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隋唐五代文学1.概论

分裂动荡的南北朝终于在公元 581 年结束，由隋文帝统一了中国。然而

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它只维持了 37 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存在了近三百年，于公元 907 年灭亡。此后，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南方则先后建立了十个割据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称作的五代十国。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并于 979 年灭北汉而统一中国。

隋唐五代文学的重点在唐代文学。唐代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诸方面都有很大收获，同时还兴起了词和变文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其中尤以诗歌成就巨大。唐代诗歌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繁荣和发展都是空前的。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千余首，共九百卷。据统计，有别集者 691 家。唐诗的一般水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题材、形式和流派呈多样发展的情形。唐代不仅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还有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唐代的散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西魏就开始酝酿的文体革新，在中唐经过韩愈和柳宗元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健康的散文挤走骈文而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唐代古文运动，韩柳在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上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是以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的。唐人写传奇，开始了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他们取材于现实生活，写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唐代的说唱艺术和话本，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领域，为后代的戏曲、白话小说和曲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中唐以后，词开始出现，到了晚唐五代，词的创作趋于繁荣，对宋词的发展起过先导作用。

唐代文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兴旺繁荣，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作为封建正统文学的诗和文在这一阶段得到高度繁荣，首先与统治者的相对开明有着关联。唐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统治者接受前代王朝的覆亡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才能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北统一交流，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唐代许多诗人都有过漫游经历，对祖国的山川和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同时，中国与西域、中亚、印度等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也拓宽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一代新的文学家在时代的呼唤下应运而生。然而唐王朝的强盛，随着公元 755 年的“安史之乱”而中断，这场战乱把隐藏在盛世后面的一切矛盾都揭示了出来，使诗人们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广泛地接触到社会与人民，创作更为深刻。唐代文学得以发展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文学从宫廷与贵族的垄断中解放了出来，转移到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中。中下层庶族地主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而得以迅速发展，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与世族文人不同，他们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大都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登上政治舞台，代表着进步的政治力量，具有改革的愿望，唐代文学在他们的手

中繁荣起来了。统治者的提倡与重视，也是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唐太宗起，高宗、武后、玄宗等人都爱好诗词，并提倡和奖励创作，吸引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文学道路，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对文学的普及起着推动作用。同时，中国本是一个诗国，唐以前已有了近两千年的诗歌历史，唐诗批判继承了前代传统，大胆革新勇于创造，开拓了一条健康大道。

隋及初唐诗坛

在隋代的 37 年间，诗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仅是齐梁诗风的延续。隋代诗人一部分为北齐、北周的旧臣，如薛道衡、卢思道、杨素。自从庾信、王褒入周后，北朝文学已成南朝文学的一个支流，所以薛道衡虽生在北方，作品则与南朝文学如出一辙。他的《昔昔盐》以骈偶工丽的语言描写闺怨，正是齐梁诗风的体现。杨素的风格比较质朴，他的《出塞篇》词气宏拔，与卢思道的《从军行》就风格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唐代边塞诗的先驱。隋代出现了很优秀的民歌作品，《挽舟者歌》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对隋炀帝罪恶统治的愤恨。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是一首风格清新的好诗。

初唐的 50 年间诗坛上，王绩（公元 585—644 年）以其澹远质直的意境开唐一代诗风。他曾任隋代的秘书正字、六合县丞，因嗜酒而辞官，唐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很不得意，惟以饮酒为乐，后弃官归隐。有《东皋子集》三卷。王绩以道家思想对抗封建礼教，鄙弃功名富贵，常以阮籍、陶渊明自比。他的诗歌语言比较朴素流畅，诗歌意境自然恬淡，一反六朝以来的秀辞丽句。《野望》已是一首成熟的五律，它一扫宫体诗的脂粉气，以自然的语言表达自己真切的情感和生活。与后来的唐诗比，也许不觉得《野望》之特别精采，但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一路看来，人们突然读到这首诗，就好比吃腻了大鱼大肉想吃蔬菜或看腻了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后突然看到一片朴素的田园风光一样地惊喜，令人耳目一新。

初唐“四杰”是公元 7 世纪下半期“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四位诗人，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凭着自己的创作登上初唐诗坛，在唐诗创作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着当时文学革新的前进方向。他们扩大了诗歌题材，歌咏的内容广泛，离别、怀乡、边塞、市井、山川景物都有表现，显示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慨。杜甫曾以《戏为六绝句》其二肯定四杰的历史地位：“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风格其实不尽相同，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擅长五律。

