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4 和 15 世纪教皇的财经政策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 13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商业、贸易和工业的规模和品种如何增长；这些活动带来的剩余利润如何投资于发展经济的新方法；国际信贷活动如何增加；每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如何繁荣，成为国库税收与银行活动的中心。

教廷与教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并反映出这些状况。这是因为，教廷固然首先是一个精神组织，但它也是由一个国际社会组成的国际性国家，它的最高执政者是教士，也是君主。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也是政治统治者，因为他们享有类似世俗王公们所行使的那些统治权。此外，教廷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表现为捐赠的土地、市场特权、铸币权以及由主教团或修道院的居民经营的商店。教廷向修道院、领地和教士们征收的岁收如此之大，使它成为全欧洲最大最富的收税者，最大的财政机构和最富有的银行家。

有鉴于此，1309 年教皇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之举对教皇颇有裨益。因为在中世纪，罗马从来不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它不处于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而且，当意大利所有其他地区几乎都已变成巨大的贸易市场并因工业而生机勃勃时，教皇国却仍然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式耕作经济。反之，阿维尼翁则位于罗纳河上，这条河从古代起就是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干线之一，加上联接北意大利与普罗旺斯地区的山口，都极大地促进了阿维尼翁的商业繁荣。大小圣贝尔纳山口、圣让德莫利昂纳山口、塞尼斯山都把皮埃蒙特地区与伊泽尔河流域，罗纳河流域联接起来。所有这些通道中最重要的是日内夫利山，它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间古老的历史通道。今天，它是法国最大的公路之一，即 94 号国际公路。翻山过境的通行税的“包税额”，在 14 世纪中是教皇收入的来源之一。

对阿维尼翁商业的主要危害是罗纳河的急流、无数沙洲、在阿尔和塔拉斯孔征收的通行税、阿尔人索取的苛重的领港费。14 世纪期间，为了避开这些困难，东地中海诸国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从罗纳河三角洲一支流上的布克城开避了穿越克吕平原到阿维尼翁的商路。布克很快就成为一个对于意大利商人和东地中海贸易相当重要的港口。阿尔和塔拉斯孔答应降低其通行税，但于事无补，他们输局已定。此外，还有一条道路从里维埃拉通到阿维尼翁，即从尼斯经过格拉斯、德拉吉尼安、埃克斯、佩尔蒂到迪朗斯河，并在阿维尼翁到达罗纳河。

当教皇前来占据阿维尼翁时，这个城区，或者说该城及其所辖地区，正由于阿尔比战争造成的浩劫而满目凄凉。教皇的光临带来了繁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阿维尼翁充塞着公职官员——红衣主教、财务官、秘书、教士，公证人、掮客、信使、警察、士兵；更不必说来访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扈从成群的返回述职的教皇使节、大使、领地诸侯。教皇有近 300 个高级神职官员作为随从，他们每人又都有自己的一批随员。此外，由于阿维尼翁是宜居之地，许多人从全欧各地迁到这里成为居民。其中以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样的罗马豪族尤为突出。当然，法国乡下人为数最多，其中许多人移居阿维尼翁是为了逃避英国人在法国的劫掠蹂躏。城内的英国人并不多，但有一些居民来自伦敦、利奇菲尔德、林肯。城内有一条“德意志街”，但是德国人并不多。意大利人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多。佛罗伦萨和卢卡的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们在圣母院教区中立足，那里有成群结队的意大利人，来自贝加莫、

皮亚琴察、都灵、热那亚、比萨、帕维亚、波洛尼亚、切泽纳、米兰、阿雷佐、维特尔博、萨沃纳、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阿维尼翁的犹太人很多，而且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保护。教皇赏识他们名扬四海的理财能力。由于人口膨胀和需求增加，阿维尼翁的工商业勃然兴起，几乎没有一项行业不在这里经营。诗人彼得拉克当时是一位教皇的拉丁文秘书，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在阿维尼翁有众多的小客栈主、香料商人、鱼商、皮货商、面包师、绸布商、肥皂制造商、毛皮工人、梳羊毛工、丝织工、园林工以及一般劳动者。

阿维尼翁最繁荣的行业是银行业，它几乎完全操在意大利人手中。佛罗伦萨的各大银行在阿维尼翁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在 14 世纪里仍像在 13 世

