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礼拜祭祀的洞经音乐

云南洞经音乐，是云南特有的地方民间音乐品种，是一种以民俗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民间音乐形式。“洞经音乐”是以弹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奏唱经书中诗赞的音乐即是“洞经音乐”。

洞经音乐旋律古色飘香，格调庄严肃穆，唱腔清脆、圆滑，具有滇戏剧曲韵味，又兼佛教道教音乐风格，既能表现雄伟壮丽、气势磅礴的场面，也能表现优雅婉转的意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能为民间演奏，因其旋律优雅动听，音韵自然流畅，被称为“雅乐”或“仙乐”。

明代初期，大量中原音乐文化随移民进入云南，在部分中心城镇，陆续出现了一些雅集型文人乐社，常聚会唱奏从中原各地带来的各种曲调以抒情怀，其中也唱奏一些道乐诗赞，这为尔后洞经音乐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音乐文化基础。

约于嘉靖中晚期至隆庆年间，大理地区的文人在成都得到了此时已刊印成书、并由朝廷诏颁天下各大道庙的正统《道藏》中的《文昌大洞仙经》，回乡后便开始用乐社中的各种音乐曲调来演唱经书中的诗赞，并逐步形成规模，之后人们便把这种音乐形式称为“洞经音乐”。

在洞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云南历代文人曾广泛借鉴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各种民间音乐形式，如道教科仪音乐、北方的吹打乐、江南的丝竹乐以及宫廷音乐、祭孔大晟乐等，它全面继承了儒家“礼乐之教”的音乐传统，逐步成为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大成、熔吹拉弹打唱为一炉、代表儒家音乐文化的民俗礼仪音乐。

洞经音乐约于明末由大理地区传入昆明，清待康熙中晚期至乾隆年间开始在云南各地传播，嘉庆、道光年间为其鼎盛时期。

光绪后期，洞经音乐开始走出封建士大夫文人阶层把持的雅乐殿堂，迅速普及到农、工、商各界并流传到许多乡村集镇。

洞经音乐组织的成员，在明清科举时期，以爱好音乐的、有功名禄位的文人儒士为主；如举人、学监、秀才、拔贡、庠生、廪生、附生、童生等；也有习武的武举、游击、都司、武秀才、武生之类。

洞经音乐组织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作“会”，有的称作“学”，也有的称作“坊”、“堂”或“坛”的。

如大理县城的“宏仁会”、“福缘会”、“鹤云会”、下关镇的“礼仁会”、“崇文会”等；在昆明则大多都称为“学”，如“同仁学”、“宏文学”、“保庶学”、“崇仁学”、“桂香学”、“启文学”、“文明学”等。

洞经会做会主要是向所崇拜的圣贤进行礼拜祭祀，祭祀的圣贤神灵很多，主要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以及岳飞等。

此外，民间信仰的许多神灵牌位也是祭祀中供奉的对象，如“三清”、“四御”、“三官”、“斗父斗姥”，“东西南北中斗”、“雷神”、“财神”、“城隍”、“山神”、“土地”以及佛教的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等。但洞经会不祭祀道教各个门派的历代祖师。

洞经的祭礼活动一般是该圣贤的诞辰日之时，到这些神庙中去开坛祭奠。如：二月初三“文昌会”，六月二十四“关圣会”，八月二十七孔子圣诞。另外，为了祈年保境，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年春天，择吉日要举行斋醮活动，称为“太平会”。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洞经会在云南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书体系，每一部经卷都有完整的结构和谈演套路，有着“引、起、承、转、合、收”的严谨格局。

每一部经为了适应讲唱的特点，文学体裁形式有白文和韵文两种相间交错，白文是讲读部分，语言声调有一定的抑扬顿挫和节奏感，类似朗诵诗词。

韵文是诵唱部分，韵文的句法结构有四言句、五言句、七言句、长短句等四种；句数为四、六、八、十等偶数，这种句法句数能灵活地与音乐曲调相配合，使一些曲调一曲多用，易于更换唱词。

音乐曲调的布局与经文严密配合，形成有对比变化的联曲、套曲结构。洞经音乐中使用的曲调，从名称来看，有唐宋词调，有元代南北曲，更多的是来源于明清的时调小令等杂曲；也有为数很少的道曲、道腔、佛曲。

洞经音乐曲调，基本分为经曲与曲牌两大类。经曲依曲填词进行演唱，韵文体有“四言句腔”、“五言句腔”、“七言句腔”、“长短句腔”等；白文体有“白文诵腔”、“读表腔”等。曲牌根据使用乐器的不同，有“大乐曲牌”、“细乐曲牌”、“锣鼓经曲牌”等三种。

