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事件演化为历史散文

殷商和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史官把很多史事记载下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历史散文。历史散文又叫史传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讲求史料价值。史官记载的史事，可以说无所不包，包括史实、传说、观象、占卜、典章、制度、礼乐、刑法、祭祀等。前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原有100篇，为孔子所纂辑。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信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

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古奥难懂。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信者有20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其余各篇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

其中重要的有《牧誓》、《大诰》、《洛诰》、《多士》、《无逸》。这些文章可能均出于史官之手，同《商书》一样古奥难懂。

《无逸》一篇告诫周成王要体谅人民种地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谜乱酗于酒德”。

《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较以前的文章有显著进步。

《秦誓》篇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通篇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这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国224年的历史。

《春秋》以“年·时·月·日·记事”为体裁。年是指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指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月是指正月、二月、三月……；日是指甲子、乙丑、丙寅……记事指短句构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孔子在此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春秋》。

《春秋》的内容很丰富，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春秋224年间诸侯间攻伐、盟会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20公的世次年代，经考证完全正确。

《春秋》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的《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

《春秋》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的事，还有，它还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此外，《春秋》还记载了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情况。

《春秋》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45个字。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

《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孔子首创了这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曲笔的一面。

《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简称《左氏》，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共35卷，记述的历史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68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记事年代相当，只是后面多出17年。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婚丧、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历法时令等，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事都进行了记载。

《左传》一改《春秋》逐事简单记录的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的史学价值极高，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文学色彩浓厚，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在叙述事情时，运用了很多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散文、戏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时间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内容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记述，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

《国语》中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

《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的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

《齐语》记录了齐国国君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载了齐国大臣管仲和国君齐桓公的话语。

《晋语》篇幅最长，共有9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国国君晋文公的事情。

《郑语》则主要记西周太史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国国君楚灵王、楚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攻打越国的事情；《越语》仅记载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的事。

在文学方面，《国语》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在叙事方面，有缜密、生动之笔。很多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还有些句子写得较精练、真切。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北魏史官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清代文学家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是西汉末年人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汇编而成。《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497篇。所记载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的历史。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战国时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各诸侯国合纵连横，政权更迭，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战国策》就是记录纵横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文辞优美，语言生动，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开我国历史散文的先河，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旁注]

史官　我国历代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大体可分为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编年体　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也是一种最早、最简便的记述方法，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十三经　在南宋形成的13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会盟　我国古代诸侯间会面和结盟的仪式。春秋时代，一些较小的诸侯国为了抵御大国侵略，联合作战，一些较大的国家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胁迫其他小国加入自己的阵线，都曾会盟，如“召陵之盟”、“葵丘之盟”、“践土之盟”。

齐桓公　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吕氏，名小白。在位时期任用大臣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因此强盛。曾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与诸侯会盟，后成为中原霸主。

纵横家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我国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等策辩手段来达到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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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秋》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说法认为《春秋》出于大圣人孔子之手，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作为佐证。最流行的说法是：《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在68岁返回鲁国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

另一种说法则持否定意见，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虽然争议不休，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的说法，却没有大的分歧，得到了一致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