纪那样继续充当教皇的首要银行家。巴尔迪和佩卢齐家族于 1435 年在佛罗伦萨破产时，教皇也大受其害。由于形形色色的商人和五花八门的货币潮水般涌向阿维尼翁，兑换教皇的钱币就成为当务之急。仅在 1327 年的一份教皇专

门文件中，就列举了 40 多个货币兑换商。来自几乎全欧每一个国家的外国商人，在阿维尼翁设立了他们的代办处和商品仓库。这些商人前往香槟和博凯尔的定期集市；他们从蒙彼利埃买回染料、服装、礼服、武器；从贝齐埃尔、阿尔比、卡尔卡松买回纺织品；从西班牙买回挂毯；从佛兰德买回呢绒和毛线；从布鲁日买回世界各地的货物。阿维尼翁的沿河地区到处堆放着从迪朗斯河与伊泽尔河漂放下来的木材以及砖瓦。长长的骡子队从四周的丛山中驮回木炭。所有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 14 世纪阿维尼翁以三大富商而夸耀于天下。其中一个富商的账本保存了下来。从阿维尼翁的富丽堂皇巍峨宏大的教皇宫殿、教堂、红衣主教的和城市富商们的略小些的宫殿遗迹，以及至今依然环绕城市的中世纪庞大城垣中，我们依稀可辨当年的繁荣。

但是，如果认为阿维尼翁的主要财富来自工商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工商业的繁荣只不过是结果。教皇驻在地的繁荣兴盛来自教皇的金钱收入，它就像一条金河，从每一个天主教国家源源流入阿维尼翁。哪里有黄金，商人就云集在哪里。充足的金钱不仅把阿维尼翁造就成信贷业和银行业的中心，而且使它成为无所不包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买卖市场。

世纪教皇财政的惊人兴旺，既有一般原因又有特殊原因。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欧洲飞速发展起来。圣方济各和圣多米尼克曾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已一败涂地，固然，这是因为圣方济各的无法实现的经济上的理想主义终归失败说服了不少人，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激进的“属灵派”的传道权被否认。①教廷和历代教皇不可避免地，更准确地说是必然地要参预这一经济活动。以加征新税来开辟新财源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整个欧洲，无论是腓力四世统治下的法国还是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英国，都对此怨声载道。法兰西教皇们像国王们一样，在变迁的时势下，不得不加征种种新税，以便为自己提供岁收；而每一个主教和修道院长也都上行下效。教廷地产丰饶，但是伟大的经济革命已经使工商业广泛地取代农业成为基本财源，因而地产的价值在此影响下锐减。昔日教廷领地收入像巨川般滚滚而来，此时都已干涸成一涓细水了。英法的国王、意大利和德国的诸侯与城市，都已要求把税收权作为一种政治主权收归己有。教廷被迫寻求国家无法染指的新税收领域，而这就必须创立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教皇扭亏为盈

① “属灵派”否认教会拥有财产的权利，约翰二十二世宣布他们为异端。

的唯一途径。

这种增加教皇税收的政策并非 14 世纪的枢机主教团首创。“早在 12 世纪末年，罗马教廷已发现自己古老的既定税收远不能满足急剧扩大的活动的花销。开辟新财源势在必行。”①英诺森三世之前的历任教皇满足于教士们自愿供奉的赞助金或贷款，但英诺森三世却不甘于此。十字军东征期间，教皇就为支持那些远征而征过各种新税；而此时，十字军已成如烟往事时，教皇手中既有了理论上的先例，又有了征税的执行机构。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任教皇曾不择手段地豢养十字军，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方法来供养教皇呢？“首次尝试是对教士们的收入征税，据推断，第一次征税是在 1199 年，

在整个 13 世纪厉行不辍，日益频繁。”②按年代顺序排列一下，就可以对教士收入税的增加过程一目了然。在这个世纪中，对教会的财产和收入分别做过 6 次估定，即： 1216 年、1226 年、1229 年、1256 年，1275 年；最著名的一次则是 1291 年尼古拉四世所行的那次估定。这种估产活动的增加，不但给同时代的统治者们敲起了警钟，也给那些享有受圣职权的有关世俗贵族们带来了烦恼不安。

