡特通商贸易的增强，威尼斯成了转运全部东方产品的“综合仓库”，南德城市感到从威尼斯转输东方商品比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更有利可图。因此，多瑙河中游的德国城市，为了获得来自利凡特的商品和诸如香料、华美的丝绸、艳丽的棉制品等奢侈物，被吸引着向威尼斯靠拢。另一方面，他们向伦巴第诸城市寻求手工业制品，主要是米兰城及托斯卡纳和佛罗伦萨。除维罗纳掌握的布伦内罗山口以外，米兰控制着阿尔卑斯山通往德国的每一个要隘，它的这一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占有这些要隘之北方入口之优势地位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也须退避三舍。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因此而成为意大利商品的中转站，北运的商品经过这里运销莱茵河和美因河沿岸城市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和整个北部德国。这样，意大利商品一直触及到汉萨同盟的势力范围。许多伦巴第城市的档案馆，特别是米兰城的档案里就有许多关于意大利君主授予德国商人特殊待遇的记载。

1256 年，雷根斯堡变成了自由城市。大空位时代（1250～1273 年）①德国皇位虚悬，雷根斯堡与其它众多德国城市一样，在此期间得到了好处。它是德国最早与意大利建立直接商业联系的城市，早在 1038 年，这里就有伦巴第商人的殖民地迹象。雷根斯堡似乎也是第一个与威尼斯发生贸易关系的德

① 大空位时代应从 1254 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算起，到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 1273 年当选为皇帝止。这里划定 1250 年是因为原作者不承认未经教皇批准的康拉德四世的继位（1250～1254 年）。——译者

国城市，虽然其起始时间，我们尚不知道。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来自 14 世纪关于雷根斯堡和纽伦堡之间就谁应在威尼斯获商业最优惠待遇的一次争论。这个讼案被提交到威尼斯元老院，最后明断，雷根斯堡商人是“威尼斯地区商路的开拓者”。这条路溯因河而上，翻过布伦内罗山口，沿阿迪杰河而下， 穿过维罗纳抵达威尼斯。威尼斯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提到 1330～1331 年，两个在威尼斯的雷根斯堡商人利奥加德·冯·兰斯博格和海因里希·冯·米南。而一个保存至今的雷根斯堡商人于 1383～1407 年间用的帐簿，披露了雷根斯堡与威尼斯密切交往的情况。在威尼斯，雷根斯堡商人主要以羊毛织品，特别是毛皮一类的物品换取东方商品。这些毛皮来自波西米亚、普鲁士和波兰， 因为雷根斯堡坐落在纳布河口对岸，这使她便于同易北河与奥得河下游接触。在这项贸易中，维也纳是雷根斯堡的劲敌。她控制着马尔赫河流域，同雷根斯堡所控制的纳布河流域具有同样的意义。

14 世纪，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步雷根斯堡之后尘，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

系。早在 1308 年，我们看到威尼斯为运往奥格斯堡的商品在富森被扣而不满，这些商品的不幸主人，无疑是前往奥格斯堡的威尼斯商人。此后，威尼斯很快关闭了向德国派遣自己商人的大门，迫使德国商人自行找上门来。

奥格斯堡周围的富庶之乡，加之位于莱希河畔的有利地理位置——这使它能够北上多瑙河，南下蒂罗尔直到意大利——显然给它带来繁荣昌盛。亚麻制品、毛制品、金属加工品和番红花是奥格斯堡重要的产品。根据奥格斯堡的莱希河桥上关税统计推测，奥格斯堡的贸易史几乎与雷根斯堡一样悠久。而且，在威尼斯抱怨的信中用了这样的措辞：“源远流长的友谊。”奥格斯堡商人的行商路线，沿着莱希河溯源而上进入蒂罗尔境内的富森，①再到因斯布鲁克，这里从 1329 年起就享有货栈权，然后翻越布伦内罗山口，经过布里克森和博岑，顺阿迪杰河而下到特兰托和维罗纳，最后抵达威尼斯。走布伦塔有一条捷径，但从特兰托越岭到阿迪杰河上游要经过陡峭的山路。1368 年奥格斯堡自治市政府建立，并与士瓦本同盟联合，以后就迅速发展起来， 15 世纪即成为南德最大的金融中心。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的总部均设于

此地。15 世纪，大量的食糖和纸张从阿拉贡输入。我们掌握了一个生活在 16 世纪早期名叫卢卡斯·雷姆的奥格斯堡商人的日记，作为韦尔瑟大家族的一个代理人，他记叙了经商意大利、葡萄牙、佛兰德、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旅行。

“乌尔姆”（ulm）一词的词源（出自“olima”，一个沼泽般的地方） 给研究本地最重要的工业：亚麻栽培和麻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线索。象纽伦堡一样，乌尔姆最初是帝国的一个辖区，那里的居民凭赖王权摆脱了他们对庄园的依赖，获得了城市自治。其次，与纽伦堡相同，这个城市没有经过与主教和男爵的斗争，“大空位时代”也没有国王的压迫，城市自治得来比较便利。15 世纪期间，乌尔姆新增了棉纺业，这样，促使它与主要输入埃及棉花的威尼斯交往。乌尔姆属于士瓦本同盟城市，它既不象纽伦堡那样成为工业广泛发展的基地，也不象奥格斯堡那样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乌尔姆的历史比奥格斯堡简单，它的亚麻布商品在德国诸城中首屈一指，并且还生产各种类型的金属制品。1431 年帝国允许了乌尔姆的金属制品商进入德国的任何定期市场，不久，他们就控制了市场。15 世纪晚期，哈布斯堡在蒂罗尔、

