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实用技艺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中国青铜文化，通过朝鲜影响于日本。明刀、镜鉴等，自战国至两汉的器物，在日本均有发现。魏明帝曾赠倭王卑弥呼以各种织锦及金铜镜，大大刺激女王国的工艺技术。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当时的日本衣服极为粗恶。宋明帝时，日本求得汉织、吴织及缝衣女，始有进步。交通隋唐以后， 仿长安定坊制宫室，营大佛寺，建占星台。花砖、瓦当均用汉文，琉璃瓦、朱坦，极伦克之美。今存之奈良唐招寺，其讲堂移自宫中朝集殿，可以代表当年建筑的一斑。衣服亦袭用唐风。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装束是《大宝令》中亲王礼服，也是唐服。又有乌毛立女屏风，所画美人穿着“背子”、“披帛”，用翠细、眉黛、颊红、垂鬟，和唐人诗词所记的一样。奈良正合院所保存的器物，如鸟毛贴字屏风、绫锦轼、七宝镜、壶皿，以至琵琶、箜篌、笙等乐器，棋、弹弓等游戏用具，都是来自唐朝、或仿唐人作品。奈良朝始铸铜钱，元明帝和铜中所铸的“和铜开珍”，是模仿“开元通宝”的形式。

宋明时代，日本禅僧在中国学去的是建筑、冶铸、制陶、雕版印刷术、绘画等。源赖朝重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督工是二次游宋的重源和尚，以天竺式传入日本。其后为全国所仿效。东大寺铸大佛，在宋朝铸师陈和卿参与， 对日本冶铸之发达，贡献颇多。明末隐元渡日，黄蘖山万福寺及长崎唐三寺皆用明式建筑。加藤四郎景正，曾随道元入宋，学习中国制陶术而归，在尾张濑户开窑，创濑户烧，为日本制陶术开一新纪元。我国印刷术很早随佛教传入日本。日本有法隆寺百万塔陀罗尼，据说是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四年（770 年，唐大历五年）的印刷品。元末中土混乱，福建名雕版家陈孟荣、俞良甫等相率东渡，日本雕版事业始勃兴。王山版禅籍今日发现已有 30 余种。至于活字，系明末丰臣秀吉侵韩时掳入。文禄五年（1596 年，明万历二十四年） 印《蒙求补注》，庆长四年（1599 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印“四书”，安政二年（1855 年，清咸丰五年）印《太平御览》1 千卷，明治十八年（1895 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有弘教书院所印释藏 8500 余卷，与我国武英殿聚珍本不相上下。

日本书法绘画，亦源于中国。隋唐所传入者，为大量佛像与宗教书，形成藤原时代流丽典雅的画风。碑铭拓本与名家法书，也由留学生、学问僧带回。最澄所带回的《书法目录》中就有 17 种，包括真草行法贴，王羲之、王

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笔迹。空海兼擅篆隶行草各体。神韵跃动，具龙翔风翥之观，为日本书道宗师，是留唐的成就。日本近代唐式书法第一人是北岛雪山，曾就明杭州人俞立德学文征明的书法，又学于独立，后传其学于细井广泽，最负盛名。在绘画方面，以长崎崇福寺的开山超然最为杰出，他把画法传授给渡边秀石、释道光（河村若芝），开创了近代汉画的基础。与绘画相关联的是刻印。独立（原名戴笠，字曼公）对诗文、翰墨、篆刻、医道等，无一不通。他尤长篆刻，把刻法传授给了高天漪；唐式书法细井广泽曾从高泉等人学习刻印；心越带来清朝陈策编的《韵府古篆汇选》介绍给日本， 大鹏著《印章篆说》，流传于世。独立把医术传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人。池田正直是独立医学方面的第一高足。传授给他的有生理、病理图七种，医书六部九卷。池田因而名声大振。音乐方面，心越兴俦善操弦琴， 来日时带来了虞舜琴，他把操琴技术传授给了人见竹洞、杉浦琴川和小田野东川等人。

此外，来日僧侣的日常生活，完全保持着中国式，因而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给予一定影响。他们平常讲话用汉语，诵经典时也用唐音，这对日本流传唐音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日常吃的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隐元豆腐、唐豆腐、黄檗馒头等种种中国风味的食品，以及净素持斋，都按照中国方式， 主客围桌共同饮食，对日本的烹调法和会餐方式都起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