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宋元文学1.概论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治中国三百余年。历史上称宋高宗南渡（1127 年）以前为北宋，南渡以后为南宋。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宋代，农业生产发达，工商业也有空前的发展，然而金人的大举入侵断送了这种繁荣。与汉、唐的扩大疆土的开国相比，宋代似缺乏“四方之志”，所以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几乎与王朝同时出现；靖康之变以后，悲愤的基调一直响彻在宋代文学之中，爱国忧国情绪是空前的。宋代文学仍以诗、词及散文占主导，诗词方面流派众多，尤其词的成就辉煌，婉约派与豪放派交相辉映。诗坛清除西昆体的影响之后，也走上健康的道路。宋代散文随着道学的影响加深而趋于浅显易懂，而诗歌却随着江西派势力的扩大而趋于雕琢博奥。古文运动的成果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都在北宋。在民间说唱歌舞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戏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宋杂剧为古代戏曲的雏形。在说话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端。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经历了 89 年。元朝地域辽阔，各民族联系密切，中外往来频繁，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期，诗、词、散文的重要位置被戏曲、散曲、小说等文学体裁所取代。杂剧、散曲合称“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并称为“元曲”，元代为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代，杂剧文学剧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成熟阶段；散曲为元代的流行歌曲，是词的通俗唱法，为新兴的诗体。元代的诗、词、文在文学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宋初期的文坛主要承袭五代的文风。诗坛有白居易体、晚唐体、西昆体。王禹偁在诗坛主盟一时，他主张师法白居易，推崇杜甫，他较长时间做过县官，了解民情，又具有社会责任心，所以其诗作常触及社会弊端，同情劳动人民，如《对雪》一诗，由茫茫大雪联想到运送军粮的民伕和边塞战士，并为自己不能为此尽责而自责。他还注意民俗民歌，《畲田词》五首用民歌调写成。王禹偁和柳开都是北宋初年提倡古文的作家。晚唐体作家中林逋最为有名，他隐居杭州西湖，有不少咏西湖风景的诗，尤其喜欢咏梅花，如《山园小梅》，很有韵味。西昆体因杨亿编集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诗集中的五分之四为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的诗作，这个诗派注重音节铿锵，词采精丽，还爱用典故以显示功力。西昆体因过于雕琢和掉书袋，以流作源，失去生命力。他们的散文风格也晦涩与堆砌词藻，同称西昆体。

欧阳修和北宋诗文革新

欧阳修（1007—1072 年）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在学术和文学方面为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在经学方面，欧阳修对《易》、《诗》、《春秋》都有研究，开启了“新义”解经的新学风。在史学方面成绩突出，他奉诏重编《唐书》，又独自编写《五代史》，总结历史为当代借鉴。《六一诗话》为诗歌评论方面开创了新形式。欧阳修继承韩柳传统，适应北宋政治改革的需要，领导了诗文革新，人称宋代的韩愈。他同样认为道对文起决定作用，“我所为文，必与道俱”，甚至提出，有道之士，并不一定能写文章，而道又以文传；但他并未把道与文等同，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提倡“文

简而意深”，主张平易自然而反对奇僻险怪。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很高，他不但提出了影响一代文风的理论主张，而且创作了优秀作品。他的政论文理直气壮，曲折流畅，很有气势。《五代史·伶官传序》为名作，写得抑扬顿挫，提出人事的作用，阐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他的记叙文质朴醇厚，裁节有法，并富有感情色彩，如为父母墓写的碑文《泷冈阡表》平易而情浓。著名的《醉翁亭记》如同一首散文诗，以滁州山中四时景色的优美及朝暮的变化，特别突出“山水之乐”，表现他虽遭贬谪仍能保持宽厚胸怀，与民同乐，显示出积极向上而富于大节的气度，语言流畅自然，一唱三叹，表达作者旷达的心境。《秋声赋》是一篇抒情散文，作者通过多种比喻具体描绘秋夜的声音，并进入深沉的思索。它打破了六朝到唐代的赋格，是“古文家”赋的成熟之作。欧阳修的诗歌也开北宋的诗风，主要是“以文为诗”和形式自由，语言自然通达，如《啼鸟》、《晚泊岳阳》等。欧阳修的词也很著名，他上承晚唐遗风，与冯延已相似，他作了二百多首词，大部分为离别相思之作，感情真挚，语言简洁畅达，在词史上有一定地位。