① 根据 fauces 而得名，又称为险关。

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许多矿山成为富格尔家族的领地之后，乌尔姆大获其利。

在历史上，纽伦堡的出现远比雷根斯堡或奥格斯堡晚，这方面，它倒象维也纳。史籍上最早提到纽伦堡不是 1062 年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它对市场的管理权。那时，它还不是一个自由城市，还在王室领地的共同体内。不过， 到 1163 年纽伦堡无疑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了。这一年，她得到了与班

贝格同样的贸易安全和自由。到 1219 年，纽伦堡被允准使用金银铸币作为支付手段。这些铸币在内德林根和多瑙维茨使用。纽伦堡作为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其与众不同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该城商人被免除了往返于帕绍到雷根斯堡的通行税。在沃姆斯，只要求纽伦堡商人每年缴付一磅胡椒和一双手套。在纽伦堡，工业的发展先于商业。一份文献这样载道：“我们的城市坐落在贫瘠、坚硬而含沙质的土地上。”对纽伦堡人来说，大自然的吝啬，只有靠辛勤的劳动来弥补。木材和金属工业使纽伦堡富裕起来，以制造各种类型的武器遐迩闻名。武器制造者的技术在市内各业中是首屈一指的。1348 年城市暴动以后，领导这次起义的武器制造业工匠被逐出纽伦堡，散居于整个德国。纽伦堡制造的各种兵器和射击武器被认为居世界之冠，要求之量极大。不仅德国和意大利的需要量很大，而且在西班牙、英格兰和波兰也是一样。此外，纽伦堡还制造各种金属制品，如铜制水盆、炉栅、锁、香炉、烛台、烛架、铁或黄铜铸像以及木雕像。

1219 年纽伦堡和雷根斯堡、施佩耶尔，1264 年和美因茨先后缔结了关税协定，中欧再没有别的城市象纽伦堡那样位居贸易的中枢地位。地中海东部和北欧的商品荟萃于此，佛兰德的呢绒、波罗的海的青鱼、法国的葡萄酒和意大利的手工业品也经过纽伦堡转销各地。14 世纪，一个名叫厄尔曼·斯特罗默的纽伦堡商人在波兰的克拉科夫、黑海诸港市、热那亚、布鲁日和巴塞罗那等地贸易。15 世纪，另一个纽伦堡商人马修·埃布纳在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经商；同一时代，贝海姆家族与葡萄牙贸易，著名的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还得到葡萄牙君主的宠信，他和一个叫英霍夫、另一个叫赫希沃格尔的其它两个纽伦堡商人参加葡萄牙对印度的航海探险。1472 年在米兰建立德国商馆的也是纽伦堡商人。

在威尼斯，纽伦堡商人的殖民地是非常大的，以致两城之间的贸易通道， 有时被称为“纽伦堡的炼金炉”。来自独立国家或德国自治市的商人在威尼斯是受欢迎的，那里泰代斯基商馆对他们殷勤款待。威尼斯档案里保存的至少 821 份有关这一商馆历史的文献，使我们对这个著名的机构有了充分了

解。最早的档案记载是 1225 年，然而，商馆本身也许早在 1200 年就已存在了。

威尼斯政府为接待德国商人准备了商馆，指派官员照看在这里进行的交易，还附有房屋管理人、酒窖管理人、厨师等，随时照料旅客所需。房租因住房而定，1497 年据说商馆的年收入是每周平均 100 个金都卡特①13602360_0273_0⋯⋯商馆是一个客店，但比一般客店经营范围更广，它既是交易场所，也是栈房。威尼斯政府迫使全部德国商人住在商馆里，在商馆满员的情况下，即住在专门指定作商馆用的房子里，商馆以外处理的一切商业交易都属非法的。其理由十分明显，德国商人进出威尼斯买卖商品均需上税， 他们携来的商品在商馆内由威尼斯政府的官员估价征税，如果听任这些商人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留宿，就有走私之嫌。因此，政府指令客商们带着自己的货物寄居商馆，将货物储藏在地下室或存放在走廊上。

商馆内外的事物，由威尼斯政府控制着，它的领导机构是由三人贵族组成的委员会， 称为“执委会”，政府授权他们管理商馆的一切事物，并有权处罚违犯规定的房客。德国商人可以请求他们的领事来反对“执委会”的判决，如果“执委会”对领事的判决不满，他们还可以将讼案递交市政府的总务长。在三人执委会之下，有隶属于商馆的若干文职官员受雇办理各种商业手续和征税业务。这些职员中有经纪人或称代理人，如

</PGN0273.TXT/PGN>果不经他们之手，任何商人都休想擅自处理商务，此外，还有船工、搬运工、过磅员、打印人等。包装工自行组成了颇具规模的行会，行会设有自己的祭坛、公共墓地，会员在圣乔瓦尼一保罗教堂里做专门的弥撒。

商馆的内部秩序和管理由馆长负责，馆长对“执委会”负责。当商人们进入商馆的时候，他有义务监督客商解下武器；日落时分关上商馆的大门，为客商准备由商人付款的床位、被单，保管各类房间的钥匙，监管厨房和厨师、酒窖和酒窖管理人。总的看来， 德国商人是遵规守法的，他们在商馆给威尼斯政府添的麻烦比土耳其人要少得多。商馆内部严重的纠纷是罕见的。有一次帝国城市的商人拒绝与诸侯领地上的商人同桌共餐， 而科隆商人则要求给他们准备单独的房间和餐桌。另一次，商人们执意要求商馆的酒窖通宵供应，否则，他们要撬开酒窖的门。但是，一般情况下，德国商人的言谈举止是非常文雅的。①13602360_0274_0