骆宾王（约公元 619—？）在初唐四杰中年岁最早但排在最后，如果传闻中的那首“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咏鹅》真是他七岁时所作，那么他在诗史上也比其他三位早了近一代。《全唐诗》收入他的三卷作品。他的歌行《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其音节浏亮，慷慨悲壮。《畴昔篇》自叙身世，长达一千二百余行，是少见的巨制。骆宾王的五言古、律也写得苍劲而精巧。《在狱咏蝉》是一首工整的五律，是他任侍御史时获罪入狱之作，他上书议论政事，得罪了武则天，被诬告贪赃而入狱，诗人以蝉来自况，表明自己的高洁与哀叹自己的命运。《于易水送人》是骆宾王一首著名的绝句：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卢照邻（约公元 634—约 686 年），曾在邓王李元裕府中任典签，后入蜀为新教尉。因病住太白山中炼丹药，中毒以致手足残废，便买田闲居，后

绝望而投颖水自杀。卢照邻是一个想建功立业、跃马边塞的诗人，然而病体残躯使他的人生理想归于幻灭，他抗拒不了心理与生理的痛苦，用结束生命表现他对人的存在的怀疑与失望。他的代表作《长安古意》表现的也是他对须臾变幻的人生、飞速流逝的岁月的思索，正是这一思索，使这首七言歌行超越了以往赋体诗歌的内涵，在铺陈描绘的诗句中贯注了一种深沉的气脉，使那种仅仅关注政治或道德的劝百讽一变成对人生哲理的追寻与探问。卢照邻受左思的影响作《咏史》四首。

杨炯（公元 650—约 693 年以后），华阴人，十一岁时应神童举，被授待制弘文馆，后任校书郎，盈川令。在初唐四杰中，他谈论文学的见解最为高明，常被后人引来证明初唐文学思潮的变革，但诗歌不及其他三位。他的诗体现了初唐诗逐渐律化、声韵和谐的发展趋向，有的诗中具有按捺不住的愤懑激昂之气，使之摆脱了上层诗坛的平庸与无聊。《从军行》是用五律写的边塞诗，很具气魄。

王勃（公元 650—676 年），当过朝散郎、沛王府修撰，在探望父亲时落海淹死。他是四杰中最为出色的一杰，他的五、七言都有杰作，尤其是五言诗，那些自然质朴的诗句挟着或苍劲或悲凉的情感，使诗歌有开有阖，有疏有密，读来张弛有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一首五律了，长期以来脍炙人口，尤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至今常被引用。这首送别诗，一反离别赠诗常有的哀伤和悱恻，代之以乐观开朗的境界，而且朴素无华，用质直的语言抒写壮阔的胸襟，豪迈中有警策，放达中含体贴。

《滕王阁序》是一篇杰出的骈文，《滕王阁诗》气势宏放，比序更为凝炼，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却无六朝诗歌之绮靡，是所谓声色与性情相结合的作品。

陈子昂（公元 659—702 年）出身富贵之家，公元 684 年中进士，因受武

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历任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公元 698 年辞官回乡，被县令段简陷害，死在狱中。陈子昂是初唐以复古为革新手段的文学家，他疾呼诗歌的“风骨”，追踪超越齐梁的汉魏，要求诗歌具有阔大开朗的意境和深沉悲凉的情怀。这是一个胸怀大志，才情四溢，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的诗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他的诗歌充满着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慨不平。《感遇》诗 38 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大都有感于政事而作，抒发诗人建国立业的抱负和理想难达的不平。《登幽州台歌》是一首千古流传的佳作，虽只有短短四句，却有无穷的韵味，自我之孤独、人生之有限，深沉地蕴藉于诗中。陈子昂上追建安，下开盛唐，踏出一条浪漫主义大道。

盛唐诗坛

盛唐诗歌达到繁荣的顶峰，53 年中出现了十几位大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是盛唐诗歌的主流，李白为杰出代表。除了山水、田园、宫怨、离情等传统题材外，政治诗和边塞诗集中地体现了盛唐诗歌的特点。反映战乱以后的社会现实的代表是杜甫，他为现实主义诗歌开辟了道路。

