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中世纪末期的法国

(1461~1515 年)

在 15 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它们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这些力量是客观条件、实践和思想的混合体。这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种新的精神遍及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欧洲各处,较高的文化发展与经济财富相并行。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有古老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文化也就会有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僵死的社会结构。旧欧洲是封建的、宗教的和以农业为主的欧洲。而新的年轻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与旧欧洲之转变为新欧洲成正比的。北方的文艺复兴,不管是佛兰德的还是德国的,都是独立于意大利的,但是它与工商业的联系之密切,资产阶级性质之纯粹,是与意大利诸城市的文艺复兴相同的。

政治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关于统一国家的政治新思潮,这个统一国家是由一个或多或少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所统治的,而与旧式的,由或多或少独立的领地松散合成的封建王国相区别”①。封建历史衰落以后,王朝历史随即兴起。贯穿欧洲的,这种走向中央集权的普遍趋势,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最为明显。在这些王国里,这种趋势以最大的规模,最强大的力量发挥作用。在意大利,专制主义在其性质上更具地方性,但就其实质而言,恰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绝对的专制主义。而在德国,由于德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专制主义不甚普遍。然而“甚至马克西米连一世也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所控制的一个普遍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正隐约出现”。①到处可以看到,随着领土的兼并,政治权威和权力集中于国王手中,旧的封建地方主义不能抗拒新的君主制度和民族主义趋向。除德国以外,甚至大城市也屈服了。在法国, 大胆查理覆灭以后,国王对大封建家族已无所畏惧。

法王路易十一、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下的历史,是 15 世纪后半叶欧洲各项事物新秩序的典型,它是这样的重要,以致有更详细叙述之必要。

法国君主政府首要关心的问题自然是保证它的收入,建立国王规定和估算征税额的绝对权力。纵使国王可以改革领地上的税收制度,它的贡俸在罕有的和平时期也是不够用的。中央集权、黩武政治和欧洲的现状都急需开支, 所以财经政策必须与政治相协调。查理八世在其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中,计划靠王室领地收入和关税来维持日常开支,并计划每年从人民手中征收不超过120 万法郎的税款以维持国家防务,他这只是在筹划不可能实现的倒退步骤。尽管科曼尼曾警醒地评论过:“在世界所有的国王中,我们的君主最没有理由使用这样的言辞:‘我有向我的臣民任意征税的特权’。”①但是,国王正是利用这一不召集三级会议之权宜之计,使三级会议的财权仅仅成为一种传统。查理八世宁愿与外省的三级会议相协商,因为他们决不能抵制或修

① 蒂利:《法国文艺复兴的文艺》,第 126 页。

① 斯彭格勒:《西方的没落》,第 2 卷,第 382 页。

① 科曼尼:《回忆录》,第 1 卷,第 385 页。*1483 年,查理八世冲龄即位,其姐安娜任摄政;次年在图尔召开了上述三级会议。——译者

改御前会议的决定。1484 年,情况逆转了,三级会议重申了它的财权,但是, 图尔的宣言*只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姿态而已。国家君主政府的财权竟然扩大到这种程度,它可以公然宣称“你们不得先于我而征税”,以制止贵族们在未经国王特许状批准的情况下恣意向其臣属征税。

这样,在王权加紧搜刮时,当然没有人出来阻止。查理七世的岁收总额曾经是 180 万利佛尔,人头税约为 120 万利佛尔。从 1462 年至 1483 年的人头税统计如下:

1462

1200000 利佛尔

1474

2700000 利佛尔

1481

4600000 利佛尔

1483

3900000 利佛尔

由于路易十一已把他所获得的几乎全部皇家领地转让出去,他在他的领地上每年平均只得到 10 万利佛尔的收入。看一看当财务署斗胆过问他慷慨馈赠事情时,国王是怎样地含糊其辞,是很说明问题的。1484 年的补助金和盐税共计 655000 利佛尔,到 1498 年,国家正处在逐渐兴隆的前夜,也只增加到

700000 利佛尔。这是征税工作非常腐败和无能的证明。

这一总数仍然不够,当然只能借助于老的应急措施:什一税、银行贷款和地方的强制借贷等。在维护由自己来掏腰包的权利方面,教士们并不比王国里的其他人更有利。什一税的征收,即非通过对教皇的要求,也未经教士们同意。转让教会产业的税收和国王对空缺教职的圣俸所享有的权利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数额。自然,王国政府尽可能地选择使用法国城市借贷的手段, 这样的贷款不仅免除了利息的支付而且根本不必偿还。这些摊派是不定期的,而且负担很重。这不仅对城市政府的财政,同时也对城镇的繁华产生了极坏影响。1463 年路易十一为了赎回素姆城*而短缺 20 万利佛尔,遂从一些城市金库中提取了这笔钱。1496 年巴黎又被要求提供 3 万克郎,城市对此怨气冲天。但这些苛捐杂税也并非随意索取,而是确有需要,所以国王对这些申诉也充耳不闻。只有当洪水或瘟疫这样的灾难发生时,路易十一才减少一些赋税。而查理八世则宁可先提高其征收的数目,使其超过实际需要,而后再演出慷慨减税的喜剧。