德国各城市与意大利城市经商的条件，取决于他们为了取得租借地所施

展的外交手腕。除了对威尼斯以外，德国几乎没有一定的政策，但无论什么样的规定，都只是为应付一时需要而采取的。此状况一直延续到 1500 年威尼斯明显地对德国全部商人削减某些物品的通行税为止。威尼斯骤降税款，无疑是由欧洲西北海岸商业竞争者的兴起所引起的。到了 16 世纪，其它许多物品的通行税也降了下来。1462 年奥格斯堡曾夸耀自“远古以来”就持有租借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意大利的贸易也是常常受到限制的，德国人不能携带任何非本国制造的商品进入威尼斯，而威尼斯人保留了买卖其它国家商品的权利，并且常常进出德境运转这些商品。为了避免与本国制铜业竞争，1449 年威尼斯只允许德国人携带生铜入境。德国则禁止意大利人亲自来德国购买商品，以遏制威尼斯的竞争，增强本国作为“中介人”的实力。贸易中没有留下任何已成交商品价值的可靠记录。1472 年一份威尼斯文件记载说，威尼斯与德国商人每年的商品贸易额为 100 万都卡特，另一份文件叙述他们的通

行税年收入为 2 万都卡特，还有一份文件说他们每日的通行税收入达 100 都卡特。这些文件的估计，可能提供了关于当时贸易数量的一些概念。更可靠的是个体商人的贸易报告，我们获悉 1449 年富格尔家族在威尼斯的铜器价值

6 万都卡特；1358 年一个威尼斯商人买了 45000 件亚麻制品；1426 年一个纽

伦堡商人运送了 425 张牛皮到威尼斯。另一个反映当时商业规模宏大的证

据，是在 15 世纪信贷业务尚不发达时，破产欠债的数额竟高达 25000 都卡特。在德国的西南部，巴塞尔是最重要的城市。巴塞尔原是一个主教城堡。

后来通过和平赎买，而不是通过和教会封建主发生冲突而得到豁免权成为自由城市。晚于德国大多数城市，巴塞尔直到 1360 年才有权选举市议会，征课本市的租税、管理财政、维持治安、行使司法权以及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结盟和宣战。但是，主教仍然保有领土最高主权，并执掌着“中级司法权”， 而“高级司法权”仍属于可以任命城主的德国皇帝。主教仍然对输入巴塞尔城的商品征收通行税并铸制通用的货币。城市如果不征得主教的同意，也不能决定新的税收。主教虽然保留了许多权力，但市民和主教的冲突并没有升级，这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庆幸的是巴塞尔主教是喜欢自由的，他极为关心

城市的利益，能和市民们协调共处治理城市。巴塞尔有利的地理位置，赢得了城市的繁荣，它扼莱茵河流域的源头，位于通往侏罗山口和阿尔卑斯山口的通衢大路，给了这座城市过境贸易的良机。早在 1216 年就有关于巴塞尔商人在热那亚的记录。图恩的主教亨利在莱茵河上架起那座古桥之后，自然环境对商业的促进更加显而易见。1274 年巴塞尔参加了士瓦本同盟，1501 年以前又与瑞士联邦结盟。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德国西南部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城市——施特拉斯堡。这座城市在历史方面和具体情节方面与巴塞尔十分相似，甚至它的位置也禁不住使人联想到巴塞尔。它也在莱茵河流域的上游（虽然在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上），坐落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侏罗山脉和孚日山脉诸条大道的枢纽点上。此外，施特拉斯堡比巴塞尔更接近多瑙河上游。

德国西南部的城市，自然加入士瓦本同盟，其贸易主要沿莱茵河流域而下并与法国贸易。里昂的定期集市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日内瓦，我们也会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日内瓦的定期集市，也同样吸引他们去光顾。从法国、意大利和上德意志到日内瓦距离相等，它位于萨瓦公爵的属地内。萨瓦公爵统辖着西部阿尔卑斯山的两侧，控制着大、小圣伯尔纳山口和塞尼斯山口要隘的两端。日内瓦是国际客商荟萃之地。

如果人们把奥地利及其附属地施蒂里亚和卡尔尼奥拉公国看作德国行省，这种用语应当是有条件的。因为奥地利人在血统、制度和文化上是德意志、斯拉夫和拉丁影响的巧妙的混合物。这些影响在与拜占庭、意大利、德意志的长期商业关系中日益增强。封建时代聪颖能干的巴本贝格公爵奠定了奥地利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利奥波德五世（1177～1194 年）于 1184 年获得了施蒂里亚，给公国带来了盛名和兴隆。利奥波德六世（1198～1230 年）授予维也纳第一个城市法典，在短暂的时期内，使它成为德意志国家最辉煌的首府。在他的儿子野蛮愚蠢的战争中和“大空位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人们怀念他的统治，象英国人怀念“忏悔者爱德华”的统治一样。1264 年巴本贝格王朝灭亡之时，奥地利动乱不已的时期即接踵而至。1278 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在马尔赫平原战役对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他侵吞了奥地利领土）侥幸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为了援助鲁道夫的远征，教皇尼古拉三世于1277 年从佛罗伦萨和皮斯托亚银行借款 20 万金佛罗林，为了这笔奖赏，这一胜利是值得的。