初盛唐之间的著名诗人有张九龄、贺知章等。贺知章的绝句十分清新，

《回乡偶记》二首历来为人称道。张九龄在扭转初唐诗风上有贡献，他的十二首《感遇诗》都是兴托讽谏之作，表达自己正直不阿的品德以及遭当局排挤的愤怒。

孟浩然（公元 689—740 年）常被人们算作“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其实是一种误会。他的田园诗不过寥寥几首，远不如储光羲多，他也不曾真

正坚定过隐遁的念头，倒是始终在争取做官。之所以有如此误会，一是他自己爱在诗中“日耽田园趣”，二是他的诗在语意的淡泊、流畅和朴素上颇有陶渊明的风格。孟浩然擅长写古体诗，诗中流露的情绪往往是抑郁与寂寞的，与蓬勃向上的盛唐精神并不合拍。他漫游的地方很多，山川是他创作的主要题材。他的山水诗自然而又高远，常在山水描写之中融入游子漂泊之感，笼罩着一股冷清的色彩。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在含蓄凝炼细腻中透出淡淡的愁绪。《过故人庄》写田园景物清新秀丽，写故人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可爱，诗人的心情也轻快了。五绝《春晓》是中国妇幼皆知的名篇，其意境更为清新。孟浩然的诗与初唐诗歌相比，题材更广，语言更纯，格调也更高，显示出向盛唐过渡的辙痕。与孟浩然同时的储光羲是真正大量写田园诗的诗人，他的不少诗是写农村生活的，如《田家杂兴》八首，他在当时声誉很高。

王维（公元 701—761 年），字摩诘，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即有才名，早年做官。后在终南山隐居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在蓝田辋川隐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安史之乱后官至尚书右丞。人们通常把王维和李白、杜甫并称为盛唐三大诗人，一是他们刚好象征了盛唐诗坛佛、道、儒三大思潮，二是他的“澄澹精微”、“淳古淡泊”的风格所奠定的诗歌大师的地位。王维深受佛禅熏染，追求旷逸高远的生活与诗歌意境，他既擅绘画又精通乐理，有着出色的色、声感觉，因而诗歌被称作“诗中有画”、“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比如《鹿柴》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鸟鸣涧》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等诗句，以有声来渲染静谧的气氛，给人的感觉恰恰是无声；又如“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游春典》）、“清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辋川闲居》）等都显出一种淡而不暗、亮而不艳、可触可摸的色彩，如同中国的水墨画。在盛唐诗人中，王维较全面地吸收了汉魏六朝诗歌的长处，他既学习了陶渊明的淡旷闲恬，“得其自在”，意象朴素自然，语言平质淡泊，又学了大小谢的精致工巧，在朴素淡雅的诗句中融入尖新流丽，使得六朝两大风格在盛唐合而为一。王维的诗歌题材较广泛，主要有政治诗，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早年他曾写过一些抨击权贵、不满现实的政治感遇诗，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王维的边塞诗具有豪壮的英雄气概，如《少年行》四首，写出大敌当前时，少年勇士的志气和本领；他还善于描绘边塞的景物，《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尤为人们传诵，它既写出边塞的开阔、广袤、深邃，又勾勒出浑然一体的塞上气势。在

《陇头吟》和《老将行》中，诗人描写军中赏罚不公，为潦倒的老将倾诉不平。王维的后期大多是山水田园诗，诗中渗透着佛家虚无冷寂的情调。《山居秋暝》表现了大自然的幽静恬适之美，审美趣味较高；《终南山》意境开阔，气魄宏伟；《竹里馆》意境空寂，感情寂寞，但诗人欣赏这冷漠的环境，体验着内心的孤独，沉浸于寂静的快乐之中。王维的诗具有多方面的技巧，叙事时大处落墨，简约而闳深，如《夷门歌》、《陇西行》；状物写景时不求词藻华美，只淡淡几笔就勾勒一个画面，表现一个意境。在山水诗的创作上，王维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自他起，山水诗中有了意境，融入了诗人的人格与精神。

仅存六首绝句的王之涣，在盛唐诗坛仍有一席之地。他的《凉州词》二首为边塞词，其一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壮美无比，通过塞外荒寒壮阔的景物，传达出征人生活的艰苦和思家的哀怨。另一首名诗《登鹳雀楼》充分体

