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概况

经过公元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经过 20 年流亡生活的磨练，扩大了但丁的创作视野，通过接触社会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充实了创作内容。但丁早年的创作属于“柔美新体”诗派，这是在法国

普罗旺斯诗歌的影响下产生的诗派，它把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推向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和宗教禁欲主义的新高度，但丁的《新生》就是这样的创作典型，把女性圣母化，运用中世纪文学惯用的梦幻、象延、寓意等手法，把贝亚特丽采描写为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强烈地渲染纯精神的爱，并未深入触及社会的本质问题，艺术上也未能达到纯熟的境界。但丁的创作在流亡中进入了高峰。

《飨宴》（1304—1307 年）

在放逐初期，但丁写下了《飨宴》这部美学著作。它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为意大利语的学术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取材于作者本人被迫流亡前后的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痛苦、忧愤。它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读者，作为精神食粮而得名。作品中的两个独特见解熠熠闪光：

第一，但丁认为，“高贵”在于个人的天性爱好美德，而不在于家族门第，批判了封建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他说“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高贵决不是出身贵族的代名词，而是人的高尚的美德同天主宽仁的恩赐相结合的产物；出身卑微的人可以用其渊博的学问、高雅的举止和超逸的情操成为受人尊重和爱戴的高贵的人。这一精辟的至理名言在中世纪无疑为空谷足音，是后来的人文主义者的先声。

第二，在《飨宴》中特别强调“理性”，但丁指出，“去掉理性，人就不再成其为人，而只是有感知的东西，即畜牲而已”，他认为，真正使人高贵、接近上帝的就是理性。这种观点是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批判，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辉。

在《飨宴》中，但丁还特别提出内容、形式要美，内容重于形式的文学主张。他说：“每一部作品的美与善是彼此不同，各自分离的。作品的善在于思想，美在于词章雕饰，善与美都是可喜的”，但“应该特别注意到它的善”，又说：“语言对于思想是一种工具，正如一匹马对于军人一样，最好的马才适合最好的军人，最好的语言也才适合最好的思想。”《飨宴》中叙述了但丁自己的生活：“自从罗马的掌上明珠佛罗伦萨的公民把我从她的最甜蜜的怀抱里放逐以后，（我在这里生养长大，满心渴望能在太平岁月里休养我忧劳的灵魂、消磨我的余年）我便像一个流亡者，甚至像一个行乞者，托迹四方，不得不向别人诉说我所受的不公平的命运的创伤。我真的像一只无帆的船，在凄惨的穷困所吹的狂风中，沿岸沿港地漂泊。”这是一个不甘屈服者的控诉。

但丁之所以用通俗的意大利语来撰写具有深奥哲理的学术著作、是想以此证明，通俗语言不仅可以用来描写爱情，而且也可以同拉丁文一样用来阐明哲理。从这一点来说，《飨宴》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书的第一部分，但丁花了许多笔墨阐述通俗语言瑕不掩玉的特征，言简意赅，令人信服，为维护和提高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地位作出了贡献。

《论俗语》（1304—1305 年）

这是最早的一部用拉丁文写的关于意大利语言、文体和诗律的著作，强调意大利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具有重大意义。从这里也可看出但丁日后用通俗的民族语言写作《神曲》的理论依据。

但丁所说的“俗语”，是与教会所用的官方语言拉丁语相对立的、各民

族人民大众所用的地方语言。“我所说的俗语，就是婴儿在开始能辨别语音时，从周围的人们所听惯了的语言，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丝毫不通过规律、从保姆那里所摹仿来的语言”，但是俗语并不等同于粗陋的语言，但丁提出一个概念：“光辉的俗语”，即带有理想性质的标准语，经过筛选后留下来的“伟大的字”，也就是高贵而优美的语言。他还提出三种语言：“中心的”

——标准的语言；“宫廷的”——有教养的语言；“法庭的”——准确的语言。但丁认为，拉丁文只有少数学者熟识，俗语才是人民大众所喜爱和熟悉的，它不矫揉造作，而是浑然天成的。只有以各个地区俗语中筛滤出来的标准语才是意大利民族的理想语言。

《论俗语》可以说是意大利畏族文字革命的宣言，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在文学批评史上获得较高的评价。它在意大利起的作用与意义，类似中国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斗争，它不仅使文学语言更接近人民大众，而且也是但丁实现意大利统一和建立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帝制论》（1310—1313 年）

长期的放逐生活，使但丁进一步看到城邦之间的敌视与分裂带来的严重后果，倍感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他放弃了早先的城邦独立的观点，于是写了政论著作《帝制论》。这是一部以经院哲学的方式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拉丁文著作，带有空想的性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努力地证明：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各人充分地发挥自身潜在的才能，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一下的和平自由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历史的考察，说明皇帝的尊号应该是“神圣罗马皇帝”，并设朝廷于罗马；在第三部分中，明确地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斥责了“教权”高于“政权”的说法，也否定了“教皇”与“皇帝”都受命于天的论调，反对僧侣阶级对政权的干涉，提出皇权应在教权之上的观点。《帝制论》是中世纪“皇帝”与“教皇”争权时帝政派的代表作，有对王权美化的空想性质。但它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预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进步要求，为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形式指出了发展道路。书中阐明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享受尘世的和平与幸福，并认定尘世生活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受教会宣扬的来世思想的支配，指出现实生活与来世天国是并行不悖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政治与宗教的平等，向神权提出挑战，是人文主义者的理论曙光。书中对古罗马光荣传统的赞扬和对意大利和平统一的渴望，流露出但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