整个中世纪的奥地利商业史最灿烂夺目的时期是在 14 世纪。这时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了，手工制品的商业扩大了。虽然食盐的进口因哈尔斯塔特和奥泽的盐业资源的开发而衰落，但纺织品的输入却大幅度地增加。每年仅从北方运来的毛织物不下于 8500 件，其中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匈牙利人交易而预定的。毛织物贸易量比其它任何布料都大，但所有其它纺织品交易也都很活跃。出口贸易最显著的特征是葡萄酒输出量的剧增。奥地利葡萄种植者发现葡萄酒在销售中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使这个国家的任何其它产品都相形失色。维也纳人在与匈牙利的贸易中获利最多，而葡萄酒贸易更有助于充实全国的工业。从这个世纪商业条件的变化，即在奥地利和上德意志之间的贸易平衡方面大大有利于奥方这一事实，可以洞察到葡萄酒的重要性。而且维也纳的手工业制品驱逐了除呢绒以外的一切国外商品。将近 13 世纪末，佛兰

德的粗斜纹布织工被输送到了维也纳，到 14 世纪中叶，国外的成衣工、织工、刀具匠、马鞍匠、金饰工、皮毛工、制袋工、锻剑工均在维也纳发展了各自

的行业。通过这些手段，维也纳获得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手工业品贸易方面的专利权。因为维也纳本地工匠的技艺是不能与国外工匠相匹敌的。于是， 奥地利的商业在这方面扩大和繁荣起来了。每年数百艘商船溯多瑙河而上至帕绍，或沿多瑙河而下抵达匈牙利。这条河运线上的商品价值十分惊人，竟使同一时期莱茵河中游的运载物望尘莫及。在 15 世纪，史料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们发现维也纳商人渗透到狭小村庄的记载。维也纳商人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且也在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萨尔茨堡发展贸易。这就使他们与其它城市例如纽伦堡商人展开了竞争。其它城市对维也纳也是一样，外商开始与这些维也纳人争夺本地的商品市场。维也纳在匈牙利和威尼斯贸易中的特殊有利位置，足以使它成为商业上遭受妒忌的目标。为了减轻这种情绪， 哈布斯堡朝阿尔伯特一世慷慨地答应了雷根斯堡商人的自由贸易特权，但是到了阿尔伯特二世时期，维也纳不仅恢复了从前的专利权，还夺得了卡林西亚，从而扩大了与威尼斯的贸易。1390 年建于阿魁利亚的巨大的番红花市场，后来迁移到了奥地利的克雷姆斯。

波希米亚人对奥地利商业扩张的无比愤怒，促使他们开辟了一条从波希米亚经由德国到匈牙利的新商路。1236 年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允准了纽伦堡商人在波希米亚的商业特权，保证过境贸易时得到庇护，因为国王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一度是不太友好的。当然，给奥地利人带来的更大影响是他们邻国在 14 世纪下半叶已开始掀起的对抗性限制运动。1387 年波希米亚国王温策尔通过了一个立法，禁止维也纳商人和其它奥地利城市与波希米亚贸易， 直到奥地利向布雷斯劳和布拉格市民开放由波希米亚南下威尼斯的道路时为止。这个积极有利的防御，给了维也纳沉重的一击。很显然，波希米亚的统治者力图使布尔诺变成象维也纳那样的贸易中心城市。但是，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正在这时，胡斯战争爆发了，波希米亚的过境贸易被完全切断。以后， 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商业毫无进展。的确，对维也纳来说，波希米亚不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从来也没有发现关于维也纳人抱怨波希米亚人的记载。

虽然 1400 年奥地利的贸易还是一派繁华的盛况，但阴影密布的前景已大量显露。维也纳行会群起而抗议专利权受到侵害一事，表明外国人已侵扰了他们安宁的生活。在众多的抗议者中，刀具制造业行会可作为一个范例。刀具匠人控诉漏税走私的刀具已由外地的陌生人带入了这座城市，并作为维也纳商品售给匈牙利和其它国家的游客，这些质量低劣的货物，使维也纳商品丧失信誉。行会要求以颁布限制性法律的形式补偏救弊。这些申诉揭示了外商的活动是特别针对破坏旧有的贸易专利权，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已获得成功。维也纳人真正的不幸是他们的生计全仰赖城市的有利位置，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以适应新的形势，只要他们努力，就能保持现状，这一点，从晚到 1433 年与威尼斯贸易仍未衰落的事实得到了验证。

市民们要拒外国商贾于境外的困难，是农村人民需要他们进来，因而， 很难办到。好几次，当上德意志谷物供应短缺的时候，奥地利农民正好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有利的粮食销售市场。然而，这样的输出品，对城市只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所有的剩余谷物这样消耗殆尽，国内市民就要遭受饥荒。奥地利的葡萄种植者也喜欢把收获物销售给德国商人。

1390 年奥地利生产者和德意志人之间的直接贸易中断了。这是由于帕绍城得到了大宗经营葡萄酒的特权，这势必使帕绍城的市民在奥地利葡萄酒贸

易中扮演中介人的角色。正如维也纳经营的大宗贸易使维也纳市民充当了全部德国商品运销匈牙利的中间人一样。倘若没有对立，自然不会形成垄断。帕绍的关税档案表明，在 1430 年以前，它的垄断是相当完整的。由此，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奥地利葡萄酒的贸易兴隆是奥地利人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条件。

帕绍的档案也反映出维也纳人与上德意志的贸易不再活跃了。显然，在同一时期，维也纳人也失去了与匈牙利人直接贸易的机会。外国商人向维也纳派出了驻市的代理人，他们叫货栈管理人或代理商。尽管有人无力地企图阻止他们发展，但他们终究成了颇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甚至哈布斯堡家族也不得不向他们举债。

