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而后知

在认识方法上，庄子主张“无知于物而后知‘道’”。在他看来，具体的客观事物无是无非，但全体的大道却有是有非。因此，人们没有必要认识客观事物，而应当直接去体认神秘的“道”。

如何认识大道呢？庄子认为语言不能把握大道。因为“道”是“大全”， 是世界的整体，是无限的，而语言都是具体的、有限的，具体有限的名称是无法把握整体、无限的义蕴的。庄子在《天道》篇中用一个“轮扁削轮”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有一天齐桓公在殿上读书，很入神。这时，有个叫轮扁的工匠在大殿附近削车轮，他见齐桓公读得聚精会神，就放下手中的工具走到齐桓公身旁，问齐桓公：“请问，你读的是什么书？”齐桓公正读到兴头上，头也不抬地说：“是圣人的书。”轮扁又问：“那么，这位圣人还在吗？”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便说：“圣人已经死了。”轮扁又接着说：“既然圣人已经死了，那你读的书就是糟粕了。”齐桓公勃然大怒，对轮扁斥责道：“我读圣人的书，你怎么随便可以议论呢？你要是能说得出理由还可以， 要是说不出理由，我就要处死你。”

这时。轮扁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用我削车轮的事来说说这个道理。每次我削车轮，削慢了，车轮就松滑而不坚固，削快了，又太紧固了而不能转动，只有不紧不慢恰到好处，才能削出上乘的车轮，这其中肯定是有一定奥妙的，可是我又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摸不透奥妙，也做不好这份事情，我已经 70 多岁了，还是一个人削车轮，我的绝技没法传授。这样看来，古时候的人说不明白的道理随着他们都灰飞烟灭了。你现在读圣人写的书，还怎么会是圣人的思想精髓呢？只能是糟粕。”轮扁的一番话使齐桓公恍然大悟，既然古人思想中的精髓是无法表述

的，那么耳闻目睹的只能是古人思想中的糟粕了。庄子后来说：“可以用语言议论的，乃是一些粗浅的事物；可以用心意传达的，才是事物的精华。要是语言没法说得清楚的，心意又不能表达的，则是事物的精华中的精髓，那

就是关于道的真知。”

不但语言不能认识和把握大道，人的感觉和经验也不能认识和把握大道。所以，庄子总是说“五色乱目”，“五色乱耳”，“五味浊口”，“五臭（气）熏鼻”，极力主张人的认识应当同外物隔绝，要求人们“目无所见， 耳无所闻，心无所知”。他曾感慨地说：“塞上你的聪耳，闭上你的明目吧！ 认识的越多，对于道就越是一种毁败。”可是，如果一个人真的闭目塞听， 与世隔绝，那意识又如何活动，如何作用呢？庄子说：“让你的耳目向内用力吧，不要使用你的心智了！”庄子这样讲的，并不是要人真正的停止意识活动，不去认识了，而是把“心无所知”作为真正的意识活动，以知“道” 为意识活动的最终目标。他曾说过“以无知知”（用你的无知去认识道）的话。“无知”是说“闭目塞听”，于物无知；“知”，是知“道”。以“无知”为手段，以知“道”为目的。所以，“以无知知”，也就是“无知于物而后知‘道’”。他还讲过“无知而后知”的话，意思也是指“无知于物而后知‘道’”。

不过，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于物“无知”，又怎么能知“道”呢？庄子把关于“道”的知识叫做“真知”。所谓“真知”，庄子认为有三方面内涵。首先，“真知”是对道的认识和把握，是从道的立场看待万物的变化，把宇宙当成混沌无形的整体把握；其次，“真知”能够从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中了解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也能更好地遵从道的规律；再次，“真知”也是一种内在的知识，即通过自我体验才能获得。但是，人究竟怎样才能获得“真知”，洞悉大“道”呢？庄子认为，要想得道成真，首先就应当做真人， “有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但什么是真人呢？庄子认为，掌握了大道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庄子便在“真人”和“真知”两者之间循环定义。但是，我们关心的是，究竟怎样才能成为“真人”。这个问题解决了，如何认识“道”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庄子终于告诉我们说，通过“坐忘”，和“心斋”就可以成为“真人”，达于大道。

