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与“不材”之间的应世之道

如果说庄子的“无用之为用”体现了道家顺随自然的人生智慧，那么他从现实当中感悟到的处“材”与“不材”之间的处世哲学，则反映出他生逢乱世而迫不得已的政治方略。

庄子生当乱世，置身在一个昏君乱臣的朝代，非但政治抱负不能实现， 甚至连个人的生命都朝夕难保。当时卫国的国君非常昏庸无道，他独断专行， 丝毫不珍惜老百姓的性命，动辄就发兵征战。大战过后，必定是死难者堆积如山，弄得民不聊生。连孔子这样怀道济世的圣人都远远地避开卫国，不想被无辜地杀戮。他告诫颜回说：“古时候的圣人是先充实了自己，然后才去扶助别人。如果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障，还怎么去纠正暴君的过失呢？以前我愿意到战乱之国去济世安邦，现在看来都是不足取的行为啊！”他历数了关逢龙、比干等忠臣为了直言谏议，被昏君残酷杀害的例子，说明深入危国乱邦去谏劝暴君实行仁政，只会白白地牺牲性命。

大势已去，这位一向执仁行义的孔子也由衷地感叹：“入则鸣，不入则止。”不羁身于乱国之中，他甚至幻想如果这个世界不能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他宁可归隐海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甘愿做个有道隐士，以观时待变。

严酷的现实使许多奉道出任的政治家一改初衷，他们虽然以天下为己任，要济世救民，但是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孟子也一改昔日那种“舍我其谁”的淑世宏愿，不得已而提出了“可以仕而仕”的折衷观点，顺时处世，只是期望有朝一日去实现政治抱负。

庄子也怀有同样的政治感受。不过，他对现实的态度则完全是从“无用之为用”中作出的引申。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虎豹之所以能够成为猎人的目标，是因为它们身上有鲜艳的五彩斑纹。大树参天才容易被砍伐。井水甜美才会最先被人汲完。在人心险恶、道德沦丧的现实社会中，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庄子只能选择这种全生保性的政治策略。

庄子并不赞成用轻掷性命来维护难以实现的政治理想。他说，如果有人一定要在暴君面前陈述仁义思想，那只会引来暴君的切齿仇恨，不免要遭杀戮。烈士被天下人所称赞，可是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这有什么可称道的呢？ 伍子胥因为不畏牺牲，冒死谏劝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吴王赐剑身死。假若他不去谏议，虽然不会成名，但也不会牺牲性命。庄子从这些残酷现实中选

择了一条折衷的办法：“忠诚地谏劝国君，如果国君没有纳谏，我就退而不问了。”

这里不排除庄子有处动乱之世要避灾远祸、存身活命的愿望，但也反映了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不同媚世者合流的政治情操。

当年行吟泽畔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楚辞》中表达了人格与世俗、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宁可洁身抱志、投江自尽，也不愿意蒙世尘埃， 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则反映了另一批士人的历史命运。

庄子在《山木》篇里借寓言道出了这种进退维谷的政治处境。一次，庄子率领着弟子游历四境，当他们走进深山时，看见伐木人正挥动刀斧砍伐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树，惟独不去砍伐身旁的一棵外观看起来枝叶茂盛的大树。于是，有弟子走上前问伐木人是什么缘故，那人回答道：“这棵树做不成器具，没有一点用处。”庄子点点头，随口说：“这棵树可能就是因为不中用， 才能不受刀斧之害，享尽自然的寿命吧！”

他们一行人从山里出来之后，来到了朋友家。旧友重逢自然很高兴，朋友让儿子杀一只鹅来款待客人。过了一会儿，儿子满脸疑惑地从门外进来问： “我们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到底该杀哪一只呢？”做父亲的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是杀那只不会叫的鹅。”

第二天，他们又继续上路，有个弟子不解地问庄子：“昨天山上的那棵树，因为‘不材’，所以能免受砍伐，现在主人家的鹅却因为‘不材’而被杀掉，不知道先生您是怎样自处和处世的呢？”

庄子思忖了片刻，便笑着说：“我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虽然在‘材’与‘不材’之间显得很稳妥守全，其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还是不能免于累患的。要是我能够顺其自然而处世，就不会有这些累患了。合于自然就可以没有赞誉，也没有毁辱，因为我把一切都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这样，我就能出于自然的本性，游心于宇宙万物之间；就能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也不会有丝毫疲惫的。以前的黄帝和神农都是以这种方式处世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了。你们看到了吗？万物有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灭，愈是锐利的东西愈容易受挫折，愈是至高至上的地位愈容易倾覆，有所作为势必会有所亏损，贤能的人愈容易遭别人谋算。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偏执一方，凡事都要顺随自然。”

庄子一番话使弟子们感触很深，他说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即意味着他要以审时度势的态度回应事物的变化。它凝聚了庄子的处世策略： 那就是要以“材”的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以“不材”的一面应付乱邦之道与暴君之虐，以求全生保性，表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处世之道。

前面提到的大树和鹅，引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人生的理想一挫再挫，连一己之生命也要被无辜地诛杀的残酷事实。无论庄子的选择多么游刃有余，都无法回避苦难的现实。

庄子把“材”与“不材”从政治抉择过渡到顺物自然的哲学思考，因而他无论选择了其中的“材”或“不材”，都同样体现了自然而然的道的智慧， 表现出天道自然的深层含义。

庄子用真人的“内直而外曲”对“材”与“不材”从人格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调和。所谓“内直”就是内心诚直，和自然同一，由自然的观点来判断一切，不为世俗成见左右；“外曲”就是表面的恭敬，对世俗的行为不加抵