1274 年的宗教会议最终完善了教会的征税机构。拉丁教会的全部领地都划分为年贡区，每区都派去收税官。这些收税官根据主教和教区教士团的两个成员的建议，在每个主教区中任命两名收税代理人。税款分两次缴清，一次在圣约翰日（6 月 24 日），一次在圣诞节。过去的估产作废了，进行了一次新的彻底估产，它显然超过以往的数额。由于确定税款的标准含糊不清，这次行动搞得一塌糊涂，民怨沸腾，而且秽行百出。征收来的金钱装在加锡封的口袋里，由圣殿骑士团，有时也由当地意大利银行家保管于教区大教堂或修道院里，听候教皇调用。尽管这笔新税款被宣布为组织十字军之用，但教皇并非总是如此支用此款。1250 年之前，历任教皇把大部分资金用于他们与腓特烈二世的战争，此后又用来支持昂儒的查理征服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正是由于西西里战争中战费不足，才导致卜尼法斯八世于 1300 年改变了征收什一税的程序。

所有这些征税行动和敛财所必需的机构，都传给了身在阿维尼翁的历任法兰西教皇们。其中早期的一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43 年），是14 世纪名噪一时的生财有道的奇才。他就像清楚地了解各国君王一样，清楚地理解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确切地说，对此更胜一筹。

在教皇宫廷中分设的各种指导财政并处理由此而来的岁收的官僚机构被统称为使徒署。这个机构的两名首长，一个叫做财务官，另一个叫司库员。前者是教皇的财政大臣，通常由大主教或主教担任，但红衣主教不能担此任。他不仅领导所有在阿维尼翁的财政与财务官员，而且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全部教皇收税官都在他管辖之下。他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审核这些收税官的帐目。司库员管理教皇每年的贡赋收入。这些官员每人都配属一群公证人和书记员。

教皇的税收可以分为两大类：（1）直接缴付给罗马教廷的，（2）在各个主教区中征收并汇到阿维尼翁的。第一类包括：经教皇任命或批准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付给使徒署的钱；每个接受教皇训令的人交纳的手续费；各主教

①

② 伦特：《英国史学评论》，第 30 卷，第 398 页。

按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来教廷参观时交的晋见费；以及每个当上大主教的人交的任命费。大主教的任命费之高，从下几例可见一斑：14 世纪，美因兹大主教任命费为 5000 金佛罗林，特里夫斯大主教为 7000，科隆大主教为 10000 金佛罗林。这种任命费时时随着对该职位的重新估价而变化波动。1326 年，布雷斯劳大主教任命费由 4000 佛罗林减到 1785 佛罗林。1420 年，马丁五世

把美因兹和特里夫斯大主教的任命费提高到 10000 佛罗林那一级。教皇长期以来在授予大主教披肩时收费；新主教就职时也收费；从教皇保护下的修道院中收取免役税；对大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岁收征收什一税，当然，它最终分摊为对全体基督教徒征收的什一税。这些不过是古已有之的教会税。随着欧洲财富的增加，教皇极大地扩大了征税的种类和数量。许多主教因此而债台高筑，或倾其家产、或典当基业以缴此税。

第二类教皇税收需要详细予以考察。（1）额外什一税：这种什一税单独计算，不与日常的什一税混淆。对神职人员的收入强征这种税起源于十字军时期。为了查明教士的财富的概数，使徒署向每个主教区派遣视察员或估价员，纵览每个主教的财源。这种什一税是纯收入而不是毛收入的 1/10。除红衣主教外，一切神职人员都得交纳这种什一税。十字军团可以豁免。正如我们所知，在法国的腓力六世（1328～1350 年）时代，这种什一税的大部分都用来支付与英国作战的战费，而此举并未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提高教皇的威望。（2）“初熟之果”。即一个新上任的主教在自己的主教区内第一年的收入，理论上是全部收入，实际上不超过一半。人们一直怀疑是约翰二十二世炮制出这种税的，但现在搞清了，第一个阿维尼翁教皇克列门五世就已经祭起了这个法宝。而约翰二十二世把一个先例普遍化和制度化。（3）巡游费。这本来是指教皇在出巡时有权要求受到盛大款待，由于阿维尼翁的历任教皇从未出巡过，他们就力图把这种权利变成一项金钱收入，但收效甚微。1414 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终禁止了收钱的办法。（4）赠礼。这种税的性质变化多端，理论上是主动提供的，实际上是强制索取。（5）教产税。它有 2 类，“大地产税”是从隶属于罗马教廷的土地上征收的。“小产业税”是某个人或某项产业为报答教皇所赐予的保护而缴的钱。它不是定期征收的，从中所取岁入不大。（6）空额费。即领取教会年俸者因死亡或罢免而没有补缺者时，从所余下的年俸中抽取的款额。这是教皇把古老的封建原则应用于教会的职位，该原则即封主有权利要求因封臣之死而空缺的封地的收入。15 世纪教会的一个经常性弊端就是空额费相沿成习。