现了盛唐时代积极奋发的精神：“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简洁凝炼，而且境界阔大，意味深长。王昌龄在当时也颇负盛名。他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表现了爱国豪情和乐观精神，如《从军行》七首；也反映了战士们的不幸遭遇及乡愁离恨，如著名的《出塞》。他的闺怨、宫怨诗很具特色，如《闺怨》和《西宫春怨》，把女子刹那间的感触抓住，用含蓄而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启发读者的联想。王昌龄的七绝没有闲笔，起句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如“秦时明月汉时关”，“青海长云暗雪山”；第三句又另开辟一层新意，把思想感情再深入一步，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过阴山”、“忽见陌头杨柳色”等都是让人意料不到的奇语妙笔，诗的结句则平实含蓄，余音袅袅，如“不破楼兰终不还”，“一片冰心在玉壶”，语尽思远。

高适、岑参都以写边塞诗著称，且都以七古见长，后人将高、岑并提，冠以“悲壮”风格。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仕途最顺达的一位。他的边塞诗深刻地揭露了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意见，同时流露出对士兵的同情，对将帅的讽刺。他最著名的边塞诗是《燕歌行》，以深刻的思想、爽快的语言和苍劲悲壮的形象而取胜。高适还有不少反映早年坎坷经历、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岑参的题材不如高适广泛，主要是边塞诗，他的思想也不如高适深刻，但在边塞诗的内容之丰富多样上超过了高适。岑参善于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这里有飞沙走石的景象（《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有边塞的严寒和大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他还写过热海和火山（《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岑参的不少诗描写战争场面，悲壮有力；写边塞风俗、帝府生活，真切朴素。总之，岑参诗感情炽烈，想象奇特，诗句瑰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川碎石大如斗”、“风吹红旗冻不翻”都为名句。同样是“悲壮”，高适的悲壮中带有质直古朴，岑参的悲壮中显得奇峭挺拔；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岑参则含蓄悠长，耐人寻味。

中、晚唐诗坛

中唐诗歌数量最多，流派也最多。然而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盛唐的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热情和理想退潮了，诗人们更冷静地思考社会问题，转向现实主义道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贯穿着整个中唐。追求奇险，情感哀伤或遁隐山林是诗人们的共同倾向。晚唐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人民生活更为贫困，诗坛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有所成就，诗人大都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爱情题材也十分流行；带有市民色彩的词也开始得到发展。

刘长卿与韦应物是中唐前期诗人，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他们借山水寄托对现实的不满，流露出希企隐逸的心情。大历年间（公元 766—779 年）一批刻意模仿盛唐诗风的诗人出现，即“大历十才子”，他们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追求声律和对仗工整，但对现实很少反映，且缺乏艺术创造力。其中卢纶的

《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较有名，其三尤其出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一股英雄气概洋溢诗中。李益是边塞诗人，为七绝能手。中唐时代国势的衰落在李益诗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回军行》写一支部队的溃退；《观回军三韵》写将军阵亡、部队回撤；《上汝州郡楼》反映的是中原战乱，边防空虚。李益的宫怨诗写得也很出色。

韩孟诗派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诗派，代表诗人有韩愈、孟郊、贾岛等，他们不满意大历以来的华贵平庸之风，而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

的弊病。其风格深险怪僻。韩愈的诗有不少反映社会的黑暗，如《归彭城》把政事的腐败和个人的失意结合在一起写，是一首深刻的政治抒情诗。他还有不少描写自然山水的好诗。韩诗特点是追求奇特的形象，用险韵奇字，想象丰富，且以文为诗，对宋代诗有影响。孟郊（公元 751—814 年）46 岁才考中进士，他登第后曾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但后来的生活远不如他期望的那么愉快。宋元人对孟郊的诗评价不高，觉得它“寒涩”、“穷僻”、“憔悴枯槁”，但清代人对孟郊的诗评价颇高，说它有橄榄回味，“卓荦偏才”、“最为高深”，。真实孟郊诗有种不平则鸣的气势，且刻意求新，则不免走上险僻一路去，加上心情郁闷压抑，所以笔下语词意像带有荒疏险怪色彩，他经常采用透骨钻心的动词、冰冷坚硬的名词和令人心悸的声音构成一组组险怪瘦峻的句子，如“峭风梳骨寒”（《秋怀》之二）、“老虫乾铁鸣”（《秋怀》之十二）、“瘦攒如此枯”（《秋怀》之五）等，正是这种险怪生涯使孟郊超越了大历诗人的平庸，开启新的诗风。孟郊亦有平易朴素自然的诗作，如大家熟知的《游子吟》。贾岛（公元 779—843 年）与孟郊齐名，所谓“郊寒岛瘦”，他以“苦吟”著称，特别注重炼字铸句，有关他的刻苦用心有“推敲”的传说，他自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他一生不达，从佛家寂灭中找寄托，诗中创造了一个空虚寂寞的境界。他长于五律，但只以片言只语取胜，缺乏完整的构思。贾岛清奇僻苦的诗风对后来的每个朝代的末期诗人，如唐五代、宋末四灵、明末钟、谭、清末同光派都有较大的影响。