在奥地利，外国人的商业组织形式可以从三个人的经历中得到说明。每年的定期集市期间，一个名叫朗廷杰（1383～1407 年）的商人总是在雷根斯堡配备一艘船，装载着各类商品，特别是呢绒驶入奥地利进行贸易。他是以古老的贸易方式在零售市场售货的。该项贸易只限于进口商品，因为颇令人费解的是，朗廷杰从不向雷根斯堡运回船货。有时朗廷杰或其代理人长驻维也纳，他的生意常以赊帐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多少要使他的利润蒙受一些损失。

与朗廷杰不同，纽伦堡的乌尔利希·斯塔克（1426～1436 年）最初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收入可观、坐食租税的封建主。偶尔，乌尔利希·斯塔克给从事商业的朋友一些现钱，或者供给他们远销南部广大地区的贸易商品。他们常常带回其它的物品在纽伦堡出售，有时也冒险到奥地利从事葡萄酒贸易，甚至横穿奥地利到匈牙利贩卖呢绒和珠宝。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没有为维也纳的大宗贸易权利而烦恼。乌尔姆的奥托·鲁兰（1444～1464 年） 是资产阶级企业家的最初代表，他和技工们签约，承包他们在指定期限内能够完成的全部产品，然后把这些物品转手卖掉。这些人的经营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已不完全局限于一个城市和国家贸易，并且能动用的资本数额都比较大。

新近发现的普雷斯堡“三十分之一税”收据簿，披露了一些奥地利与匈牙利贸易的有关情况，“三十分之一税”是在普雷斯堡对全部进出口物品征课的一种关税，最初抽取的税率是商品价格的三十分之一，这一价格是通过检测后估价的，收据簿上也记下了商贩的住址和姓名。

从奥地利经由普雷斯堡到匈牙利贸易总值达 13 万匈牙利福林，而从匈牙利折回奥地利，贸易总值只相当于它的 1/10。贸易差额对奥地利人十分有利。在价值 3 万匈牙利福林的货物中，象胡椒、南部的水果、生姜、番红花、无花果、坚果、柠檬等类物品被带进，但是，匈牙利输入量最大的商品是织品和铁器。

羊毛织品占整个进口量的 75％，亚麻布织品占 11％，通常这些都是优质布匹，起初都得从意大利、英格兰、尼德兰、德国和亚琛、科隆、艾施塔特、美因茨、纽伦堡等地输入，而这个时期，直接就可以从维也纳得到。这些货物的价格是不同的，意大利和英国的产品价格最高。对金属制品要征收相当可观的关税。譬如：各种类型的链子、小刀、厨房器物和农业工具。皮革和毛皮的贸易量很小，如果奥地利公爵没有把木制品列为出口禁运物资的话， 木制品的贸易量也许会略大一些。

同上述日渐增大的输入贸易相对的是牛、绵羊、马、鲜鱼、铜、皮革、

蜂蜜等以家畜为主的小型输出贸易。但是，在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输出物是贵金属，匈牙利那时还没有金属制造业。

无庸置疑，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数量是众多的。普雷斯堡、奥芬、拉包的匈牙利商人将商品带到南部奥地利。奥地利人，主要是维也纳人进入每年五月和八月的普雷斯堡定期集市，但没有德国人光顾这些集市。这些商人往往四五人以上结伴贩运货物。普雷斯堡定期集市的贸易完全是零售，这里的集市与帕绍和维也纳一样，批发贸易是在一年一度的市场上独自发展的。生产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要求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必要的运输业， 这样批发商比零售商赢利更多。15 世纪，资本企业家就是依靠转运批发商品发展起来的。经由多瑙河运输的最早的批发贸易，是布匹、小刀一类物品。这一事实说明，批发贸易是在小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获得必需的运输条件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有些葡萄种植者也从事批发贸易，他们不是拥有资本的承运商人，而是坐地商，在普雷斯堡就有 4 个这样的商号。从市场贸易到

批发贸易的变化，是 15 世纪商业的一个进步，它表明随着贸易的演进，旧日市场的垄断权被破除了。

15 世纪中叶，奥地利商业的衰落发展成为危机，当时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事实。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维也纳人使用陈腐的方式，而国外竞争者采取的是有力的政策、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面，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与其弟阿尔伯特为了遗腹子拉迪斯劳斯①的继承权问题而进行的战争，加之日益严重的货币成色的降低。

从当时奥地利人反对外国商人的申诉，以及对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应以法规限制的要求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国商人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奥地利贸易的最大比例。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惊骇，因为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能量较大，而且富于独创精神。然而，他们之得以破坏奥地利人的主权也是逐渐进行的。遗腹子拉迪斯劳斯对维也纳人颁发的一个布告规定，经营威尼斯商品的零售贸易全部自由开放。这就为纷至沓来的国外商人大开了方便之门。外国商人摆脱了令人不快的专利制以后，便不再尊重维也纳市民的权利。维也纳市民对外国人逾越法定行商范围是常有怨言的，从市民对外国人在市场以外销售商品的抗议中，表明外商与乡民已建立了联系。越来越多的外商充当了奥地利葡萄酒生产者和德国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奥地利人渐渐全部停止了向德国转运商品，越来越依靠于葡萄酒生产。这样，旧日维也纳人的专利权有了臆测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使奥地利人仰承外商鼻息，国民的主动性丧失殆尽。

商业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利的政治局势，根据对几个统计资料如维也纳租税簿的调查，表明这个世纪中叶开始的衰落，到 1481～1488 年间达到了极限。农业的歉收与兵燹直接相关。奥地利农业最严重的衰落是在匈牙利国王马赛厄斯① 占领时期。由于上德意志商人不可能在奥地利再得到匈牙利商