与欧阳修在政治主张和文学创作上有共同之处的范仲淹（公元 989—

1052 年）重视文章的风化作用，认为文章应“不专辞藻，为明道理”，他著名的散文《岳阳楼记》为贬谪邓州时作，运用写景、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方法，抒发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他的边塞词意境开阔，悲壮沉郁，一改词常描写风月男女的习惯。

苏舜钦和梅尧臣是齐名的诗人，但各有特色。苏舜钦为古文家，同时善于草书，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诗有高昂的激情和爱国忧时的感慨，雄放不羁，意境开阔。梅尧臣的诗歌主张“刺”与“美”，提倡诗“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富有意境，其诗作笔触细致，颇有新意，他对宋诗的发展有开拓之功。

王安石（1021—1086 年）散文和诗歌是他的艺术主张“文贵致用”的体现，散文有各种体裁，以议论文最出色，如《答司马谏议书》，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指责王安石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以此文予以回击，文章理足气盛，言简意赅，表现作者的进步思想，他的政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洁，有种刚毅果断的政治家气质。王安石的记叙文亦有佳作，如《游褒禅山记》夹叙夹议，用笔曲折，寓意深远。王安石的诗歌与杜甫诗相近，不少诗表现了要求改革时弊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如《河北民》写河北地区人民的苦难。他的咏史怀古诗篇都有所寄托，著名的《明妃曲》有不少名诗人写了和诗，勾画了明妃的形象及她对家国的怀念，并流露出不为人理解的慨叹。王安石的抒情写景诗名篇不少，

《江上》、《泊船瓜州》均以精巧的形象来营造清新的意境，平易近人。柳永及其他词人

柳永（公元 980—1053 年？）是北宋第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由于长期与伎女、乐工相交往，颇有浪子作风。据说当年有人向宋仁宗推荐他，仁宗说，此人风前月下，浅斟低唱，且去填词，因此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三变为其原名。柳永词有二百一十多首，主要为妓女而写，其爱情的描绘颇为深刻，如[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一首，写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雨霖铃]为其代表作，以秋景来写离情，眼前的分别和别后将出现的思绪，渲染得曲折委婉动人，其名句“今霄酒醒

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人传诵。[八声甘州]也是名词，写得意味深长。柳永词标志着北宋词发展的一个转折，他和乐工一起，创制了以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的慢调，为词体的进一步完备和繁荣打下了基础。柳永还吸收口语入词。而柳词也为金元曲子开了先河，在词曲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晏殊、晏几道父子也是名家。晏殊曾官至枢密使，很注重引进人才，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他门下。他著有《珠玉集》，词大多有较深哲理，耐人寻味。写离别之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塑造了这样的意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被王国维喻为“古今成大事，大学问者”的第一境。[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表现了伤春情怀，其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工巧自然，孕含着人生、宇宙的哲理。晏殊词语言疏淡闲雅，写艳情而不纤佻，有一种旷达的胸襟。晏殊的幼子晏几道仕途不畅，生活穷困潦倒，词风与父亲相近，但更多些真切的哀思。代表作为[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和[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都为描写爱情，前者是对歌女的怀念，后者写与情人的重逢，写得缠绵悱恻，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名句。

北宋后期文学

黄庭坚在诗歌方面影响较大，而且崇拜者不少，后形成了江西诗派。他的诗论引人注目。提出不要有意为诗，而是情感的按捺不住的流露，在诗法上要“点铁为金”、“夺胎换骨”，即进行新的创造。但他以学问为诗，流源颠倒，他的追随者愈走愈窄了。黄庭坚的诗作也力求新奇，喜用典故，有意造拗句、押险韵，诗风瘦硬峭拔。代表作有《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等。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江西诗派由此得名。江西诗派中的二十多人大多不为江西人，但与黄庭坚有共同的文学追求，他们反西昆体的形式主义但又落入了新的形式主义。

