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仁弃义

庄子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战争杀戮的社会，各诸侯为了争城略地， 频频地发动战争，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残酷现实，许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殚精竭虑，进行了各种政治思考，他们都期望能由自己的政治主张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不过，层出不穷的百家争鸣并没有从理论上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儒家的“仁义”学说，还是墨家“非攻”、“兼爱”思想，都是针对社会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契入战国社会的实质问题当中。

在中国彻底脱离原始社会之后，真正对阶级社会中的种种虚伪残忍现象有更多观察和了解的要算是庄子。

在庄子思想中，对于我国古代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转入阶级社会这一巨大的历史变化有着比先秦其他思想家更鲜明和深刻的反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的统治者都是些窃国大盗，尽管他们口悬仁义，实际上是一群无耻之徒。这种沉痛的事实使庄子从开始就奠定了对儒家政治的挑战情绪。的确是这样的，孔子提倡的仁学思想除了自身的演变之外，加上政治家

们的冒用和滥用，已经不再具有先前拯救社会与人心的积极精神。这在当时要算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政治悲剧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从西周宗法结构的社会中，看到了这种血缘亲疏关系单靠外在礼乐维系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进一步探寻，他们归结出发自内心的“仁与义”，即“仁义之心”， 希望以这种道德自觉的仁德之常，重新挽救分崩离析的西周文化政治制度。孔子曾信心十足地宣称，要“克己复礼”，使天下人都能热爱和向往仁德之政。他说人如果不具有仁心，就不能真正把握礼乐的含义。可是孔子虽然发明了“仁”，但是这种内在于人心的道德自觉，缺乏必要的政治约束。往往流于僵化的说教形式，被世人认为是迂腐之论，所以他们空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一腔热情。

非但如此，他们的仁学理论，还成了统治者制裁天下的假借之器。庄子抨击统治者歪曲礼乐，把其作为束缚人民的工具，就如同是工匠拿绳墨、直尺来裁量木材一样，他们根本违背了事物的本然之性，结果整个天下都在“以物易性”，用外在的标准改变自己的天性。世俗小人牺牲自己来求利；人间君子则牺牲自己来求名；朝中大夫牺牲自己是为了国家；而所谓的圣人则是

为使天下归于仁义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却都是一样地伤害了本性，牺性了生命。事实上，许多人奔命于仁义之间，正是为了有利可图，把追仁逐义当作实现名利目的的手段，这就不免使仁义成为残生害性的利器。

庄子甚至还把那些口悬仁义的缙绅之上同盗跖之流一同对等，因为君子为仁义而死，盗跖为财货而死，他们都扭曲了一己生命。由此庄子断言，“圣人生而大盗起”，除非圣人绝迹，才会平灭大盗，使天下安宁。

对仁义的极端仇视，使庄子在情感上同儒家格格不入，非常蔑视儒家人物，他曾把儒家士人描绘成迈着方步、戴着圆帽的投机钻营之徒，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理想可言，奉劝国君将他们赶尽杀绝，他甚至把儒家士人丑化成以诗礼掘墓的盗寇之流。

作为平民思想的代言人，庄子十分同情生活于底层中的百姓，为他们的不幸而哀伤。

他曾满怀悲戚地讲述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支离疏的人，一身的残疾， 他为了活口，只得替人家缝洗衣服，有时还不得不去替人家簸米筛糠，生活十分艰难。后来边境有了战事，官府到处抓兵丁，他因为残疾得以幸免，后来官府又来摊派苦役，他又一次幸运地被放过了。以后，他就靠官府一点救济粮，才勉强生活下来。是啊，战争使正常人都性命难保，何况那些躯体残缺的贫苦人呢！

缘此，庄子才对统治阶级予以深刻犀利的揭露和批判。有人曾以宋王所赐的玉器珍玩向庄子大肆炫耀，庄子便乘机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老汉带着一家老小住在一条河边，靠编织芦席生活。一天， 老汉的儿子潜入深水，摸到了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便欢天喜地拿给老汉看。老汉看了一眼珍珠，便对儿子：“赶快拿石头把珍珠砸碎吧！这贵重的珍珠， 一定是九重深渊下蛟龙的嘴里所含的，你能得到它，可能是蛟龙正在睡大觉。要是他醒来，发现珍珠被你拿到了，他肯定会将你生吞活咽了。”接着庄子告诉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像现在宋国的灾难之深，不止于九重深渊， 宋王的凶猛更甚于那只蛟龙，你能得到宋王这么多的车子，大概也是宋王正在睡觉吧？假若他醒来之时，你不也要被他粉身碎骨吗？”庄子的揭露，表明他清醒地洞悉到统治者的阴险丑恶，也表明他宁愿做山野之中快乐的牛犊，也不想成为五彩文身的庙堂祭牛的思想追求。

总之，庄子始终以清醒的思想鞭挞和揭露了丑陋的社会现实，他同情人民，也希冀能以自己的理想来做匡时济世的努力，同时，他也极力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中那些隔靴搔痒式的政治方案。更重要的是，庄子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理论也未必会被现实接受。所以他情愿用寓言、神话来作为他理想政治的承诺，宁可选择幻想世界来作为他孤傲狷介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