① 即匈牙利王拉迪斯劳斯五世（1444～1457 年在位），波希米亚王拉迪斯劳斯一世（1453～1457 年）， 为哈布斯堡家的阿尔伯特之遗腹子，故继承了奥地利大公、德国国王的爵位。后被波希米亚国会任命为国王（1453 年加冕），1444 年又被选为匈牙利王。但他从未亲自到任，而一直被软禁在其监护人、德皇腓特烈三世的宫中。用这种手段，德 皇得到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实际统治权，因而，与其弟发生冲突。—— 译者

① 马赛厄斯·科尔瓦伊纳斯（正直者），匈牙利（1458～1490 年）与波希米亚（1470～1490 年）王，一

品，他们寻找了一条新路。有材料证明他们日渐频繁地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就动摇了奥地利城市繁盛的根基。奥地利的农民也在战争中受到了伤害，不仅他们的收成遭到损失，而且同时，为了支付战争开销，交纳的租税也较往常增加了。

奥地利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归咎于通货条件的恶化。货币成色的降低是 15 世纪一个普遍的趋势，劣币流行和战乱频仍总是直接关联的。贵族有铸币权，于是，他们就通过铸制劣币，借以为战争筹措经费。奥地利的情况正是这样，它的货币接连不断地贬值，直至本国银币完全信誉扫地。这一弊害，在国内贸易中还不十分显著，但在国外贸易中，奥地利银芬尼被完全废弃了，匈牙利的金盾取而代之，成了国际贸易中标准值的货币。

奥地利不仅铸制劣币自食其果，而且还蒙受了国外货币贬值的灾难。前面我们已得知，奥地利在国外销售的商品比购买的多，因此，由“出超”余额兑换成的货币，总是流入国内。而且由于奥地利的葡萄酒完全依赖外商投放市场，它就不得不按外国人所要求的任何货币进行交易。由于当时人人都企图获得足够值的良币而摈弃劣币，所以当我们看到外国人销售商品要求奥地利人缴纳金币，而他们则向奥地利人倾泻粗制滥造的铸币时，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奥地利工业衰落的迹象，其史料更是比比皆是。

如果不稍稍浏览一下价格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观察是不完全的。从维也纳国库管理局的材料中，我们发现 1430～1460 年葡萄酒的价格是稳定未变的，但是在那段时期计算物价的芬尼的实际价值却贬低了 50％，谷物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有绝好的史料将布匹的价格作一番比较。维也纳每年一度的与定期集市有关的赛马会，以一匹维罗纳的绯红色布料作为奖品。根据这种奖品价格的逐年记录得知，布匹的价格在缓慢地下跌，直到 1460 年才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再没有看到对于布匹价格上涨的抱怨。1438 年以后，粗斜纹布和亚麻布的价格一直保持不变，15 世纪期间，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普遍腾涨。南部运来的胡椒、生姜、番红花、坚果、无花果、葡萄、稻米、肉桂和其它商品的价格上下波动也很大，但这些物品对平时人们的生活影响并不显著。

总的看来，奥地利生产的物品，特别是葡萄酒，虽然价格未曾变动，却因奥地利银币贬值而降低到原来价值的 1/2。与此同时，进口商品则普遍保持着原来的价值，或是在市场上价格微微上涨。国外商品的价值通常是以匈牙利“盾”来衡量的。上述的全部引证旨在说明一点：奥地利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每况愈下了。

让我们对中世纪德国城市生活作个一般观察来结束此章罢。某些德国城市有一个特别的法律叫货栈法，过往的商客倘若不将商品卸在需要经过的城市，便不得通过，只有等到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从他所携带商品中购足所需物，才能继续前行。甚至城市周围的土地也属于货栈法的范围。例如，沿瓦尔塔河而下的商船，前往奥得河上的库斯特林时，必须溯流而上到法兰克福， 在那里登陆卸货，然后才能驶往波罗的海。法兰克福城市周围划定的区域内常常禁止某些种类的商品贸易。在这一区域内不准酿制啤酒，以确保市内的啤酒酿造者更好地销售其产品，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专利权。该城的市议会

生致力于统一中欧，以抵抗土耳其人。1470 年征服波希米亚，后征服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建都于维也纳（1485 年）。——译者

监督市场，管理度量衡。通常，标准的度量衡器存放在市政厅内。市场是城市税收的来源，为此，城市利用市场出租商品陈列摊床，并对出售的商品征收各种杂税。

市场一般是每周开放一次，农民在市场上出卖鸡蛋、奶油、水果等产品。乌尔姆的亚麻布制品遐迩驰名；康斯坦茨以大麻闻名；埃尔富特的菘蓝染料用于染色而享有盛誉。市场有严厉的规则，在集市那天，市场以外禁止出卖东西。市政厅的大钟敲响以前，任何人不得出售物品。城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维护市场贸易的顺利进行。买主不得先于商人离开城市，本地市民只能购置自己必需的消费品。此外，零售商人只有待消费者买足了所需品以后， 才能登市选购。1415 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期间，神职人员和娼妓等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这座城市，因此，必须开设特别市场，出售蛋类，从而无论贫富均可在市场上购得所需。集市开市那天，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况。城市的人口虽比今天少，但交易范围比今天更大，市内设有粮食、牛、马、干草、蛇麻①子等专业市场。最后一种商品，对于以啤酒构成主要饮料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还经常设有一个菘蓝市场，菘蓝这种植物普遍用于印染，在靛蓝没有引进欧洲以前，它是十分珍贵的。专业市场不是每周必设，只是在每年春、秋定期集市之间选定日期，一般安排在特定的建筑物中进行交易，15 世纪的德国城市就常常设有粮食交易大厅，而且市政厅和商站的底层也常常作为专门市场使用。