秦观和周邦彦都属婉约词派。秦观（1049—1100 年）字少游，词作有《淮海长短句》。他词境凄婉，常是与歌妓往来时所作，他的[满庭芳]曾名动一时，因首句为“山抹微云”，故苏拭戏称他为“山抹微云君”，词的上阕写离别的凄切情景，下阕写别离的感伤情绪，刻划出离人的迷茫情绪，其名句有“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鹊桥仙]（纤云弄巧）以牛郎织女七巧相会的传说为题材，歌颂他们之间美丽的爱情，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广为流传。秦观贬官后还写了不少羁旅行役的词，如[踏沙行]（雾失楼台）为贬谪郴州所作，结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为人称道。秦观的词富于情感且音律工整，辞意畅达，对周邦彦很有启发。周邦彦（1056—1121 年）著有《清真词》，有过与柳永类似的经历，且长于写羁旅离别之苦，人们把他与柳永并称；又因长于词律，用语清新，与秦观并称。他对慢词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既善于叙述，又长于概括是周邦彦词的特点，如[兰陵王]（柳阴直）；他还擅长融化唐人诗句入词，如[瑞龙吟]（章台路）融杜甫、刘禹锡、杜牧、李贺及温庭筠的诗句于自己的怅惋之中。他的小令也颇清新，[苏幕遮]（燎沉香）为词人客居京华于清夏思乡之作，由眼前荷叶思念到家乡的湖塘，很有情致。

南宋前期文学

李清照（1084—1155 年？）是著名女作家，她与太学士赵明诚结婚，唱诗和词，志趣相谐。后丈夫病死，经受家国变乱，她辗转漂流，于孤苦中度过晚年。李清照在诗与词两方面均有造诣，她的诗风格完全不同于词，表现

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散文《金石录后序》回忆婚后 34 年的忧患得失，感情真挚，文笔动人。李清照的文学家地位是由词奠定的，是婉约派的代表。她词的主题是爱情和离情别恨，她以女作家的内心体验描写对生活、情感、自然、人生的感受，一扫词坛的艳丽风格，而于委婉细腻之中传达清高的意趣，营造出一种空灵的境界。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和[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都为思念丈夫的作品，她捕捉住瞬间的感受，用富有形象的比喻和清淡的语言传达出来，使抽象的难以言传的情感易于为读者感受与体会，其名句“人比黄花瘦”，“一种相思，两种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更是流传甚广。她的[声声慢]（寻寻觅觅）用大量的叠字渲染情感， “怎一个愁字了得”，更是把“愁”无限地扩大，引人共鸣。李清照的词还常常用今昔对比来诉说愁绪哀怨，格外令人心碎，如[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回忆往昔繁华岁月，而今“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载不动，许多愁”，深深地打动人们。当然她也有豪放的词作，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海雾）。李清照的词以俗为雅，她深厚的修养使俚俗口语焕发出清新之意；词的意境含蓄而空灵，感情丰厚而情境自然，了无雕琢之态，而是一派真纯。她还有《词论》一文，对一系列作家进行评论，主张词“别是一家”，要求协音律，有情致。

宋朝南渡，国破将亡家失，许多关心国家的作家以郁愤之情作词，形成慷慨昂扬的风格，是为豪放派。张元干、张孝祥、岳飞都有力作，他们或抒发报国无门的愤慨，或悲悼抗金志士的不幸，感情沉郁，慷慨悲凉。诗歌领域也在抒发靖康之难后的感慨，陈与义属江西诗派，南渡后写了《伤春》等忧国伤怀的诗篇。吕本中的诗表达的是流亡者思乡的心境。杨万里以写景咏物见长，在《初入淮河四绝句》中同样渴望国家的统一。范成大的作品大多反映农村生活，有《四时田园杂兴》组诗，《州桥》抒发的是故国之思。

南宋后期文学

姜夔（1155—1221 年）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的词格律严格，清峻峭强，名篇有[扬州慢]。扬州曾两次遭金兵破坏，这首词作于第二次扬州遭劫，作者追怀丧乱，感慨今昔，感情悲怆。他的咏梅词[暗香]、[疏影]为代表作，后人称为“绝唱”。吴文英是南宋词作家中数量仅次于辛弃疾的作家，[八声甘州]为代表作，作者用意识流的方法打破古今界限，创造幻境，很有特色。有人称他与姜夔为“格律派”。

诗坛有所谓“永嘉四灵”，因四个诗人徐照、徐玑、翁舒、赵师秀的名字中均有“灵”字又同为永嘉人而得名。他们追求野逸清瘦风格，在炼字造句上下功夫，灵秀而无内涵。“江湖派”受四灵的影响，因《江湖小集》而得名，其中戴复古有一些伤时忧国的作品。文天祥（1236—1282 年）是爱国将领。他在《扬子江》一诗中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他出使元军被拘后所作的诗，慷慨悲壮，如《过零丁洋》、《正气歌》。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座右铭感召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

宋代的文学批评之作日益增多，朱熹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的《四书集注》、《诗集注》、《楚辞集注》存诗一千多首。他以理学家的眼光评判文学，有重理义轻文章的偏颇，但对作家作品颇多真知灼见。严羽是南宋后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沧浪诗话》是一部系统的诗论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和诗论影响较大。