此外，在任教皇，从各大主教法庭向他上诉的各类宗教案件中抽取了大量的收入。在今天看来，这些案件并不都是宗教性的，但必须记住，在中世纪，婚姻、分居、继承——因为遗嘱必须在一个教会的律师或公证人面前执行，否则无效——等问题都在教会司法权之内。教皇法庭的收入如此之大，促使阿维尼翁的历任教皇都把大批案件宣布为教皇保留赦免权的案件，对这种案件教皇拥有直接审判权，并且一旦起诉就自动转交阿维尼翁处理。主教们对此深恶痛绝，因为如此作法使他们不能在上诉前审理此类案件，也就剥夺了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收费。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种种罪恶是与教皇的这种政策分不开的。

但是必须理解，教皇的这些杂税只不过是教会管理体系的本性所决定的，并且是在教会统治的实践中完全合法地发展起来的。人们可以批评征收这些税的方法常常过于极端，也可以抱怨行政当局在强制征税时的腐败——

对这一切，教皇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杂税都是合乎教会法规的，而且对于控制和支撑整个基督教会也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当我们研究教皇收入的其他部分，即那些由于教皇拥有作为整个教会体系的精神领袖的特权而产生的收入时，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前面提及的范畴里，我们都要考虑精神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劣迹中，最可恶的就是出售赎罪券，而它可能也是教皇最能获利的手段了。就其教义教理来说，赎罪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任何一个人老老实实查阅那个时代的文献记载后，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滥用忏悔制度以及纵容赎罪行为堕落为一种交易，致使赎罪行为的精神目的在实践中被庸俗不堪的和唯利是图的性质所掩盖。这种利用精神权威来赚钱的举动其铜臭味令人掩鼻。正是这种把“上帝的赦罪”商业化以行财政剥削之实的行为，剧烈地动摇了 14 世纪人们的宗教感情，而宗教改革者们和异端教派集中火力痛斥的也是这一点。

教皇的另一个能生财敛钱的特权，就是他的“施恩赦罪权”，这也是教廷的一个职能。依据这项特权，教皇可以“豁免”或暂停教会法规，而教皇们也随时准备着一旦需要就不择手段地运用之。教会有许多禁律，例如：禁止血亲结婚，禁止圣方济各会修道士领取教会薪俸，禁止兼领教会薪俸或一人身兼数种教职，禁止任命数人同任一职而使其中一人实际任职他人徒具虚名。但所有这些禁律都可以由教皇“豁免”。而这类“豁免”永远要勒索重金。靠着受理上诉案件和实施“豁免”，教皇大发其财。

如前所述，1274 年教会的领土划分为年贡区，即所谓 colle&c&—toria，它们极少与既有的主教管区和大主教区的边界相吻合，但是直到 14 世纪这种制度才最终形成和固定化。一般是由教廷财政长官任命征税官，但有时也由教皇亲自任命，每个征税官都有一大批下属征税员并带着一帮书记员和公证人。为了勒索税款，不时使用开除教籍、褫夺教权的手段。

把这些巨额进款转送到阿维尼翁颇费周折，困难重重。虽然不常用实物交税，但一旦交来实物，就必须当场兑换成钱币，因此，一个称职的收税官就必须了解市场情况和各类商品的行情。而以现金交纳时，收税官又必须忠于职守，以防收进残币或伪币。当时流通的铸币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就需要有一个货币兑换商来把那一堆堆杂七杂八的钱币兑换成一笔可供运输的款项。圣殿骑士团衰落之后，此项业务就由伦巴第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来经营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知，他们之中的巨富者的分支机构遍布海外。一旦有可能，他们就避免实际运输现金而使用汇票。

在教廷迁居阿维尼翁期间，罗马与教皇国的情况怎么样呢？正当阿维尼翁奢侈风行之日，罗马却一贫如洗，14 世纪再也没有比这种鲜明对照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了。14 世纪，意大利全境工业兴旺，机声遍野；商业繁荣，生机勃勃；唯独罗马死气沉沉，像一个蹒跚无路的异乡浪儿。