在皇家预算中最最显著的项目是宫廷的开支。路易十一生活得像个资产者,使其家庭开支从 1460 年的 250000 利佛尔猛增到 1481 年的 415550 利佛尔。我们还能发现路易十一曾埋怨说:“当工职人员在和他们认为像我这样钱包丰满的人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想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安排事物, 以便从中取得最多收益。”①查理八世和摄政女王安娜想要“生活得像个样”, 他们的开支接近了 100 万马克。因为用馈赠礼物和年金把贵族和王室联系起来已是公认的政策,所以在预算中这一笔开支也很大。为了这个目的,查理八世平均每年花费 50 万利佛尔。无怪乎说,在查理八世逝世时“无数人对他沉痛哀悼,因为他对他的宠臣们曾比以往任何一个国王更加慷慨。他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多了”。①

对那些用得着的,或危险的外国人,国王同样给予年俸和定期的赏赐。每年有 16000 克郎送到英国各官员处去。1475 年至 1483 年送给英王的那份

① 1479 年 1 月 1 日的信件。

① 科曼尼,前引书,第 2 卷,第 288 页。

每年达 5 万克郎。瑞士的领主们更是贪得无厌。科曼尼计算过,从格兰森战役到查理八世去世,伯尔尼、卢塞恩、弗赖堡、苏黎世和他们的地方领主们曾收到 100 万以上莱茵佛罗林。一般地说,从金钱上看,年俸及贡金比战争费用便宜得多,但是查理八世为了进行他自己选择的侵略战争而给予外国的这笔补助金,甚至连这种合理性也没有。

然而,与所有其他开支相比,军费是最大的开支。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国王和统一的国家,还是新鲜事物。这样她的政府的各项政策,就不得不总是被武力威胁所左右,“大棒”不得不总放在明处。如果人们把显示公理后面有强权的必要性也加以考虑,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总是偏重军队的理由就很明显了。路易十一增进其军事实力的早期措施是把每个城市所提供的弓箭手的数目增加 2 倍或 3 倍,并在他认为优秀的城市巴黎组织一支民兵。普瓦

提埃在 1468 年提供 12 名自由弓箭手,而在 1474 年就得送出 23 名。桑利到

1467 年把它的指标提高 3 倍而提供了 18 名。国王认为装备这支军队的花费是无法容忍的开支,坚决拒绝支付。法格涅专门出版过一个有趣的文献,它提供了有关把巴黎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们组织到 61 个旗队或军队中的情况,它们必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随时准备为国王效力。在体会到了城市兵的无能和不服从的事例之后,路易采用了雇用外国雇佣兵这个十分不得人心的可怕步骤,因而,由于“他仿效意大利王公建立了一支可怕的雇佣兵军队,给他的国家造成一个必将长期流血的重创”①。各城市都认为这一政策有如毒蝎的惩罚,因为城市钱财的消耗要比士兵的消耗更沉重得多。所以为平息路易死后的反叛思潮,安娜·德博热解散了瑞士雇佣军,企图组织一支本地宪兵,但未成功。查理八世作出了真正努力,以加强纪律来使士兵这个称号不再与抢劫者同义。但是他常在意大利而离开本土,使这一切改革归于无效。

也许源于这种新措施的军队的最大弊端,是把国王军队驻扎在城里或城郊。国王可为整肃纪律下达命令。但是,由于军队不能按时得到军饷,士兵们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破坏市民的财产和安全,而得到欠饷。当军队在城里或城市附近时,商业常常几乎中断,因为商人们如果仅仅会成为掠夺对象,他们就不进城来。在军队驻扎的同时,还有一个个的王室监收官来索要火药、盔甲、粮食。1476 年在兰斯城,他们还要过火炮、马匹和各种车辆。城堡的昂贵的维修费用要由每个城市自己支付,虽然王室官员可能来监工,并且从中取利。

舰队的费用与军队的费用同时增长。由于海盗的猖獗,由于与英国和西班牙的无休止的冲突,最后还由于夺取意大利的企图,这支舰队是必要的。路易十一继承了雅克·科尔的事业。查理八世更进了一步。有一次,他从威尼斯招来一位造船主为他监造三艘新船。当查理在 1491 年招募 500 名新水兵时,王室财库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因为它向该地区的免税城市征收了一份人头税,合 200 多利佛尔。要应付重大的任务,法国舰队的力量是不够的。1494 年,法国使用了热那亚的舰队。科曼尼曾说过:“那支在热那亚待命的舰队,

① 科曼尼,前引书,第 2 卷,第 43 页。*即法王查理八世之姐,博热的波旁公爵之妻,在路易十一死后, 协助幼弟查理摄政。——译者**蒙彼利埃商业巨头,在百年战争后期曾主持王室财政改革。确立国王对公共财政收入的控制。——译者

花费大约 30 万法郎,它把王室国库几乎耗尽。”①

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时代最多不过是一个断断续续进行战争的时代。这种局势不仅仅导致了法国资源的耗尽,而且因军队在全国各地进攻或反攻引起了正常经济生活的中断。应该注意到,战争已不再是一个等级的冲动,它已成了资本主义事业,这个事业需要以一种比国家收入更迅速更方便的有效方式取得更大数量的金钱。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点,国家君主政府才和国际银行结合在一起。路易十一所进行的那样的战争,为统一的国家增添了像诺曼底和勃艮第这样在工商业上很重要的省份,这当然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有利的影响。科曼尼说,路易十一决心获得诺曼底是由于“它能提供大量的金钱,据我所知诺曼底每年得付出 95 万法郎,而有人说,还要更多。”③经济复苏变得重要起来,农业是复苏的第一步。但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

