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之世

“至德之世”是庄子在《马啼》篇中提出的一种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禽兽居”，“与万物并”，“无知无欲，民性素朴”。对这样的社会，庄子表现出了极度的向往，他从不同的方面对他所幻想的这一理想社会进行了规划和设计。

他设想在越国的南端，有个地方名叫建德之国，那里的人民单纯而又质

朴，从来没有什么私欲，他们只知道如何耕作，从来不将粮食藏起来。他们会帮助别人，却并不希望会得到回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义”，也不懂得怎么去符合“礼”，一切行为都是自己真性情的自然外现，虽然是随心所欲， 但是都合乎道的意义，他们活着欢娱享乐，死了被安葬在荒野，一切都顺随了自然的旨意。

这是个没有压迫、欺诈，没有贫穷和富贵区别，也没有争战杀戮，人们和谐宁静、幸福美满、其乐融融的社会。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别于现实社会， 是因为它体现了天道自然的含义，人民合乎自己本意地生活，不受任何外在的压迫干扰。庄子借此反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违逆人性、疏于自然的情形， 对于庄子来说，这个建德之国不啻是一方人间乐土。

《逍遥游》里有一个故事说，从前尧帝曾想让许由执掌天下。他说：“日月都出来了，有人还举着烛火照亮，霖雨都下很多时候了，还有人挑水灌溉， 这两者不都是很徒劳的吗？现在您要是莅临天下，人民一定会很安宁的。而我再占据着帝位，不也是很徒劳吗？请允许我将天下之位让给您。”许由则对尧说：“既然你已经将天下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代替你呢？要记住，小鸟在深林里筑巢，只需一枝即可，田鼠跑到河边饮水，不过是喝饱肚子而已，您请回吧。”

许由对于天下的理解只是顺其自然，既然是治理天下，那么已经对自然有所减损了。所以许由只选择让人民能自然而然地“无为”这种方式，而决不进行任何人为干涉。他批评尧帝以仁义治理天下，就像宋国人到越国贩卖帽子一样；既然越国人都剪光了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连衣服都不穿，哪里还用得上帽子呢？现在要把仁义强加给纯朴无欲的社会，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庄子甚至还天真地想，在尧舜以前根本不需要仁义礼乐这样的形式，人民安居乐业，自食其力，没有是非，没有攻战之乱，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恰恰是尧舜提出了“礼乐”，才扰乱了人民平静似水的生活，引导世人纷纷用礼乐矫饰自己的言行，或取悦于别人，或讨好尧舜，以此来获得名利好处， 这样，才引发出许多是非争执，产生虚伪、欺诈，而儒家又发明了“仁义”， 企图维护礼乐。他们愈是竭尽全力地鼓吹“仁”、“义”、“礼”、“乐”， 对人民的束缚和危害也愈大，这种以火救火的方法，岂不是使人心更加混乱， 战争更趋激烈吗？

于是，庄子针对儒家的社会理想模式的缺陷，从根本上提出返朴归真， 重新回到尧舜以前的“至德之世”，庄子在《马啼》篇里不惜浓墨重彩，描绘了这个人间盛世：

人民行为轻缓从容，没有半点私心贪欲。在那里，山中不需要开辟路径， 水上也不架设桥梁或使用船只，万物葱茏生长，相互依靠，漫山遍野是飞禽走兽，林密叶茂，人们可以自在地和禽兽一道游戏玩耍，也能够攀上树枝去探视窠中的小鸟，人还能够与禽兽同室而居，万物和人都是一个整体，哪里还分什么君子和小人！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人炫耀聪明，所以人的本性就不会迷失；大家都不起贪欲的念头，所以都很纯真朴实，这样怎么还会有人违逆本真之性呢？只是有了圣人以后，他们一会儿提出“仁”，一会儿又提出“义”，天下便从此被这种“仁义”所破坏了，以前清纯天然的气氛消失殆尽，特别是“礼乐”这样的东西，让人纵逸求乐，沉于享受，天下才开始不断地分化了。

庄子说，假若完整的树木不被雕刻，就不会制做出盛酒的器具；洁白的玉石不被毁坏，也不会有五彩玉器；同样，如果道德不被废弛，就不会有仁； 本真之性不被离弃，就不会有礼乐！由此看来，把原木制作成酒具就是工匠的过失；毁弃道德来求仁义礼乐，这才是圣人的罪过啊！庄子这里的道德是自然天性的代称，是先于仁义而存在的。