当时在罗马有一种愿望，不仅要求稳定的权威，而且也要求具有其他意大利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社会稳定因素。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那些较大的共和国里，大多数人民是手工业工人和终日辛劳的人们。在他们之上盘踞着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他们从商业中大发其财，并拥有一套既坚不可摧，又手腕灵活的商业行会体系。对外贸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日益兴旺；同样，手工制造业带来的财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萨得以战胜并同化了包围着他们的地方贵族。①13602360_0395_0

随着教皇迁居阿维尼翁，教皇在教皇国里的那套管理内政和教产的体制

也土崩瓦解，乱作一团。如果教皇国的事态像意大利其他各地那样发展下去，那么，类似科隆纳和奥尔西尼那样的罗马大家族就应该兴起，压倒一切竞争者并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像米兰那样的公国。但是舞台太窄了，而参加竞争的家族又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没有一个家族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城内那些世代为仇的放纵的贵族们危害罗马数十年。他们那些令人生厌的城堡不仅林立乡间，而且在罗马城内也是栉比鳞次，其中有一些是在古罗马建筑物上临时拼凑而成，就这样，弗兰吉帕尼家族把圆形剧场改建成了一个大城堡。帕勒泰因丘上的“七景区”、马尔塞勒斯大剧院、泰特斯和塞普蒂米乌斯·奥沃乌斯及君士坦丁的凯旋门都变成了高耸的棱堡。每个家族都豢养着亡命之徒和外国雇佣军，他们与其他类似的雇佣匪帮之间一旦休战，就骚扰道路，拦路抢劫朝圣者和旅人，搜抢教堂、掠劫农民的田庄。14 世纪罗马那种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状态，真是罄竹难书。①

里恩齐策划的共和革命（1347～1353 年），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把罗马从这种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些作者所说的，里恩齐一开始就是个江湖骗子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所信守不渝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太不着边际，太异想天开，而且到他晚年简直变得如颠似狂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努力把法律和秩序引进教皇国并有所成就，似乎使教皇克列门六世也因此而燃起了希望之火——重整教皇的故土基业毕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于是，1353 年教皇派著名的勇士，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去罗马，委以重任。当时教皇国全境内，几乎只有蒙特菲斯孔一地仍然承认外迁的教皇为自己的领主。多股外国雇佣军在整个意大利中部出没滋事，他们纯属有组织的盗匪集团。

这些家伙因他们戴的头盔而被人们称为 barbuti（头盔），他们的头子们全身披挂，身边有由 4 个队长组成的顾问班子统率骑兵部队，另外四个队长的班子率领步兵。此外，匪伙们也按照共和国的习惯，重要事宜都由全体伍长组成的议事会议决定。在这个军事集团内，各分团又分成营队或称 bandi-ere 并据此把军官们分为总司令、司令、伍长几个等级。军中有法官和公证人，还有财务官，负责分配掠获品和薪金并管理财政⋯⋯。他们那错综复杂的营地就是一个大市场，成群结</PGN0396.TXT/PGN>队的商人麇集于此，贩卖那些从各修道院和各城市掠夺的战利品，而意大利的大银行都和队长们建立了商务关系，队长们则把他们的赃物存入银行生息。①13602360_0397_0

这些雇佣军支队中有两个被走运的英国兵所控制，而且主要是由来自法

国的骑兵组成，队长是约翰·霍克沃德爵士和休·莫尔蒂默。而最为臭名昭著的要数阿尔巴诺的弗拉·蒙雷亚莱。他是普罗旺斯人，是圣约翰骑士团的一个叛教的头目，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在罗马建立一个公国的目标。他从被他敲诈的城市中勒索来的巨额财富，都存在佩鲁贾的银行里。甚至连佛罗伦萨、锡耶纳、阿雷佐和比萨也重金购买豁免权，以求免遭围攻和掠夺。1354 年，他把自己军队的使用权卖给威尼斯人，在他的主将、德国冒险家兰道指挥下对维斯孔蒂家族作战，从而得到 15 万金佛罗林的收入。当阿尔博诺遣使前去，要求他和平地撤出教皇国时，这位雇佣兵队长答复道：