对农业复苏却没有什么直接影响。除了攫取那些其所有主拿不出土地契约和凭证,也没钱在法庭上证明土地占有合法性的地产外,国王很少对土地主动关心。开荒中表现出来的极大力量,大领地之分割成许多小块地、地产的普及、通过引进短期租赁制使土地收入与地价的波动相适应的企图、灾难性的地租契约的盛行,这些运动和趋势与君主政府本身并无关系。而君主政府制止粮食投机,囤积居奇的努力,也完全失败了。谷物,尤其是小麦的生产与葡萄酒的种植曾有过飞跃的发展。到 1500 年地价又回升到 1400 年的状况, 而在法国,土地资本仍将继续维持。

与农业不同,工业却感到落到皇室的手中。

到 15 世纪末,已出现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反动,自由雇工为商业法规所代替,这尽管是自发的,但也受到皇室的鼓励。皇室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了与商业的外部竞争。商业也经历了相似的反动。法国各省的狭隘观念立即发出了保护本省物产、恢复省间关税的呼吁。过去在战后大受欢迎的外国人,现在都陷入无所作为的苦恼中。① 13602360_0639_0

老的行会在过去只是一个法律不大健全的团体。国王们,除去腓力四世

外,或认为工业组织不是公共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或受其他方面牵扯过多而不想干涉。现在改革的动力已来自双方。自由行会为法定行会所代替。这是由于工匠师傅们正在尽力把他们的组织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尽力更细致地规定他们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因为那些手工业者的下层是一群容易受鼓动的人们,也因为工匠师傅通过控制城市机关的方法来控制城市政策,所以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也就与这些工匠师傅们结成同盟。路易十一多次进行干预,迫使自由工匠组成封闭的行会。1481 年在图尔,他命令: “本城所有工匠⋯⋯都要宣誓(入会)。”这个制度后来趋向于成为工业的普通法,它甚至推广到一些较小的城镇。在这次及其以后的干预中,路易十一是有各种动机的。控制工匠师傅的数量,以便利益均沾,这对手工业是有利的。公众要求得到质量合格的产品和保证稳定的供给,对此工匠们的答复是,除非制止自由竞争,不然他们就不得不关闭其作坊,从而使城市一无所有。与工匠师傅的联盟,不仅使国王在反对诸封建领主时得到城市的支持, 同时皇室金库也可以从行会各种费用和罚金的征课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① 科曼尼,前引书,第 2 卷,第 122 页。

② 卡塞:《晚期中世纪》,第 158 页。

③ 科曼尼,前引书,第 1 卷,第 70 页。

在人们可以想到的各种场合,人们都能够听到皇室官员们的强制命令: 如修订或批准法规条令,决定劳动时间和节假日,甚至议定商标的使用,规定制作的流程或确定质量标准等等。在巴黎,路易十一把对商人工会的治安监察权交给市政官卫队。在一些次要的城镇中,领地上的管家和司法总管也有同样的权力。在里昂,司法总管拒绝承认别针制造匠提出的法规,并向国王告发他们违反公众利益。直到查理八世执政时,这些法规才得到承认。

尽管路易十一要进行一些战争和抵抗,但他仍花费时间来参与有关手工业的大量的立法活动。仅在 1467 年 6 月这个遭受侵犯的月份里,①国王就对

制鞋匠、漂布匠、制球匠、手套匠、裁缝、紧身衣缝制匠颁布了法令。在 1479 年颁布关于管理全国毛织品加工的大法令时,这种立法活动达到了顶峰。这个法令是在和巴黎制衣业协商之后制订的。原在巴黎应用的制度越来越被认为是典范,政府依据巴黎模式再来制订统一的法规。

路易十一认为,为了国王或工业的利益,对各业行会制订法律和规章的国王,应有权特免那些规定,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手工业中,他使他所喜欢的人成为该行业的匠师。在特鲁瓦,他许可一些皮革匠在夜间工作。路易和查理对于向扩大了的奥尔良城移民有兴趣,曾下令,在新城区的工匠, 不受任何行会的控制,但仍受皇室官员的监督。为了促使丝织业在本国的发展。王室使新兴的丝织业仍保持其自由手工业的特点。

在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时代如此明显的工业复兴中,人们能够看出其发展不仅仅来自行会组织的增长,新兴工业的引进和皇室的保护措施。也许更有理由说,它来自 15 世纪后叶商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民族工业中最最兴旺的是羊毛纺织业,鲁昂是这个工业的最大中心。纺织业市镇的兴旺非常引人注目以至引起竞争。得到路易十一恩宠的图尔和在1488 年被查理免除其纺织行会的羊毛和染料税的普瓦提埃相继成为该行业的中心。由于皇室的支持,这种工业的体制也被引进到朗格多克,以至这个省份对法国北方和意大利的从属关系渐渐削弱。1477 年路易指示尼姆组织纺织业。1476 年他对蒙彼利埃施以同样的恩泽或指令,虽然那里的行会直到1483 年才组织起来。查理八世利用限制性关税,保护这一新兴工业,以抵制来自加泰罗尼亚的竞争。