触，用逆来顺受来迎合一般人的意见。假如别人行君臣大礼，自己也不妨照样去做，求得和众人和谐相处。一个人能做到“内直而外曲”，就不会置身自然天道和世俗成见的根本对立之中，不会附会俗世而彻底舍弃心灵世界的追求，也不会因为坚持理想信念而愤世疾俗。庄子一直把能做到这种“内直” 与“外曲”皆备于一身的人奉为“至人”或“真人”。

庄子笔下的一位叫哀骀它的卫国人便具备了“内直而外曲”的“真人” 品质。虽然他奇丑无比，却十分地有人缘。男人和他相处之后，都不想和他分开。女人见了他，都对她们的父母央告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这位先生的小妾。”许多女人都想亲附他，愿意以身相许。

其实哀骀它并不真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他从不向别人说教什么，只是别人讲什么都应和。他也没有权势地位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或施舍钱物救济别人，况且他又是那样面目丑陋，他只是应合别人而不主动引导他们，从来不以自己的聪慧向别人炫耀。无论男女都这样爱戴他、亲近他，其中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后来鲁哀公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千方百计地想见见他。初见哀骀它时， 鲁哀公竟对他的丑陋惊恐不已。他们相处还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就认定他是个旷世奇才。等到一年以后，鲁哀公就已经非常信任他了。这时鲁国的国相正好空缺，鲁哀公第一个就想到哀骀它。等他说出这个想法后，哀骀它显得很不经意，既不推辞，又没有说要接受。等到鲁哀公正式任命哀骀它为鲁国国相时，他却从此离开了鲁国，弄得鲁哀公怅然若失，仿佛天下再也没有和他共享欢乐的人了。

其实，哀骀它身上就体现了庄子所谓“内直而外曲”的独特性格。他既顺应天道自然，淡泊功名利禄，又能安时处顺、附会世俗，成为许多人的朋友。庄子内心也十分赞许哀骀它的这种处世之道，他甚至还描写了许多类似哀骀它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他们“内直而外曲”的人格特征。

在这群人中间，很少有形躯完好的，仅以他们的丑陋、残缺而言，可能都不能与普通人相比。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精神丰盈，充分体现了与道相融共通的超凡脱俗性。像佝偻着腰的支离无脤（人名），他游说卫灵公时， 完美的精神品格深得卫灵公的欢喜，使其以后再看那些形体完整的人，反而觉得他们天生不足，因此十分怀念支离无脤。

庄子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设立，想要表明一个道理，即一个人虽高尚、有道德，但形躯可能有所不足。同样，一个人的性格中只要保留了崇尚天道自然的“内直”，那么“外曲”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是不会影响到他生命的本质意义的。

庄子由衷地推崇“内直而外曲”，形容这是“外化而内不化”，即外表和世俗混同无二，内心的信念理想始终如一。他甚至还将其艺术化为一种“游世”之道。他说，人如果能游心自适，怎么还会觉得有外物牵累呢？至人都采取了“游世”的方式来适应现实，他们并不逃避人世，和社会隔绝，他们知道怎样附合别人而不失掉自己的精神信念。庄子借老子之口说：“古时候的至人，不舍弃仁义这个外在的东西，尽管他们厌恶仁义，也从不流露出来， 只是内心优游于逍遥的精神境界。”

看得出，“游世”是深藏了精神信念的一种迫不得已，它有时还会尽量地表现得世俗化，但是它并不一味地媚俗，因为媚俗是绞尽脑汁地投世俗所

好，而庄子的随俗却是一种无心无欲的迫不得已。此外庄子也不像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为了同现实社会决裂，而隐居到山林之中。他鄙视那种存身之道， 称其是和时代相背离的举动。他说：“隐蔽并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古时候所谓的隐士，并不是把自己隐匿起来不见任何人，也不是缄默不语，更不是放弃自己的智慧。那些举动都是违背时运的。若想要保全生命，最好的办法是：有成功的机会就大行于天下，和道的精神相结合；没有成功的机遇，穷困潦倒时就宁愿沉默地等待。”他钦佩那种德隐而身不隐的人，称赞他们身处市井社会而保存了崇高的精神信念，称赞他们是所谓浪迹世俗之间而存志于山林之中。

“游世”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虽然体现了庄子优游于“材”与“不材” 之间的独特智慧，但相对于庄子未竞的理想信念来说，它依然是庄子时代的悲剧。“游世”仅仅是一种存身活命的手段，并不能使理想现实化。因而在庄子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矛盾。他说，如果不走路，就可以没有任何痕迹， 单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不走路又是无法办得到的。因为那是生存的根本。庄子既不愿意隐遁山林，又不能向邪恶势力拱手交出生命，“游世”便是唯一的选择了。

后世中许多人都把庄子的“游世”态度当作“混世哲学”、“滑头主义” 批判，这其实是出于误解。庄子推出“游世”，仅仅作为一种权宜计策，它的理论前提是“外化而内不化”、“外曲而内直”，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应俱化。表面上附合默许是为了在内心深处能够依旧保持理想信念。而“滑头主义”纯粹是为了谋取利益而不择手段，它没有丝毫理想价值可言，只是唯利是图的人云亦云和投机钻营。同样，“游世”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混世哲学”，后者往往取消了精神理想，表现为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形态。尽管以表面看， “滑头主义”或“混世哲学”都有随顺世俗的一面，但是，“游世”中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它们所不具备的，因而它们之间仍然有着云泥之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