庄子认为，要想做到“坐忘”，首先应该做到“无心”，要“心如死灰”， 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即所谓“无思无虑”。《应帝王》中有个寓言， 说“中央之帝为混沌”，没有耳目七窍。南海、北海二帝去混沌家做客，混沌“待之甚善”。二帝为报“混沌之德”，帮助混沌“日凿一窍”，结果“七日而混沌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人最好像混沌之帝那样一窍也没有，不同任何外物接触，那就修养到家了，那就是“真人”。不过，人们可以问问庄子，你是否打算挖掉你的眼睛，塞住你的耳朵？你一天哇哩哇啦，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看来你的心并未死灭吧！你讲的那个“混沌”，既然对南海、北海二帝“甚善”，恐怕也是一个有心之人吧！

为了进一步说明“无心”，说明“无思无虑始知道”，庄子在《知北游》篇中又讲了一个寓言：有一人名叫“知”的人，向一个名叫“无为谓”的人去请教“何思何虑则知道”。结果，“知”问了三遍，“无为谓”却不回答。“知”又去问一个名叫“狂屈”的人。“狂屈”说他知道，但他说他刚要回答，又突然忘掉了自己要说什么。“知”又去问“黄帝”，“黄帝”说：“无思无虑始知道。”这样看来，黄帝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无心”、“无思无虑”？在庄子看来，不但没有，而且还差得很远。为什么？因为黄帝既然知道“无思无虑始知道”，而且又给别人讲出来，说明他这未死，意识还未达到无思无虑的混沌状态，因而，他“坐忘”的功夫并未修炼到家。庄子认为，

真正修炼到家，达到“坐忘”境界的，应当是那个三问而不答的“无为谓”。“狂屈”不过接近罢了。不过，人们还可以再问庄子，你整天讲什么是“道” 呀，如何“坐忘”呀，如何得“道”呀，那你不正是黄帝那样的人吗？你自己不是也和“无为谓”差得很远吗？

混沌的故事，是说不要耳目感觉，从而达于“无心”。《知北游》所讲的寓言，是说不要心智思虑，也不要语言。这些内容加在一起，就是庄子所讲的“坐忘”。至此，关于庄子的“坐忘”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所谓“坐忘”，就是通过静坐无心而达到的一种混忘一切的意识状态。混忘一切，即忘己忘物，忘是忘非，忘古忘今，忘寿忘夭，忘生忘死。这也就是郭象在给

《庄子》一书作注时讲的那种“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甚至讲，毁掉你的肢体吧，弄掉你的耳目吧，离开你的肉体形骸、去掉你的思虑吧，这样你的意识就可以与“道”融通为一，这就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记”） 达于“坐忘”境地的人，就是“真人”。

庄子认为，要想达于大道，成为“真人”，还需要另一种功夫，即所谓“心斋”。其实，庄子讲的“心斋”，同“坐忘”是一回事。“心斋”并不是现在人讲的不饮酒、不吃荤的斋戒，而是人的心灵、精神的一种斋戒。这种精神上的斋戒，指的是不要用耳去听，用目去视，用心去想。不用耳听目视，即不同客观事物接触；不用心想，即“无思无虑”。总之，要让人的心始终处在一种斋戒、空虚的状态，像空气那样空虚，空虚到连自己的存在也忘了。这样，就修炼成了大彻大悟的得道“真人”。

庄子曾借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来阐明“心斋”的实现途径。颜回开始以为“心斋”如同斋戒，许诺能经常做到。孔子告诉他：“祭祀时的斋戒和心斋是两回事，根本不同。你要心志专一，先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体会，以后再不用心去体会，而用气去感应外物，耳的作用仅是聆听外界声响，心的作用也只是为了感应一种现象，只有气才会以它的空虚明静容纳外物。你只要达到空明的心境，自然之道便能与你相应合，心斋就是这种虚静澄明的心灵状态。”“心斋”体现为一种心境，摈除了任何欲念和成心，能完完全全地反映出道的本质，体现出“真知”的意义。

庄子把“心斋”和“坐忘”看成是真人获得“真知”的唯一途径，通过这种“虚”和“静”的功夫，将人所固有的各种是非之心和情绪欲望逐一化解掉，保持心灵的绝对纯净，实现心与道的相互冥合。这就是古人智慧的最高层次，也就是把握了关于宇宙的整体性知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