由于路易十一的开创和扶植,在法国建立了丝织业。1466 年 12 月,国王向里昂人民发出通告,向该城征集 2000 图尔锂以在他们中间建立丝织业。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使这个城市富裕起来,并阻止王国的钱财外流。因为照他的估计,法国每年为购买丝锦要付给意大利 40 万到 50 万金克朗。他宣称这新兴工业是一个光荣的手工业。“振兴此业将使各等级之男女合法地从业⋯⋯从而令彼等于今尚属无用的教会人士、贵族及其它宗教界妇女将据有体面而有益的职业。”①次年他从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招来丝织工人, 把他们安置在里昂市,给予他们重要特权。但是里昂人民却认为这全部计划是一个完全轻率和代价昂贵的改革,表现出不情愿也没有能力把这个工业干得很成功。就这样,刚建立起来的这个手工业,4 年之间全部迁移到图尔。在图尔,丝织业牢牢地扎下了根,而且查理八世通过禁止输入金银线锦、丝绒、绸缎和锦缎(1485 年)来帮助这项“奢华衣料”的织造。

① 指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对法王的对抗活动。——译者

① 见《路易十一书信集》,第 3 卷,第 121~122 页。

在鼓励开发国家矿藏资源上,国王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1471 年路易十一颁布通令,创立了矿务局,它有权授予开采权,并且能勘探和开发那些业主无力开采的矿藏。同时他从莱茵地区和士瓦本调来工人,给予他们公民权, 并免赋税和兵役。这些豁免项目被查理八世再次确认。对国外熟练劳工的这种款待是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从事造船和纺织的意大利人与搞金属制造和印刷的德国人证明是最有用的人。到 15 世纪末,矿山主要由德国人开采。

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对金属的工艺品产生了热情,尤其是对金和银,这种热情直到劳力的供和求超过了金属的供应才结束,像 1482 年在第戎城那样。路易在馈赠图尔的圣马丁(1478~1480 年)时,表现出他固有的向宗教势力的有意挥霍。他送给他一个含银量达 6776 马克的银制格子窗架, 两个金银圣骨匣和一尊国王的跪像。

法国很快地采纳了新的印刷术。1470 年一个法国人和三名德国人把新印刷术引进巴黎,1473 年来自列日和纽伦堡的印刷工匠在里昂采用这种印刷术。从巴黎和里昂,它迅速传播到全国。里昂成为全欧著名的书市,从 1473

年到 1500 年间,有 160 多个印刷工匠在那里开业。到查理八世统治末期,在整个王国内,法国的印刷工匠已在取代他们的德国竞争者。

当国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商业时,显然,最紧迫的需要是恢复因长期战争而解体的集市和市场。这是一项为国王、贵族和各城市都由衷期待着的美好事业。路易以国王文告的形式创建或重建了 66 个集市,其中包括查理七世在里昂建立的几个相当不景气的集市在内。1463 年路易写给财务署的信中曾同意“对朕之城市里昂之臣民签发此等朕之文件⋯⋯盖因朕甚悦于建此等集市”。(对这个无情的君主来说,这是多么温和的言辞啊!)财政大臣须立即去证实和转送这些信件。当时给予这种许可是与路易对待日内瓦集市的政策有关的。法国商人云集日内瓦,法国的货币流入日内瓦,使他这位重商主义者心如刀绞。于是国王把里昂集市的数目增到 4 个,并且规定与日内瓦集市同时举行;他还赐予来里昂集市的商人以一些重要的豁免权和特惠权;最后,他禁止任何法国商人进入日内瓦。他对日内瓦的愤怒抗议无动于衷,虽然这些抗议作为他敲榨里昂向国王纳贡的手段,倒很有用。里昂集市在 1484 年曾一度衰落。当时它被断定太靠近边界,而让过多的货币流出国境,因之集市先迁到布尔日而后又迁到特鲁瓦。然而里昂的特权在 1494 年又恢复了。

1470 年,对日内瓦的措施又被用来对付佛兰德所有的大集市。所有北欧人被禁止与大胆查理的领土发生任何商业联系,同时在卡昂又建立了两个自由集市,其开市的日期和安特卫普的集市的开市日期完全一致。

查理八世统治时期给予市场、集市的特许状就更多了。1483 年到 1490

年他颁发了 125 个特许状,1490 年至 1498 年颁发了 152 个。给予集市的较比典型的特权包括下列全部或其中一些:使用外币权、出口贵金属权、无继承人财产归公权,甚至免去 12 但尼尔税。在集市里商人不仅有安全的保证和金钱上的豁免权,还得到一种称为“集市管理者”的特殊司法裁判权。自由集市的创建极大地激励了这些地区的贸易和商业活动。

无继承人财产归公权的压力遍布各港口和大城市。但路易和查理不受此限,对外国商人们给予更多的个人豁免权甚至给予大量批准入籍的特许。由于路易十一从不允许人们把政治上的对立同对于法国有利的经济手段不必要地纠缠在一起,他准许他的臣民甚至可以与敌对国家维持商业联系,并且还