洞经音乐的乐队组织形式按演奏人员的职责分工，分为“上座”与“下座”两班。上座又分为“左案”4人，“右案”4人，这一部分人员坐于经坛大殿之内，以演唱经文诗赞为主，兼奏各种打击乐器，是打击乐与声乐声部。

下座是演奏吹管乐、弹拨乐、拉弦乐声部等丝竹管弦人员的，坐于台阶之上的大殿门外左右两侧，人员无定数，视乐器多少而组合。

全部乐队成员一般讲究8的倍数，最少为16人，常见的是24人，过去昆明最大规模曾经有过64人的宠大阵容。这是文人们借鉴《祭孔大晟乐》之六佾、八佾定制所为。

上座中设“首座”一人，坐在左案之首，是乐队的总指挥，也是整个洞经会中技艺最全面的核心人物，不仅要精通经籍，能熟唱所有经腔，熟背所有曲牌，而且能掌握吹、拉、弹、打各种乐器；手中操持着板鼓木鱼，因此又称作“司鼓”。

“副坐”一人，是首座的助手，他是经曲的主要演唱者，坐于右案之首，兼敲击磬、大锣，所以又称为“司磬”、“司锣”。“左案”、“右案”的二、三、四座分别演奏各种打击乐器及演唱经文诗赞。

洞经音乐中使用的乐器很丰富，达50多种，但各地多少不一，互有差异，不尽相同。

洞经音乐的乐器组合形式有“细乐”、“大乐”、“锣鼓乐”三种类型。

细乐，即是丝竹乐配以云锣、碰铃、木鱼等打击乐器的组合形式。“细乐曲牌”是洞经音乐中数量较多的一类，曲调多悠扬委婉，有的则轻快活泼，其来源丰富广泛，主要使用于开坛收坛、上香上供、跪拜叩首等时。用细乐伴奏的经曲称为“细乐经曲”。

大乐，即吹打乐形式。以大小唢呐为主奏乐器，配合以大锣、大堂鼓、大钹、大铙，这时丝竹乐也可加入。此类曲牌，有的气氛热烈欢快，有的庄重雄伟，主要使用于开坛收坛时。用大乐伴奏的经曲称为“大乐经曲”，曲调有“开经偈”、“收经偈”、“礼请”、“送圣”等。

锣鼓乐，即使用时可套打在曲调进行中，也频繁衔接在“曲牌”和“经腔”之后作曲调的收头。锣鼓乐中根据乐器不同，有武打和文打之别。

由于各地曲调、乐器来源不同及各地乐队组织形式的差异，所以云南洞经音乐也有着地域风格和流派的不同。各地曲调汇总数约3000多首。

[旁注]

《文昌大洞仙经》最早始于汉代，俗称《三十九章经》，是一本修身养性，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久视的“丹经”书。魏、晋时先后经茅盈、魏华存夫人、许迈等传至唐代；冠以“文昌”是宋、元道士所为。

《道藏》是道教经籍的总集，是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典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和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

儒家　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科举制　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607年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8年。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理论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斋醮　道教仪式。道士们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手持各异法器，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这就是道教斋醮科仪，俗称“道场”，谓之“依科演教”，简称“科教”。

木鱼　打击乐器，原为佛教“梵吹”的伴奏乐器。因外形像鱼头而得名。木鱼呈团鱼形，腹部中空，头部正中开口，尾部盘绕，其状昂首缩尾，背部呈斜坡形，两侧三角形，底部椭圆；木制棰，棰头橄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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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洞经音乐的乐器基本是吹、拉、弹、打四类。

吹管乐器有小唢呐、大唢呐、竹笛、洞箫、笙、筚篥、凤箫、瓷埙等。

拉弦乐器有：小胡琴、胡琴、葫芦胡、中胡、大胡、低音大胡、哑胡、壮族马骨胡或牛骨胡等。

弹弦乐器有：小三弦、京三弦、剑川龙头大三弦、琵琶、双琴、古筝、瑟、胡拨、七弦琴及中阮、扬琴等。消失的有竖箜篌、弯担琴、八音琴等。

打击乐器有：提手、单皮鼓、大小木鱼、击子、钹铃、手铃、双星、九音云锣、铛锣、锣、小锣、苏锣、筛锣、大钹、大铙、大镲、小镲、大小堂鼓、铜钵磬、寺庙悬鼓、寺庙铜钟、寺庙云磬、寺庙大鼓等。过去还有金钟、玉磬、方响等摆设，但不敲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