辽金文学

辽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916—1225 年）；金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1155—1234 年）。元好问是金元之际产生的杰出诗人。元好问（1190

—1257 年）可谓此时的文坛宗主，编了金诗总集《中州集》，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他有创作纲领《论诗》绝句，提倡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认为好诗应以清新自然、刚健有力的风格表达高情壮怀，为此，诗人应忠于现实。元好问既有进步的文艺观，又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希望治理国家，减轻人民负担。他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金末蒙古初期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蒙古灭金过程，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雁门道中书所见》。他还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如《游黄华山》、《赤壁图》等。元好问诗步杜甫，词学苏辛，文亦有成就，是金元两代大家。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且代表诸宫调兴盛水平的作品。诸宫调产生于北宋，盛兴于金及南宋，因为它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联成长篇来演唱各种故事而得名。作者董解元可能是一位姓董的书生，《西厢记诸宫调》与原来的《莺莺传》有了根本的不同，由张生的始乱终弃改为歌颂崔张爱情，张生忠于爱情，莺莺也成为一个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反抗人物，红娘的地位也更重要，为以后戏曲小说人物的塑造开创了先例。这是很成熟的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有 193 个套曲， 5 万多字，结构宏大曲折，语言形象活泼，对元杂剧《西厢记》很有影响。

宋元话本

话本原为“说话”艺人的底本，也即说书，讲说故事之意。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说话伎艺非常兴盛，为说话编写话本大量产生，并整理加工，刊成读物。话本分为讲史话本（讲叙长篇历史故事）和小说话本（小说家的底本）两种，其实话本是在宋代说话基础上产生的白话小说，且艺术相当成熟，对以后的白话小说的发展极有影响。讲史话本是很受市民阶层欢迎的伎艺，著名的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小说话本数量较多，它有的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也有的从《太平广记》、《夷坚志》中选材加工而成。内容是反映婚姻爱情、描写诉讼案件和神怪故事等。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成就最高，主要反映的是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反抗，如《碾玉观音》写一个平民女子与一命运相同的男子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他们为爱情婚姻而顽强斗争的精神。《快嘴李翠莲》塑造了一个不愿受三从四德束缚的媳妇形象。公案小说也有佳作，如《错斩崔宁》写的是著名的“十五贯”谋杀冤情。小说话本基本上都以市井平民为主人公，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以白话口语叙事状物，而且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都为以后小说、戏曲的发展开创了道路。

元代杂剧

杂剧产生于金末元初的蒙古时期，是新兴的文学体裁。城市经济的繁荣使杂剧获得了生长的有利条件，而戏曲本身的发展也为杂剧奠定了基础，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为杂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杂剧是韵文和散文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其结构一般由四折组成，“折”为音乐的单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幕，四折以外所加的场次为“楔子”。杂剧的剧本主要由曲词和宾白组成，曲词受诗词的影响，抒发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渲染场景，有严格的韵律要求。宾白包括对白和独白，由白话和韵语组成。杂剧中的角色分工细密主次鲜明。杂剧每折一套曲子同属一个宫调，类似今天歌曲的曲调，

如 A 调、B 调。从题材上看，元杂剧反映的生活面较以前的文学宽泛而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在此亮相，也更具有社会批判性，更多地代表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和审美情趣。关汉卿为最伟大的杂剧作家。

白朴（1226—？）是元前期著名杂剧作家，他带着家国之恨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拒绝出仕，把一生精力投入创作。他的杂剧以历史传说和爱情故事为内容。《梧桐雨》是他获得盛名的历史传说剧，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通过唐明皇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一代兴亡的变化。唐明皇在太平时日贪图安逸，据子妃为己有，且“目不识人”，对败将安禄山委以重任。安禄山起兵时，他正沉缅于歌舞之中，敌人袭来时，兵不满万，无力抵御，只得避兵幸蜀，终至马嵬坡兵变，杀死杨国忠，马践杨贵妃。最后一折，唐明皇在雨滴梧桐叶上的阵阵雨声中惊醒了与杨贵妃重逢的美梦。《梧桐雨》如同一部抒情诗，迷惘而悲凉，作者寄托了自己缅怀故国的情思，无限悲哀。《墙头马上》也是白朴的佳作，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勇敢冲决封建礼教的妇女李千金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喜剧性。