尊敬的大人，我们在意大利的生活方式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谁抵抗我们，我们就抢他、劫他、杀他，这就是我们的规矩。各乡各地，我们开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抵押品，这就是我们的生财之道。凡是想留条活命的人都得不惜重金，购买和平安宁。

① 这方面最著名的记载见布韦尔·利顿所著《里恩齐》一书。

因此，如果您，特使先生，希望安居乐业，希望教皇陛下的城市平安无事，那好说，世界上别人怎么办，就请他老人家也怎么办，干脆说吧，给钱！给钱！给钱！② 13602360_0397_1

但是，阿尔博诺干戈未动，凭着外交手腕就把他的对手置于死地。1354

年，弗尔·蒙雷亚莱被送上了绞刑架。阿尔博诺把那位圣约翰骑士团骑士随身携带的和以前存在罗马城内的财宝夺到手中，总计 10 万金佛罗林，其中 6 万是刚刚从比萨敲诈来的。但是阿尔博诺慢了一步，没能夺到弗拉·蒙雷亚莱存在佩鲁贾的财宝，在他能够到达锡耶纳之前，佛罗伦萨就把它们没收了。

意大利的某些地区翘首以待，希望蒙雷亚莱的败亡将会给其他流窜的雇佣兵匪帮敲响丧钟。早在 1349 年，佛罗伦萨就曾打算建立联盟来对抗他们。当皇帝查理四世来到意大利时，阿尔博诺又为同一目标而奋斗，但是那些恶棍队长们嘲笑皇帝囊中空空，对他的反对一笑置之。1366 年由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组成一个意大利联盟已指日可待，但是圭尔夫党控制的佛罗伦萨反对皇帝与该联盟有任何关系，于是雄图大略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尽管一时受挫，英勇的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反而加紧了推行解放教皇国的计划。这是一项狡猾的威逼利诱政策。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族和安科纳女侯爵首先降服。1355 年，作为臣服教廷并交付租金的报酬，他们获得统治里米尼、法诺、佩扎罗和福松布罗内等教区 10 年的权利。不久之后，在类似条件下，乌尔比诺和费尔摩的蒙特费尔特里、法恩扎的曼夫雷蒂也归降。这种安排减轻了他们过去强占教皇领地的罪责。作为把这些领地的所有权让给教皇的报酬，他们以教皇的代理人的身份又收回了这些领地。在萨比纳地区和斯波莱托与内拉河之间的山区，地方封建家族也被任命为教皇代理人。教皇领地的其余部分则被置于教区长管辖之下。教区长同地方议会相结合共同管理地方事务，教会、修道院、女修道院、贵族和该地区的城市在议会中都有代表。每个教区长都有自己的司礼官、法官、收税官等助理人员。

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同当时的诸侯们和诸自由市一样，完全受到 14 世纪流行的系统的理财思想的影响。当时教廷的《外交法典》包括大量有趣的文件，这些文件使得教廷管理教产的情况得以重视。这样，我们就能对 1356 年的安

科纳地区，及 1371 年建的罗马尼阿边区的情况作一概括的统计。当时罗马尼

阿地区的居民达 346444 户，其岁入达 10 万佛罗休。

1375 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可以最好地证明，经过阿尔博诺的努力，教皇国的经济已经部分地恢复了。1373～1375 年间，正值整个南欧由于谷物欠收和鼠疫横行而陷于水深火热的艰难岁月之中。北欧似乎没有遭此灾祸。倾盆大雨与旷日大旱轮番肆虐，从 1372 年圣诞节到 1373 年复活节滴雨未见，但 4、5、6 三个月又连降暴雨，几乎日日不断。1375 年 6 月，比萨—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上涨到 4 里拉，10 月涨到 8 里拉，次年 2 月又涨到 16 里拉。葡萄酒和榄橄油的价格也按相应的级数上涨。在伦巴第，人们放弃了农耕。成群结队的农村居民蜂拥到城市中觅食。全意大利都渴望着面包。从情况稍好一些的科西嘉和撒丁岛成船地进口粮食。在这次大灾大难中，教皇国拥有的小麦比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都多。法国的马赛、蒙彼利埃；热那亚、比萨、卢卡和佛罗伦萨都向教皇请求供应。教皇格利哥里六世答复说，他自己的臣民也刚刚够吃，再无余粮。但佛罗伦萨大声疾呼，严重抗议，一场小规模的“小麦战争”随之而起。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强夺了教皇领地上的粮食。有人严厉谴责教皇故意拒绝救济灾区，以便靠谷物投机来大饱私囊，而且大多数饥肠