禁止报复。1470 年,他写信给特鲁瓦市,警告其市民说,尽管勃艮第公爵扣留过法国商人的货物,但特鲁瓦市却不必损害勃艮第人的财产,已没收的所有货物必须发还。

其他促进贸易的措施是皇室提供的对运河的疏导和对道路桥梁的修缮。然而比泥坑和摇晃的桥梁更坏的障碍,是那些地方关税和领主们的名目繁多的过境税,它们榨干了商旅的钱袋,使两地间运输遭到无法忍受的拖延。君主政府愿意倾听商人团体的呼吁和某些等级的抗议,因为毁掉地方关税和关卡,与皇室反封建求统一的目标相吻合。然而把关税界限扩大至国家的边界线,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开始。虽然路易十一在罗纳河和索恩河撤销了许多关卡的阻拦,并在 1483 年计划把国内所有关卡全部撤除,但后来查理八世重申这项立法,证明这两位国王的努力都不很成功。事实上只是各城市和商人公会所从事的长期艰苦的斗争,才最终废除了这个弊端。

1464 年 6 月 19 日国王颁布在全国各地建立邮政业务的法令。邮政业务, 正像科曼尼指出的,“在这以前从未有过”。虽然它当时未普及,但这个法令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邮费是每匹马行 4 里格需资 10 个苏。没有材料说明这是否吃亏。

到 15 世纪后半叶,新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们认识到对国际贸易系统的管理已变为国家的职能,因而国家间的协定开始取代了各城市或各国同业公会之间的旧合同。在这些协定中,贸易的权利,而不是专制君主的让步或个人的容忍,变成了普遍的法则,所以任何友好国家的商人都可以进入国境、四处行商和设店铺开业。

法国历史学家 M.查理·德拉隆西埃尔曾把路易十一描述为一个可靠的商业保护者,其信念是“由法国人经营的工业、商业和法国的航海业”。①路易十一是最早的重商主义者之一,因为他坚持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实现法国的经济独立。也因为他要求法国工商业摆脱世界经济强国意大利的控制、并与之竞争。但按拉维斯的说法,路易不是一个狂妄的保护贸易主义者。虽然他希望利用所有的国家资源,来使国库充实、人民富裕,并防止货币外流; 虽然他保护过新兴工业,使垄断地中海贸易的大胆计划得以发展,但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有时候法国是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的。他对外国商人的欢迎态度,他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他的全部商业协定,都是他决心使法国摆脱由于战争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经济孤立的证明。查理八世继承了路易对法国工业的保护政策。但 1484 年,他,或毋宁说是博热的安娜,既向法国人也向外国人宣布,商业完全自由。这实际上表明了自由贸易已经战胜了贸易保护主义。

路易十一把法国经济由从属于意大利的,尤其是从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战役,开始于两个法令:一个是一切香料、丝绸和其他利凡特的产品必须用“法国大商船”进口(1464 年)。另一个是,外国人禁止进入朗格多克港。法国建造了四条大商船,其中一条集中在西班牙沿岸活动, 另外三条均从埃格莫特出发,经由马赛、尼斯、比萨、加埃塔、那不勒斯、巴勒莫、墨西拿和罗得岛,到达雅法、贝鲁特和亚历山大。路易十一企图把埃格莫特所享有的同样的特权给予受他保护的卡利乌尔。这一举动遭到反对,以至埃格莫特的垄断权又被恢复。但当皇室吞并普罗旺斯时,埃格莫特

① 见隆西埃尔:《历史问题杂志》,第 58 卷,第 75 页。

港口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对外商和外船的清除引起朗格多克商人的不满,他们抗议说,他们的集市遭到毁灭,他们的出口额减少了一半。他们甚至企图以出钱改建埃格莫特港的手段来贿赂国王。路易十一禁止外国人进入朗格多克的计划明显失败了,以至于他在 1467 年废除了这个法令。但他想以削弱威尼斯海上贸易的手段给予威尼斯更有力的打击。因此法国舰队频频成功地袭击并劫掠威尼斯大商船,以致这些船只只有在武装护航下才能航行,而船长们还总是害怕在每一个海角岩石背后埋有伏兵。1478 年威尼斯以容忍而不是以友善而得到了和平。1481 年国王放弃了法国大商船的垄断,准备推行一项更为理智的措施,即敦促各个等级的国民们来建造船只。前一年他还特许贵族们、教士们和皇室官员们去从事贸易而无损于他们的地位。

由于获得了普罗旺斯,使路易激发了对利凡特商业的新的兴趣。他招来11 个重要城市的商人代表于 1482 年 2 月在图尔开会。在会上他的代理人解

释了一个“在利凡特沿海建立商业和航海业总公司”的投资 10 万利佛尔的庞大计划。公司的商船完全垄断利凡特产品的经营,并用这些产品供应整个西欧。有些商人认为里昂的自由集市吸引来外商,从而损害了地中海滨海城市。他们私下可能表示希望国王陛下在有关利凡特的商业问题上停止这些轻率的鼓动;并公开答复道,法国很穷,内陆城市也不可能有兴趣支持这样一个公司,最好的原则毕竟是贸易完全自由。因而,这个大公司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法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路易在不懈努力中所关心的另一件事是,在1482 年,他向突尼斯和博纳的“国王们”派去一位使节,但这没有得到什么持久性的结果。