刘禹锡（公元 772—842 年）曾与柳宗元一起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宦海沉浮使他的诗常常讽刺时政，发泄积愤。如《聚蚊咬》讽刺世俗小人“伤我”；《飞鸢操》笑骂权奸；《戏赠看花诸君子》及

《再游玄都观》既感慨身世又嘲讽权贵。刘禹锡有许多著名的怀古诗，语言平易，感情深厚，如《金陵五题》其一《石头城》、其三《乌衣巷》以终古不变的青山、明月，衬出六朝繁华俱归乌有，借燕子从旁点出堂中主人变换，写得委婉凄切。刘禹锡学习民间俚俗调写成的诗歌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竹枝词》具有健康开朗的情绪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著名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一诗，用谐语双关表现恋人的复杂心绪，有民歌的清新爽朗。

李贺（公元 790—816 年）是中唐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又是从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的代表者。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诗人，而且以虚荒怪诞的幻想著称。他的诗里斩龙使时光凝固（《苦昼短》）、敲太阳发玻璃声（《秦王饮酒》）、月亮如轮辗过草地（《梦天》）都极为怪诞，使他的诗歌显得既美艳绝伦又鬼气萧森。李贺讲究词语的翻空出奇，偏重于那些幽深凄楚瑰丽的字词，呕心沥血地追求语必己出；李贺的诗跳跃性大，节奏急促，变化无常，喜怒哀乐反差极大，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流畅连贯阅读思路，显出别一种风味。李贺著名的诗作有《雁门太守行》、《梦天》、《金铜仙人辞汉歌》、

《李凭箜篌引》等。

杜牧（公元 803—853 年）具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政治的得失，《过华清宫三绝句》为其代表；他的咏史诗带有史论色彩，如《赤壁》，《泊秦淮》，寄寓了历史兴亡之感。杜牧的七绝具有独特成就，《江南春》、《山行》以风流俊爽在晚唐独树一帜。《阿房宫赋》通过对秦始皇穷奢极欲的谴责，讽刺当朝大起宫室，显示

出民本主义思想，艺术上也颇具特色，前半篇描写瑰丽景色，后半是史论，二者有机结合。

李商隐（公元 813—858 年）是晚唐最好的诗人，在他的诗里有六朝骈文的用典精巧绵密细丽，有杜甫近体诗的音节浏亮顿挫抑扬，有李贺乐府诗的炼字着色瑰丽新颖，他融汇这一切形成扑朔迷离、朦胧含蓄的氛围，以一种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章法组成迷宫般的语意结构，来表达心灵深处难以言说的感受，形成别开生面的艺术风格。他的政治诗多半借古讽今，以咏史诗形式出现，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愚昧、无能。《隋唐》借隋炀帝亡国为唐末帝王敲警钟；《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求仙；《贾生》感慨贤才不为朝廷重用。爱情诗中既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和相思痛苦的描写，也有些是诗人借美人香草寄托怀才不遇之慨，如《无题》，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充满了迷惘的幻想：“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身无采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人的爱情有时格外真挚、虔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夜雨寄北》是怀念妻子的一首名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还写了大量的寄寓身世之感的抒情诗，《锦瑟》为其代表作，诗中哀悼自己理想的破灭，开句即为“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并用庄子梦蝶的典故、蜀帝魂化杜鹃的传说来自况理想的幻灭，怀才不遇，充满悲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这些诗句都融合了诗人潦倒的遭遇和时代的没落之感，形成凄凉感伤的情调。

晚唐的温庭筠、韦庄创作了一些艺术性较高的诗歌；唐末的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则直接继承新乐府运动的传统，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流派，他们多以律诗写时事，运用口语入诗，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唐代传奇和敦煌变文

中国古典小说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传奇这种新的小说体裁。“传奇”得名于晚唐斐铏写的小说集《传奇》，后成为这一类小说的统称。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它是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标志。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盛唐至中唐，是传奇小说的鼎盛时期，名家名作大批涌现，《离魂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