关于商站必须说明几句，因为除了城市的市议会或市政厅以外，每个城市均拥有一个商站。众所周知，美因茨的商站是最古老的，它始建于 1314

年，毁于 1813 年。商站遍及德国各地，迄今知道的有 1355 年建于科隆，1358 年建于施特拉斯堡的。有时，所有这些商站被习惯地称为“Die Gred”，无疑出自“grad”（程度、官阶）一词，因为市场沿着河堤修建。外商只能够在商站卸下他的商品。那里，他批发给地方商人，并在此向城市交纳通行税， 以至市场的街道有时被叫成“税街”。德意志人占领前的施特拉斯堡称之为“关税街”。城市指派公务员管理商站，体积庞大的物品在一楼销售，较为珍贵的商品集中在楼上。商站的地下室一般都很宽敞，建筑高大。例如，1418 年在康斯坦茨的商站就曾举行过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最后选出了教皇马丁五世。

德国城市给外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俄国首都的大主教伊西多在 1430 年去参加佛罗伦萨会议②路经德国的时候，见到象纽伦堡、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竟使他惊讶万分。但他是从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来的。还不足以为凭。同一时期，一位意大利人艾尼厄斯·西尔维厄·皮科洛米尼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证据。他声称德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繁荣，他赞美了科伦令人钦仰的大教堂， 赞美了它的市政厅和纪念碑。他羡慕施特拉斯堡许多碧波粼粼的运河，这使他联想到了威尼斯，但却是优雅的威尼斯，因为这里没有令人作呕的咸水湖的恶臭。施特拉斯堡有许多教堂、女修道院和教会宅邸，富商豪侈的邸殿， 足可与王宫媲美。慕尼黑和纽伦堡同样使他留连忘返。最后，他这样作结道： “德国城市的美丽和舒适是欧洲任何国家难与伦比的。它们的清新悦目和明

① 使啤酒带苦味的原料，一般用于啤酒酿造中调味。——译者

② 此次会议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双方教会协议联合的会议，拜占庭皇帝企图通过这一手段而得到西方支持， 以对抗土耳其人。——译者

媚多姿，仿佛昨天刚落成似的。”马基雅维里①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对德国市民的忠厚和成效卓著的市政管理大加赞许，他将德意志人的美德归于“未受到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腐蚀’。”而且，德国城市是不容忍他们中间有贵族或仿效正统贵族的市民们的。

德国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必须承担实施对外政策、以及从事防范自卫的战争的全部费用。因此，城市不得不忍受现代城市不会遇到的环境和研究现代城市无须研究的问题。1387～1388 年仅 14 个月中，纽伦堡为战争就耗损了 8 万哈雷镑，此数额相当于每年其它费用的 3 倍。此外，城市还常常乘毗邻贵族政治和财政上窘迫之机扩充领地；或者从仍享有残存的对城市征税权的贵族手中赎买征税权。1427 年纽伦堡与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从事这类交易的一次花费，不算当时和现在货币购买力的差别，仅贵金属的重量就达137000 磅。这时纽伦堡的居民或许还不及 15000 人，后来 1449 年户口调查

时，它的人口总计为 25000 人。

政治的动荡，自治市市民对于城市管理经验的不足，使得他们不能做预算。城市的经济开支完全仰赖对市民征税和贷款，有一点用一点。当委实拮据之极，则采取没收和褫夺犹太人财产的手段。1385 年的一天，属于士瓦本同盟的 36 个城市同时拘禁了犹太人，直到这些犹太人为获释而作出了“满意

的安排”方才罢休。纽伦堡正是在这个时期依靠本地犹太人 7000 镑的贷款， 勾销了以前的债务。皇帝温策尔是全德国的犹太人官方保护人，因为犹太人是在哈布斯堡皇室徽章下的德国公民之一部分，但他在事先接受了 40000 佛

罗林的贿赂，故而批准了这次掠夺。纽伦堡为这笔贿赂付出了 15000 佛罗林。德国城市早就借助于两类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入城的食品征收直

接税，这种税收被称为“额外税”，相当于法国的市场税，这个名词正如法语“苛捐杂税”一样，有力地表达了人民对它的厌恶。市政关税簿大多保存了下来，最为古老的一个是奥格斯堡 1276 年制定的。我们掌握着一个按照重量和量度标准抽税的长长的物品目录，这些目录对当时商品的性质和范围给予了有趣的说明。

我们发现“额外税”的征课对象有葡萄酒、干酪、谷物、盐、金属制品和纺织品，然而，对葡萄酒和啤酒的抽税是最常见的。尽管事实上“额外税” 始终为人们深恶痛绝，并且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象“额外税”那样不公平的苛税等等，但是税收筹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修茸城墙，这是任何地方都毫无例外和绝对必需的开支。中世纪城市市民在论及“额外税”的时候常常使用粗野的但又是维妙维肖的讪骂，以疏心中之怨气。税率细微的变化或征课范围的扩大都会激起风暴般的狂怒。生活在 15 世纪末叶的奥格斯堡

忠厚的编年史家伯纳德·津克，提到了他如何发现了一本记载 1397 年大骚动的“旧书”。织工、面包师傅、桶匠和铁匠联合起来，强迫废除由城市长老征收的“额外税”。1466 年，津克目睹了同样的一次起义，记述了暴动的群众领袖长时间的讲演。人民的反抗，不仅仅是因为沉重的“额外税”负担， 也是城市的下层群众对经常借征税而从中贪污受贿的抗议。“额外税”也是经常引起教士们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提出销售自己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应免除税收。