在查理八世宣布贸易自由时,法国与地中海贸易关系的全部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唯一不满的表示来自朗格多克,它面对普罗旺斯的竞争和法国南方经济均势的转移,正在逐步失势。然而,随着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魔鬼又出动了。

在不断缔结的协定中,总涉及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及汉萨同盟的关系。查理八世当政前期,马略尔卡岛和巴伦西亚是对法国商船开放的,而且还有一位法国领事派往那不勒斯。但是路易渐渐开始对卡斯蒂利亚的商人们,显出一些厌恶情绪。因为他们专营奢侈品,掠走了过多的法国钱财。他的态度导致西班牙对法国的关闭政策。而与此同时,葡萄牙开放了。而且在巴塞罗那协定之后,与西班牙重建了更密切的商业联系。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两海岸各港口的状况都很糟。这里实际上没有法国自己的船只,而英国船只又被查理七世禁止驶入。路易为了援助拉罗歇尔, 第一次对驶入这个港的船只废除“入港税”。到 1463 年,路易给所有国家的

船只进入波尔多港的权利,只需支付 12 但尼尔的税金。后来国王发布一个敕令,命一切波尔多邻近省份的商人的所有出口商品必须经由波尔多再向西班牙、葡萄牙、纳瓦拉、布列塔尼、英格兰和佛兰德转运,从而使波尔多有了出口专营权。

路易十一十分赞同英法贸易,因为英国人买走南方的橄榄油,加斯科尼和香槟的葡萄酒,北方的各种纺织品和零星服饰杂货,但只卖出不甚昂贵的原料,如羊毛和皮革等。国王决心把英国商人引回法国,甚至要把英吉利海峡变成英法的领域。当他诱使勃艮第的腓力向英国人关闭佛兰德商港时,英

国人被迫转向法国。但是“公益战争”①的爆发使英法之间无法缔结任何条约。 1470 年路易十一与亨利六世进行停战谈判,这为两国之间提供了 6 年的完全自由贸易。路易与缔结这些条约的使节们联系,要行使一个新的计划,利用外交人员的随身行李豁免权,把价值 25000 克郎的法国产品运出去,不是为出卖,而仅仅是去展出。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所以欧洲没有领略这种“博览会”的早期发展形式。就在这时,爱德华四世又回来了,战争再度爆发,但由于拉罗歇尔被宣布为中立港,(1472 年)那里的贸易未受损害。1475 年至1476 年订立了停战协定,它规定只有属于英国和法国的船只,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查理八世有充分理由渴望同英国建立一种诚挚的谅解。他极愿意执行 1492 年和 1497 年的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废除了对两国人民的一切额外义务,并在港口设置了特别法官来处理海事案件。双方政府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反对海盗,并对战利品的权利作出规定。

路易十一在当政的大部分时期与佛来芒人的关系是不友好的。虽然他对低地国家内部的集市的禁令从未彻底实施过,但路易还是拒绝了佛来芒人关于减免每桶葡萄酒两克郎税金的要求(1476 年)。1478 年至 1483 年低地国家的商船还经常受到法国舰队的攻击和掠夺。

对汉萨同盟,情况就不同了。路易在接连几个协定中(1464 年、1473 年、1483 年)免除了他们所有的补助金、附加税和盐税,并免除他们在货物过磅时应付的过磅税,这种过磅税连法国商人也得支付。汉萨的商人们可以在法国占有任何财产,可随意处置它们。法德交战时,有一年他们结帐后, 离开了这个国家。国王指派海事法官、鲁昂市的司法副官、拉罗歇尔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为保护人,这些人将处理涉及汉萨商人的各种案件。法国人在汉萨同盟各城市中也得到同样的特权。

然而,尽管人们那么努力地签订贸易协议,它对商业的刺激仍常常被海盗和海上掠夺的影响所抵消。西班牙和英国总可以看作是法国的宿敌。而到路易十一逝世时,法国舰队正在追逐英国、西 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船只。不仅外交关系是如此紧张、多变,以至于人们总可以找到去袭击邻国海岸的各种借口,而且报复的权利即使在陆上不被承认,在海上也总是被承认的。况且,资助精练能干的海盗船长们去劫掠邻邦敌人的商船,毕竟比设法抓住著名的海盗吊在帆桁上要少许多麻烦。但是,查理八世在 1492 年至 1493 年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还是成功地使比斯开湾和英吉利海峡的贸易变得和平与安全了。

关于路易十一与法国各城镇间的紧张关系已有不少叙述。表面看来,国王对他的“优秀城市”是多么仁慈!他在信中曾亲切地向他们致意曰:“朕亲爱的良友”,并亲切地感谢里昂城“为朕之岳父萨瓦公爵所做的一切;朕对尔等甚悦于此”①。他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他们,以此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他说,尽管增加了贝里公爵的年俸,公爵还是离开了朝廷。他还及时警告他们说,布列塔尼、贝里和勃艮第公爵正用麻疯病人充当密使。更有甚者,他恢复了城市特权,间或还降低一些赋税。为了证实他对忠实的巴黎行会会员的信任,他把他们组成一支由皇室官员统率的民兵。最能表示对市民及他们的

① 1464 年,以法国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大贵族组成“公益同盟”,以同王权相对抗,进行了多年战争。—— 译者