庄子幻想的这个“至德之世”，一切都散发出纯美朴素的原始气息：人们自己织布做衣，耕种谋食，没有饥饿冻馁之苦，优游自在。他们结绳记事， 有甜美的食品，美丽的衣服，欢乐的习俗以及安适的居所，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得很清楚，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可是人民丰衣足食，互不需求，从生到死都不需要往来。这便是庄子充满理想色彩的社会模式！

若是仅仅从表面上看，庄子的理想政治是一种复古论，实质上他是立足于人的自然之性，以抗议和批判儒家的礼法社会。其实，他也深知，道家政治同样难以在现实中被启用，所以他干脆釜底抽薪，用人的原始性来代替日趋杂乱的社会化结构，以便能够从根本上否弃流行的政治制度。他形容这种政治之下的人民已经像是离了水的鱼一样，与其相濡以沫，相呴以湿地苟延残喘，在俗世里奔命仁义、忍受压迫，不如重新回到江湖之中，依照自己的本真之性，重新开始生活。

他告诫当政者，要顺随人民的自然之性，让人民可以纺织而衣、耕耘而食，没有偏狭的私念，使得他们的本真之性得以极大地舒展。而要做到这些， 当政者必须不标榜贤能，不炫耀才智，让人民像居于高枝的小鸟，又像奔放无羁的野鹿，自然而然，相亲相爱，而不去追求仁义礼乐。简言之，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就是一种合乎人性自然的社会结构，它高于现实，却又是源于现实，因为它是历史文化的理想化再现；同样，它批判现实又不否弃现实，因为它的自

然之性是能够实实在在地深入到现实当中的。

庄子的思想先驱——老子也设计出自己的理想社会。他设想这是个国土很小，人民很少的小国家，这里没有冲突纷争，虽然拥有许多武器却从来不使用，没有苛刑暴政，人民不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迁移到僻远的地方去躲避徭役，即使有很多的船只车辆，人们也不去乘坐，宁愿安步当车。人们都像古代人那样用绳来记事，人人都清心寡欲，虽然吃粗茶淡饭，也觉得很有滋味，就是穿再破旧的衣服，也感到很漂亮，住在陋室之中，也十分舒适； 风俗简朴也会乐在其中。虽然他们同邻国都可以隔墙相望，连鸡鸣狗叫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彼此却从生到死也不相互往来。

在老子的理想小国里，没有苛政、没有战争、人民纯朴、生活简单，却安居乐业，人民毋须奔波劳碌，也没有烦恼忧愁，生活中充满了清静、纯朴。庄子的“至德之世”便是脱颖于老子的理想政治，成为苦难现实之中的一盏灿烂明灯。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一直都有人幻想能真正实现庄子的“至德之世”。有人隐居山林，筑巢水边，借此摆脱尘世的纷扰，像被世人称之为“梅妻鹤子”的林逋，还有魏晋的“竹林七贤”，他们不拘礼法，自由放达，心境玄远，崇尚自然真性，毕生都寻绎着庄子的“至德之世”。最著名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他用“桃花源”来映证庄子的“至德之世”，设想在桃源之中，土地平整辽阔，农舍毗邻，整齐有序。有良田、竹林、桑园，还有池塘水渠，道路通达，鸡犬之声相闻。而且桃源里的人都还身着古代服装，

演习古老的祭祀礼乐，无论男女老少都安居乐业，欢娱共乐。多少世纪以来， 庄子的“至德之世”一直都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寄托。

理性地看庄子的“至德之世”，它虽然蕴含了庄子的美好政治理想，同时也的确有许多反社会的因素。当他在寻求自然天性下的人生路径的同时， 也亲手毁灭了人类漫长过程中所孕育的文明；他悲愤之下，要抛弃人类的礼乐文化，以止息诸侯大盗的滋生；毁弃珠玉，使小盗没有值得偷的东西；破除现存的一切政治，以恢复人民纯朴之性。总之，他毫不痛惜地铲除了一切人类创造的文化、政治，以此抵消社会与文化可能产生的流弊。庄子的主张有点近似于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那样幼稚可笑。皈依自然的意愿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挥刀斩断了所有通向进步思想的脉络，使他面前一片黑暗，因而他的现实生活也一再受挫，他每每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惆怅，不知道是每个人都这样苦闷绝望，还是惟独他自己这样抑郁愤懑。他甚至还将这一切都归结到命运之中，认为是冥冥之中的命运纵容了社会的不合理性。一片绝望之情，无以排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