①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曾历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对古罗马史家李维《自建城以来》历史巨著有过专门研究，主要著作有：《君主论》、《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译者

有时“额外税”并不征收货币，而是直接抽调商品，但这种方式并不普遍，因为货币经济在城市已非常盛行。南部德国直到 15 世纪晚期对葡萄酒征税的岁人都多于啤酒。1478 年，乌尔姆对葡萄酒征集的税款为 722 镑，而对啤酒只征收了 5 镑；在北部德国则恰恰相反，那里不适宜葡萄生长，啤酒的税收无疑大于葡萄酒。尽管人们对“额外税”深恶痛绝，但它却是市政税收的主要源泉。14 世纪的纽伦堡“额外税”占了城市岁入的 1/3；1404 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占岁入的 1/5，50 年以后在巴塞尔占了整个城市收益的一半，而在奥格斯堡较这个比例还要大。

在德国城市，间接税和直接税的相对重要性，因地理位置和人口而大有差异。科隆、美因茨和施特拉斯堡经过选择而倾向于征收间接税。但几乎各地的普遍倾向是保留对消费品征税。1376～1405 年间，律贝克的房、地产税急遽下降，到了 1462 年，这项税收已经无足轻重，下列图表显示了财产税的下降：

直接的财产税被广泛地称为 Bede（源于“bitten”一词即“请求”）， 在纽伦堡被称为 L &o&sung（解脱），施特拉斯堡、弗赖堡和康斯坦茨叫作 Gewerf

（付出），而在莱茵河诸城则叫作 Schatzung（估价），波罗的海沿岸，如律贝克，被称作 Schoss（税）。显而易见，承担税金的是上等阶层和富裕者。至于已出租给他人的房、地产租税，自然以增加租金的形式转嫁给那些房客佃户。

在一些城市，市立锯木厂和高耸于城垣上的城市管理的风车，也如干涸城壕上的花园用地或者城廓下面的屋基一样向外租赁。

中世纪德国城市的犯罪问题，也许比欧洲其它地方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德国被肢解成了若干的封建公国、教会领地和独立的城市国家，一个触犯了法律的亡命徒可以规避当局的追捕，匿入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逍遥法外。在纽伦堡偷盗的某些物品，会在拜罗伊特侯国疆域内的富尔特售出，而且差不多就在城市墙垣上目光所及的地方活动。高度繁荣的德国城市招诱了各种犯罪分子。《纽伦堡犯罪分子手册》①对此问题有详尽的记载。

这里来了若干技艺高超的穿窬之盗，这批人大概在正规的“学校”（我们如此称呼它）中学会了自己的行道。他们是一些打牌作弊者、盗窃珠宝者及各类骗子。纽伦堡的富裕吸引各地冒险家麕集于此，使它成为他们的一个集中之所。这些人机巧而变幻多端。⋯⋯他们万无一失的绝招，是装出一副对看不见的世界颇为熟悉的样子。不少罪犯用符咒、用占卜 宝藏的手法来玩弄他们的熟人。纽伦堡城的社会下层也从本地培养的骗

① 马尔科姆·莱茨翻译的西奥多·汉普的著述《德国的犯罪和惩罚》（伦敦，1930 年）曾对《纽伦堡犯罪分子手册》做了批注和说明。

子中得到了补充。合法的技艺转变为非法的职业是容易的，而纽伦堡传授合法技艺是其它地方望尘莫及的。⋯⋯我们曾读到过锁匠蜕化为撬锁者；金首饰匠堕落为造伪币者的资料。纽伦堡市富裕而有精湛技艺，无论本地还是外地的歹徒在这里都能得到绝好的训练和绝好的作案机会。当然，那时还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警察。⋯⋯这无疑是使法典十分野蛮的原因之一。这种法典不加区别地对重罪和轻罪一律处以死刑、滥用刑讯来处罚全部囚犯。在纽伦堡，凡是亲临“城堡”和看过了各种刑具的人，都会形成一些朦胧的感觉，即：审讯过程和死刑意味着什么。人们易于忘却，他们不得不反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暴力和技巧纯熟的世界。②13602360_0292_1

关于犹太人问题，他们的法律地位依照教会法、皇帝敕令的规定及他们

和邻人具体交往的实际情况是迥然不同的。暴力骚扰不是正常情况而是例外。在 1241 年蒙古人入侵和黑死病之后的鞭身教①徒暴动期间，他们受难最为严重。为了保证课税人口的数量，以利城市，甚至鼓励犹太人入境。虽然犹太人处于王室特权统治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帝国的租税，但事实上，每个城市的犹太人都是受地方上反对他们或宽容他们的立法管束。从整体来看，15 世纪以前，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很悲惨的。14 世纪初叶，我们发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向城市金库借款，到了这一世纪的末叶，市政府反倒向犹太人借款了。晚至 1458 年为止，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还留居于市内条件较好的地区。最早的犹太区建立于 1462 年，被犹太人忿忿地称为“新埃及”。15 世纪末，从对犹太人适当的宽容到不能容忍的转变，根本的原因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妒忌，正如反教权主义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偏见一样。

① 即鞭笞派。天主教内一苦行派别，13 世纪中叶出现于意大利北部，后传入英、法、德、荷兰等地，14、

1. 世纪盛行于欧洲。鞭身教徒常在乡间游行集会，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认为是最高的“圣德”，故得名。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