辘辘的意大利人都对此确信不疑。

在教皇权分裂时期（1378～1415 年），罗马再次堕入近乎先前的无政府状态。尽管教会史上的这次大分裂在宗教事务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大于在经济上的意义，但它也有其经济的一面。欧洲被两个宗教辖区所瓜分，而每一个宗教辖区的教会岁收和赞助金都对争斗的旷日持久发挥了不小的影响。

倘若教皇与对立的教皇们得以为所欲为，那么就会不允许任何基督徒助邻人以柴米，死者就会暴尸旷野，战争恶魔就会暴虐之极弹冠相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与交往就会一扫而光。①13602360_0400_0

万幸的是，所有这些蛇蝎心肠对现实世界的秩序为害甚微，而真正的祸

根看来在于：互争短长的教皇们哪一个也不会放弃正规的岁收、赞助金、官员的薪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时代一团乱麻般的状况。我们已略见一斑。他被当选时，属灵派方济各会信徒欣喜若狂。因为，这位新教皇的出身如此下贱，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因而也就没有子侄或其他需要照应的亲戚。但为时不久，求官寻爵者就挤满了他的教廷。

那时每一个空额都有 1000 人角逐，教会事务杂乱无章，教职随意封授，伪造文书满天飞，非法婚姻也得到特许，随即，一切事情都一塌糊涂不可收拾。② 13602360_0400_1

大分裂结束，教皇返回罗马后，至少消除了两个为患甚久的祸害：到 15

世纪时，意大利的“雇佣兵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在罗马，旧贵族元气大伤，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不幸的是，与欧洲各地不同，这里不存在一个可赖以建立一套政治制度的中产阶级的因素。要说统治的话，那么罗马城是被各种行会统治着。至于坎帕尼亚，以及罗马周围的其他地区，都由小贵族们统治着，而其中许多人先前是割据一方，世代相袭的教区首领和教皇代理人，但现在每况愈下，衰微破败了。坎帕尼亚的农业几乎荡然无存，一则由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久，二则由于羊毛生产获利丰厚，精于理财的土地所有者们就弃农从牧。像在西班牙一样，牧人们顺应季节。冬天从阿尔班丛山和阿布鲁齐山上把羊群赶到坎帕尼亚放牧，夏日来临之际，又赶着羊群返回山中。15 世纪后期的教皇们企图力挽颓局，希克斯图斯四世制订法律，要求必须耕种全部土地的 1/3；重新采用阿尔博诺的制度；改革币制；疏浚河流，构筑河堤，还徒然地试图排干福利尼奥和马里蒂莫周围传播瘟疫的沼泽；他甚至还梦想排干蓬蒂内沼泽。但是罗马城区直到 1871 年教皇的世俗权力崩

溃、现代国家主权建立之时，仍保留着它 15 世纪的惨状未变。当乌尔班五世和格利哥里六世访问罗马时，他们被吓得逃回阿维尼翁。我们有乌斯克的亚当写于 1400 年左右的一篇著名的关于“不朽之城”罗马的栩栩如生的记述，他是一位英国主教，在卜尼法斯九世和英诺森七世在位期间，在罗马城里居住过一些时候。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人口锐减，贫苦不堪，盗匪横行，害虫肆虐，狼群出没。他写道：夜间，狼群和野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全城不得入梦；强盗们剥光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和斑岩的外壳，大教堂里一贫如洗，以至于 1414 年的圣彼得与圣保罗节那天，只剩下一盏孤灯闪亮。梵蒂冈的宫墙已成碎砖烂瓦，狼群长驱直入，横行内苑。

马丁五世 1420 年进入罗马，使教廷复归其真正首都时，罗马就是这么一

副惨状。随着 15 世纪教皇权力的恢复，罗马不但再次进入意大利的生活，而且进入欧洲的生活。历任教皇成为意大利的王公，与美第奇家族和维斯孔蒂家族争夺权力和荣耀；教皇国变成了一个与佛罗伦萨公爵领地和米兰公爵领地同样广袤的公国。由于再次把全部拉丁教会的统辖权集于掌中，罗马人口

