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任大霖先生

徐蕃秀

从 6 月 24 日《文汇读书周报》看到日本作家前川康男写的《祭任大霖》的悼文，得知任大霖先生不幸逝世，心情非常沉重。6 月 26 日又从《读者导报》上看到百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读者导报》主编蒋维嵹写的纪念任大霖先生逝世的文章，又知道任大霖先生生前及身后受到许多工人的崇敬与怀念。我至今只接触到这两种报纸，我想：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一定有许多悲悼、怀念任大霖先生的文章。这些天来，我心中不禁涌起了任大霖先生过去对我的帮助和教诲的一些回忆。

1960 年 5 月初，我出差去东北，途经上海转车。下车后抓紧时间去延安

西路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拜访任大霖先生。因为 1958 年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儿童小说。后来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封信，既盖了公章，任大霖先生还签具了姓名。信的内容是要把我那篇儿童小说与其他两位作者的儿童小说编成一本集子，征求我的意见。任大霖先生这样厚爱我这个初学写作的人，心里自然无比高兴。

早在 1956 年上半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从中国作家协会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儿童文学选辑》上非常喜爱他拜读了任大霖先生写的小说《蟋蟀》。因为我是从农村读私塾而考取城里中学的学生，在农村时也喜欢捉蟋蟀、斗蟋蟀，和别人斗得“昏天黑地”。《蟋蟀》中的故事情节与我的生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样也就等于我开始认识了任大霖先生。作为这样一名著名作家，他又是曾经写过信计划让我与别人出合集的任大霖先生，我既然脚踏在上海的土地上，又有空隙的时间，正是拜访的好机会，决不可错过。于是我带着那封信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先与收发室的同志说明来意。不一会，出来见我的是一位戴眼镜，三十出头年纪、满脸笑容，手中拿着几本书的人，他不等我开口便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任大霖！”我忙从衣袋中掏出那封信。他看后，再把我引进会客室，倒杯开水， 请我坐下。我这个初学创作不久的人受到任大霖先生如此客气的礼遇，身上原来有些怕见有名气人物的紧张情绪随即消失了。我说：“你写的《蟋蟀》我拜读了好几次，写的就是我在农村中的一些情况，很合我的口味！”接着， 任大霖先生谈到创作儿童文学要熟悉少年儿童；要有对少年儿童挚爱的感情；作品要能启迪少年儿童爱学习、爱劳动的激情。任大霖先生说我很年轻， 勉励我多读书，勤写作，但不要急于求成。任大霖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像大哥哥对待小弟那样亲切，使我获益匪浅，我向任大霖先生请教的一些问题他回答之后，一怕继续打搅他工作的时间，二则我要去火车站办好转车的签票，即要告辞。他当即把《上海十年文学选集·儿童文学卷》及大群的《小矿工》（上下册），长正的《洵河红莲》送给我。我接后，马上抽开钢笔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下：“1960 年 5 月 4 日任大霖同志面赠”几个字，用以表示纪念并对任大霖先生的赠书表示了感谢。

以后，任大霖先生又寄过他的两本集子给我。一本是 1959 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蟋蟀其他》，一本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山冈上的星》。

“文革”中，农村的老家被抄，单位上的住宿处被抄，抄去了不少的书。但任大霖先生赠给我的这些书，我设法转移到了另一处，幸而没有被抄掉。至今，仍摆在我的书架上，显得更为可贵！

日本作家前川康男在《祭任大霖》的悼文中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先生深厚的友情，温和的笑脸，感人的少年小说，美丽的童话。”我也怀着这样的心情而深沉地怀念您——任大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