《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佳作，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一定的高度。

白行简的《李娃传》描写的是荥阳公子与名妓李娃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荥阳生进京赴考，遇名妓李娃，遂居其家，荡尽资财，落到为人唱輓歌为生，遭父亲鞭打抛弃。乞讨至李娃门前，李娃不顾母亲反对，收留了他，并自己赎身与公子同居，督促他苦读三年，终于登第，授成都府参军，李娃后被封为■国夫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李娃这个妓女的形象。她开始是以妓女的身份与荥阳生相处的，无钱时即离他而去；当公子沦为乞丐，为她受尽磨难，她便改变态度，真诚地帮助他；当公子当了官以后，她能正视自己的身份，毅然要离开他，丝毫不贪恋荣华富贵。她的地位是卑贱的，却有着高傲的人格，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塑造出这样的形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李公佐的《柳毅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以其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而著名。儒生柳毅应举下第，在泾阳遇到一美女牧羊，面带愁容，她是洞庭

龙君的小女儿，嫁给泾川次子，受尽虐待，请柳毅带信给父亲。柳毅践诺，使洞庭君救回爱女。柳毅拒绝了娶龙女的建议，回家后娶两妻均亡，后又娶卢氏，生一子。卢氏说自己即龙女，约柳毅同见洞庭，此后柳毅成为仙人。作者塑造了善良正直的柳毅形象，小说中对话生动，各个人物都有其鲜明性格。

《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是写梦，对热衷于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进行讽刺。唐传奇对后代文学产生过明显的影响。著名的《长生殿》取材于

《长恨歌传》，《西厢记》取材于《莺莺传》；后代诗词常借用唐传奇的典故，文言小说与之一脉相承，直至《聊斋志异》仍可见唐传奇的影响。

敦煌变文是指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讲僧和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变文即用文学表现佛教故事，后增加了一些非宗教性的内容，变成了一种通俗的民间艺术。变文采用诗文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式，有时还配合着图画。变文的内容分为讲唱佛经故事和讲唱人世故事两种。前者有《维摩诘经讲经文》为代表，后者有《伍子胥变文》为代表。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从中既可看到后代许多文学题材的根据，也可找到后代许多文学形式的源头，它是后世说唱文学的先驱。

唐五代词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即歌词之意，又称诗余、长短句等，词源于民间，中唐起，文人学习民间词，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韦应物的《调笑令》写边塞风光颇有画意；刘禹锡贬官巴楚学习民歌，作《竹枝》九首，清新活泼；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浅显平易，流畅自然，他的《花非花》迷离朦胧，开启晚唐诗风；传说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写得苍劲有力。

温庭筠（公元 801—866 年）是唐代写词最多者，词集《花间集》收有他六十六首词。他的词几乎全写爱情、相思，又多用女子声吻，色彩浓艳，词藻华丽，充满脂粉气，人称词风“香而软”。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写活了一个女子刚刚睡醒，正在梳装打扮的慵懒情态。他的词艺术上有特色，能把握每一丝细微的感情，以艳词秀句写出，兼有幽深、精艳之美，且意象若断若续，给读者以想象、回味的空间。他也有清新疏淡之作。五代后蜀赵崇祚辑录唐五代时期词人十八家，编为《花间集》十卷，是中国最早一部词集，因其词风大体一致，后称为“花间词人”，他们大多步温庭筠后尘，浓艳香软而不能自拔。其中韦庄与温齐名，他的词清艳疏朗些，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比较自然流畅，寓浓于淡。

在战乱频繁的五代，偏安江南的南唐聚集着一群中原文人，南唐统治者又爱好文学，南唐成了词的中心。冯延已是南唐词人中的代表。他不像花间词人醉心于女人的容貌、装饰，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哀愁，词由描写转为抒情，显得委婉幽深，如《鹊踏枝》。他还长于写景状物，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江上晚山三四点”（《归自谣》）等。南唐中主李煜存词四首，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代表作为《摊破浣溪沙》。南唐后主李煜是唐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李煜（公元 937—978 年）在位十五年，后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亡国前后的词呈现不同的面貌。他前期的词反映宫廷生活，和花间词无大区别；后期词风变化显著，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悲伤，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首，还有《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借助典型化的客观景物和富有诗意的比喻描写失去故国的悲痛，抒发愁情忧绪，使词成为个人抒情的方便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