① 见《路易十一书信集》,第 2 卷,第 138 页。

能力的信任的,是 1470、1479 和 1483 年他召开了由城市的优秀商人组成的谘议会。

但在这些表象的下面,只有功利主义。在他与顽固不化的封建势力斗争时,路易需要城市的支持。因为每实施一个攻击行动和实行一项政策,他都需要金钱,而这些金钱只有从城市和市民资本家那里才可获得。当然,路易十一对城市的独立,也同对待国家中任何可能有力量违背其意志的其他政治势力的独立一样,给予坚决打击。他支持剥夺市民会议的权力,把它授予一些更富裕的资产阶级寡头,这些寡头反过来又服从他的命令。在选举中,在法庭和城市治安中,国王的代理人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不加以任何掩饰。国王可以毫不顾虑会有任何有效的反抗,而向普瓦提埃人发出命令,要他们选举米肖·道伦“朕之宫廷侍从及普瓦图税官”为市长①;或者指示亚眠人说,国王愿意要让·德科洛瓦当市长。

国王代表下一步又开始对市政当局的预算加以真诚有效的关注。路易十一的官员们出席审议财务的会议,查理八世的官员监督税收的估算和对弊端进行调查。在另一端,皇室也控制着地方财政。因为虽然中央政府把全部财源消耗在战争和“政治”上,实际上对城市未尽义务,但城市还是完全按照国王的意志来征城市税。城市税以国王所承认的入城税为基础,而征收的种类和数额要由国王决定。路易也很赞同城市的这种论点,即在城市中居住的贵族及神职人员,应该为城市的开支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城堡的维修上。一般说来,国王规定,教士们应缴纳城市税,贵族们也必须缴纳其在城区或郊区非封赠土地的土地税。而被授与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他们已是一大群人——则不享有免税权。但是对于那些为国王效劳的官僚或个人,情况则不同。国王经常向城镇下达各种豁免命令,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有:他曾写信给里昂人要求使让·德加盖萨尔担任“军队的首席传令官和朕属骑兵扈从队的教官”,而免去他父亲皮埃尔·杜尼弗尔的城市税②,他写信给特鲁瓦人要求他们崇拜自己关于豁免当地“人头税”和警戒任务的文件;他还施予安托万·多泽纳克的遗孀一笔抚恤金。

要估计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经济政策的价值是困难的。在这个时期, 即大约 15 世纪的后 40 年,法国经济复苏既为政府的政策大大推动,也受到它的严重阻碍。中央政府与国家经济生活的关系变得具有如此的决定性和支配性。在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引起的消耗性的经济停滞之后,多国性的商业贸易和朝气蓬勃的工业发出了悦人的呐喊。用图尔的 M·英伯特的恰当言辞来说:“如果说西班牙找到了黄金,那么法国‘生产’了它。”各城市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她们推翻旧城墙来建筑新的街道。自立的人们到处可见,他们因成功而骄傲。国家城乡人口的增长。对绸缎织物的疯狂追求导致了 1485

年的限制法规,它禁止任何非世袭贵族或收入不足 200 利佛尔的骑士穿这种

新式的昂贵服装。鲁昂的纺织工匠们在 1494 年则提出抗议说,放弃呢绒服装的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致造成呢绒业的危机,除城市无产者外所有各阶级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全都提高了。

这些国王决不是“小人物的国王”。如图尔的 M·英伯特所说,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城市的公众总是乌合之众,他们动荡不安,也没有雄图

① 见《路易十一书信集》,第 2 卷,第 132 页。

② 《路易十一书信集》,第 3 卷,第 205 页。

大志,君主政府不可能依赖他们。他们是一种威胁,经常起义,但在国王支持下,他们又被无情地镇压。穷人受到皇室的盐税、补助金及城市的入城税等过重负担的压榨。低工资、高捐税和高昂的食品价格造成了城镇中贫民的惊人的增加。兰斯城的 10000 人口中,贫民就有 2000 名。

要发现法国社会景象中的阴暗面,人们不必去听取 1484 年在图尔举行的三级会议的哀诉。城市预算上出现持续的赤字,拿城市的税收作抵押这种欠考虑的补救办法也无济于事。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由于皇室苛重的赋税,也由于人们不能按照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对地方的财政措施加以调整。无论如何,尽管城市感到他们有理由抱怨,但也必须注意到,因为城市

对国王是有利的,因而也受到了他的恩宠。用亨利·塞的话说:“大城市的情况优于中小市镇,中小市镇的情况强于农村。”①政治利益会迫使国王减轻城市的赋税负担,但是国库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这些赋税被转嫁到已经负担沉重,而又不会提出抗议的农村去了。如果在那些尚有等级会议的地方, 还能以他们的名义就恶劣的情况提出抗议的话,那就可以想像,那些没有等级会议的省份情况就更糟了。农村民众因赋税而变得穷困,又被武力打倒在地。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在法国经济复兴时期的总的情况,这一复兴是由君主政府的经济活动和政策所支配和推动的,但又被它的政治目的和手段所限制和阻碍。在路易十一不能避免,查理八世又不愿意避免的战争之摧残下, 经济的进步是无法充分保障这个国家的命运的。