剧增。在阿维尼翁盛极一时的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现在又风行于罗马。不多时，罗马就堪与意大利的其他各个公国夸富争荣了。整个中欧和西欧的黄金源源流入圣彼得的钱柜。数不胜数的金钱、蜂拥而来的朝圣者和游客、从各国君主处来往如梭的特使、他们每人携带的华服似锦的随从、云集于此经办教会合法买卖或营钻进身之阶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及其他神职人员，①所有这一切都使罗马的商业繁荣起来。建筑房屋的狂潮和不动产投机的巨浪随之汹涌而起。另一现象是小麦上的高利贷剥削。尽管不可否认，教廷下级官员中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比皆是，但是教皇希克斯图斯四世或许可以免于从此类行为中受惠的指控。所有罗马的常住人口税额负担很轻，因为教皇财源茂盛，足以对自己的臣民开恩免税。一位精明而坦率的法国历史学家科曼尼说过，教皇的臣民可谓世间最幸福之人，因为他们既不用交人头税，又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税。他这种说法是有某些条件限制的，不应该无条件接受。但真实的情况确实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的税能像教皇国这么低了”。①如果把教皇的财富与其他意大利公国相比较，那么，1464 年发动的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讨伐，就是一个极好的衡量尺度。教皇和威尼斯各为这次出征提供 10 万都卡特；那不勒斯 8 万；米兰 7 万；佛罗伦萨 5 万；

摩德纳 2 万；锡耶纳 1.5 万；曼图亚 1 万；卢卡 8 千；蒙费拉特 5000。②

世纪教皇的最珍奇的也是一项获利最大的财源，是从 1462
年发现的托尔法明矾矿上的年收入。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明矾由于它的聚敛作用可以用来着色，成为染坊业必不可少的辅助原料。但是欧洲几乎没有明矾矿藏，这就迫使意大利纺织业不得不依赖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转手，从小亚细亚以惊人的高价进口明矾。这种状况使佛罗伦萨受害尤甚，因为它是意大利最大的纺织品制造地区。但是，1458 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在沃尔特拉发现了一个小明矾矿床，佛罗伦萨立即对这个小城宣战，并吞并了它的领土。尽管如此，夺来的矿产仍不能满足佛罗伦萨的需要，明矾价格仍如以前一样高昂。新的振奋人心的发现接踵而来。帕多瓦人乔瓦尼·达·卡斯特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的儿子，1453 年之前，他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经营一个大染坊。1462 年，他在教皇国的托尔法发现了明矾矿，此事可算是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卡斯特罗把经过透露给教皇庇护二世，庇护二世把它记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当卡斯特罗徒步跋涉，经过契维塔韦基亚附近的小山时，一种草本植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知道，在小亚细亚的明矾山也生长着这种草。接着，他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块有些发白的，有点食盐滋味的矿石，他用火一烧，证明那就是明矾。于是卡斯特罗赶紧跑到教皇那里，说道：“今天，我给您带来了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因为他们每年因明矾从基督教世界得到 30 万都卡特。我已经发现了 7 座埋满明矾的山丘，足够供应 7/8 的世界，而且近旁地区水量充沛。这些，加上宜于扬帆的大海近在咫尺，都将使开矿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土耳其人的利润将被剥夺，而继续进行神圣的反土耳

① 有一套具有最大历史价值的书，提供了教皇的枢密会议中的程序规则；管理教皇有俸圣职的保留、任职和空缺的现存文件；还有在教皇法庭上的诉讼程序和如何获得教皇所保留的豁免；此书即《保罗二世（1464～ 1471 年）的教廷法规、训戒及律令》，1476 年印刷于奥格斯堡。以上所有规则，书中都提供得完完全全，

并附有应付给教皇财库的现金费用的精确数目。在第 139 对开纸上，有一份长长的免罪价目表。

① 雷蒙特，第 2 卷，第 279 页，见帕斯特的《教皇史》，第 4 卷，第 425 页。

② 见十字军帐册。同前书，第 3 卷，第 336—337 页。

其战争的新财源将茂盛无比。”实验表明，80 磅新发现的明矾抵得上 100 磅土耳其明矾。其质量极佳。下一年，这项产业雇佣了 8 千人。乔瓦尼·达·卡斯特罗为开矿组建了一个公司，其股东是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教皇则是入股的一方。教皇的年收入数达 10 万都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