马致远（1250—1324 年？）著有杂剧 16 种。他既经历过动乱的战争，也经历了元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作品带有前后期的痕迹。他感情丰富而喜欢冥思苦索，一生坎坷，使作品有了深厚的力度。《汉宫秋》为马致远前期代表作，也是最早有关王昭君出塞故事的戏曲剧本，马致远不拘泥于史实，把王昭君塑造成一个热爱祖国并在民族矛盾中保持崇高气节的优秀妇女，对历史上的亡国之臣予以谴责；同时作者借历史的兴亡聚散抒发了自己忧国伤怀的胸臆。《汉宫秋》语言凝炼，人物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准确而深刻的表现。马致远描写景物的散曲代表作是《秋思》[天净沙]小令，一位天涯游子的感情寄寓于景物之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篇几乎全是名词无动词，将一个个客观景致陈列于读者面前，使人产生无限的惆怅心绪。作者由此得“秋思之祖”的美名。

王实甫以创作爱情题材的高峰之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而成为杂剧的著名作家。《西厢记》是一部以多本连演一个故事的杂剧，一共五本二十折。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前朝相国女儿崔莺莺与书生张琪佛寺相遇，一见钟情；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声》写莺莺貌美为孙飞虎围困，老夫人宣称救女儿者可娶女儿为妻，张生挺身而去，事成后老夫人毁信，红娘见义勇为，为二人出计谋；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张生为莺莺一病再病，莺莺情感与礼教相冲突，内心矛盾重重；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写莺莺终于冲破精神束缚，与张生在西厢相会；老夫人拷打红娘，并被迫答应，一朝张生考官后，才可再会；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写张生进京一举及第，经过曲折，终于与莺莺成亲。《西厢记》比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了提高，传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情节冲突更为集中，并由男女爱情推及到它的社会意义。它在爱情主题的文学史上亦有地位，《西厢记》第一次完整地写出恋爱过程和恋爱心理，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里程碑。

《西厢记》还成功地塑造了莺莺的形象，她由一个深沉幽静的少女逐渐地觉醒，并开始追求自由的爱情，终至走上与传统观念叛逆的道路。她的心理有着可信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红娘在《西厢记》中也是一个主要角色，二十折戏中八折为红娘主唱，她在剧中担任着穿针引线的人物，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在男女主人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由于她在男女相爱过程所起的突出作用，

如今“红娘”一词已成为爱情搭桥人的总称。总之，这是一部具有进步的思想意识和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

元朝前期还有高文秀、康进之等一系列杂剧作家，他们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兴盛局面。元后期的杂剧家以郑光祖影响大，代表作有《王粲登楼》和

《倩女离魂》。元代杂剧作品中无名氏的作品亦有成功之作，如《赚蒯通》以汉功臣韩信被杀的冤案揭示历史上的不平；《连环计》、《马陵道》都流传较广；《陈州粜米》为包公戏中优秀之作，揭露统治者的罪行。

元代散曲

散曲相对于剧曲而言，有科白、装扮起来演唱的为剧曲；清唱的为散曲。散曲是一种新兴诗体，兴于金末元初，董解元首创。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为独立的只曲，句式长短不一，有一定格式，可以加衬字，更为生动，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数又称散套，由两支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联合而成的组曲。套数要一韵到底。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著名杂剧家也是散曲大家；张养浩、张可久、乔吉等为后期散曲代表作家。

宋元南戏

南戏亦称戏文，与北杂剧相对而言，它产生于宋南渡以后。它的每个剧本没有一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也不要求通押一韵；登场的角色没有限制，可生可旦，不必一人唱到底，比较自由灵活，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和情感的表达。《琵琶记》为南戏成熟的标志，并逐渐取代杂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清以后称之为传奇。《琵琶记》的作者为高明（1305—1359 年？），他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成《琵琶记》，虽然作者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的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孝子、烈女，但客观上达到了揭露元末政治黑暗和流露忧国忧民的思想。作者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素养，艺术成就很高，其结构布局最为成功，通过对比方法突出戏剧矛盾，悲剧气氛浓厚；词采丰厚，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戏剧语言贴切细腻，楚楚动人，人物的心理由委婉的曲词表露出来。高明在民间创作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末还有四大戏“荆、刘、拜、杀”，即《荆钗记》、《白兔记》（《刘知远》）、《拜月亭》和《杀狗记》。其中《拜月亭》成就最高，作者存疑，它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的南戏，它的语言质朴明白且有余味，有很好的舞台效果，情节也曲折富于巧合，充满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