1494 年法国对意大利的举世瞩目的战争突袭究竟是更大胆的商业霸权计划中的一个大胆行动,还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对于权欲的贪得无厌,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法国要使自己成为各大海域的霸主,②必须对抗西班牙人在大洋上,葡萄牙人在利凡特航线上(他们通过消除意大利人的竞争使自己控制了这一航线)的垄断。法国也可以通过控制意大利资源,摆脱她在商业上对威尼斯的从属地位。当每一艘载着昂贵货物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都挂上了法国国王旗帜的时候,法国就不会再去嫉妒靠在她西方和北方港口上的平平常常的黯然失色的西班牙和英国船只了。然而卡塞把法国对意大利的侵略政策称为是王朝政治,认为这次入侵目的荒诞,手段野蛮,毫无必要。

①查理八世是被盲目的“扩张权力的冲动”所趋使。富埃特宣称②,15 世纪下半叶的繁荣的法国是防御性的国家,从经济的观点看,不会受到损害,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纯粹的奢侈品。他说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措施中没有比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更完全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军事、经济需要的了。法国政府的决定是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成功的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完善的法国外事机构。

不管查理八世是否继承了路易十一想把地中海变为法国内湖的梦想,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首先,需要缔结代价昂贵的让步协定来收买欧洲列强,使之保持中立或给予赞许。埃当普勒,巴塞罗那和桑利协定,给予亨利七世 745000 金克郎,把鲁西荣和塞当尼城让给西班牙,却没有

① 亨利·塞:《路易十一与城市》,第 350 页。

② 图尔的 M.英伯特:《宗教改革的起源》,第 1 卷,第 260 页。

① 卡塞:《晚期中世纪》第 154,160 页。

② 富埃特:《1492~1559 年的欧洲国家体制史》,第 54、57 页。

收取 30 万克郎的押金,大量领土让给了马克西米连皇帝。此外,还要设法开发财源供应 40100 员的军队和 100 门攻城炮,50 艘舰艇的舰队,24 艘大船和12 只大帆船。皇室领土的转让,强制性的城市贷款、米兰的贡俸、向热那亚银行的贷款——因为查理第一个公开的行动是掠夺和驱逐里昂的美第奇银行代理,所以佛罗伦萨的金融市场就不再对法开放——等等手段不得不尽量利用。为了意大利战争,查理以 45%的利率从热那亚的绍利银行借来 10 万法朗,并从米兰公爵处借来 5 万都卡特。法国国王甚至拮据到如此地步,他竟

向萨瓦公爵夫人和蒙费拉侯爵夫人借来首饰,典当了 24000 都卡特。查理深

信,当那不勒斯的 150 万利佛尔岁入一到手,这种暂时的财政困窘状况就会立即过去,他甚至答应用这笔钱偿还从特鲁瓦那些不情愿的市民处挖出来的借款。在这笔帐的另一面,显然还有这种考虑:和意大利在工商业和文化上的密切接触,定会迫使法国人的工商业技术向前发展,定会激发起法国与具有较长历史的意大利工业的竞争,定能导致新的需求,而法国人会立即来满足这种需求。查理把一些珠宝首饰匠、绣花匠、家俱匠、风琴制造师傅们, 很可能还有其他跟在法国军队后面的工匠和商人们、带回昂布瓦斯城堡①。但是这一年和意大利的交往,与其说建立了新的事业,勿宁说只是对既有的活动的一种刺激,因为自从查理七世统治以来,法国的,而不是别国的,油漆匠、木刻匠、玻璃工人,帷幕工人的作坊已有了成倍的增长,法国军队到意大利时法国商人已在意大利牢牢站稳了脚跟。

路易十一所采取的保护贸易立法和整个欧洲由于法国在意大利进行的, 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野心勃勃的战争而对法国的嫉妒,共同导致国王在经济上的孤立。然而新的政策弥补了所有这些表面现象。在路易十二(1498~ 1515 年)时代,法国经济的繁荣是不容置疑的。当代历史学家克劳德·德西塞尔描述过的生动图象还可由许多别的例证来加以详述。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是这样描绘路易十二时代的:

在法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享有如此巨大的繁荣。20 年内没有内战; 行政管理稳定而严格,维持着良好秩序;人身财富得到安全保障;卑微者得到了不受权势者欺压的保护,对劳动者提供了抵抗贵族和军队的保护。这些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口迅速地增长;城市感到了城墙的限制,不断向郊区扩大延伸;在树林中和在以往贫瘠的荒地上,魔术般地成长起村庄和庄园;使法国人口减少的致命的战争遗迹,已彻底地不见了。一位当代作家西塞尔说道,王国土地上 1/3 的地区在此 30 年中,重建了文明。农业产量大为增长,税收承包人付出的承包款总数增加了 2/3 以上,皇室领地的收入与每个人的收入以同样的比例增长,这使得国王能够在不压迫国家的情况下从事他的事业。工业和商业取得了同样的进展,商业交往无限增多,现在的商人到罗马、那不勒斯和伦敦,要比以往去里昂或日内瓦还方便。建筑、家俱、衣着的奢华优雅足以证明艺术的发展和全面繁荣。①13602360_0656_0</PGN0656.TXT/PGN>

① 位于法国中部安德尔—卢瓦尔省的昂布瓦斯,11 世纪由昂儒伯爵所建,15~17 世纪常为法王行宫。——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