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

庄子不但对他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进行了种种规划和设计，而且，还对生于这种社会状态下的人的精神进行了规定。这便是他在《天下》篇中所提出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庄子在许多地方，对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状态下的人的理想人格进行的描述：

在那遥远的姑射山中，居住着一个神人，他的肌肉皮肤白皙似冰雪，身体轻盈柔弱，像窈窕的少女，他餐风饮露，不吃五谷，还乘驾着云气，驱策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旦他的精神凝聚，可以使生物不受灾害，还能使五谷丰登。⋯⋯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德行，会广泛覆盖尽万物，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世道自然求得太平，他不用苦心焦虑为天下操心劳神。这样的人，真是外物不能伤害他，滔天的洪水也淹不死他，炎夏酷热，金石熔化，土山焦裂，都不会烧死他，他的泥土污垢以及秕糠之类的剩余物，都足以陶铸成为尧舜这样的历史人物，他哪里还需要为外物而操劳呢？

这便是庄子的理想人格。整个山林都燃烧起来他也不会感到热；所有江河冰冻他也不会有半点寒意；雷霆撼山震地，也丝毫不会伤害他。巨浪滔天都不会使他有片刻的惊恐，连他身上的废弃之物都能创造出一代圣人，至于俗世间相与比附的乡贤、绅士，又岂能望其项背！

这不惟独是一种神话的大气魄，透过寓言，庄子勾勒出了他终生仰慕和追求的理想人格。他愈是受现实的压抑，愈是要孕育生成这种卓尔不群的人格理想。它除了体现庄子自我精神的充实和完美，还担当了他匡时济世、开辟人生理想境界的崇高使命。

庄子在《应帝王》篇里把应帝王作为他理想的人格的政治形象，他满心期望以应帝王的“无为而治”使社会走向“至德之世”。

他从阳子居和老子之间的谈话当中推出了应帝王的这种“无为而治”的形象。

阳子居问老子：“假若有这样一个人，行为敏捷果断，思想聪敏明达，而且还刻苦勤勉，像这样的人大概同圣明的君王差不多了吧？”

老子沉思了片刻，便打了个比方说：“虎豹身上因为有五彩鲜艳的花纹，才招引来猎人的射杀；猴子也是因为太敏捷了，所以才被人用绳子拴了起来。照这样看，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怎么能同圣明的君王相比呢？”

接着老子告诉阳子居说：“若是圣明的君王来治理政事，他的功绩遍布天下也不会居功自傲；他的教化遍及万物也不会让人民感到他的存在。所以说圣明的君王只会使万物各适其性，自己也处在自然变化之中，从来不高高在上。人民也无法用语言描述他的功德，大家都是游心于自然无为的境地。”庄子的理想人格也正是要游心于自然无为的恬淡之境，顺着事物的自然

本性而不去妄加干涉，使人民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圣王政治的作用与影响。这种理想人格充满了“道法自然”的精神，它弃绝了名利心机，摒除了聪明智巧，不专断独行，因而游心于无为清静的境地。它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都像镜子照物一样，不掺入己见，所以它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不被复杂的事物现象所困惑。

其实，塑造各具风度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式的理想人格，既寄托了思想家的济世愿望和政治抱负，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

当远古先民极目向无边无际的天地深处，领略这天苍地茫之间的生命力时，他们就模糊地意识到了一种异在的神秘力量。于是他们便对上天祈祷，祈望着生命的繁衍，从这种极其含混的原始意识中，先民们已隐约地开始塑造自己粗疏的理想人格，向自己的生命图腾顶礼膜拜，人与神之间尚未有根本的界线。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早先那种人神参半的理想品格渐趋分离，衍化为具有神格意义的上帝、诸神、也生成了具有人格意味的尧、舜、禹。他们一方面向自己仰慕的理想人格寄寓了无数美好意愿，另一方面又凭

着缕缕思古之情，使理想人格蒙上了许多神秘色彩。于是塑造出一批高悬在人心目当中，激励人为之奋发的人格形象，这些理想人格的现实承担者又不约而同地是那些高居帝位的君主，在他们身上存有被认为最有希望接近和实现的人格理想。因为只有理想的君主人格才有可能担负起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肩负起社会和国家的历史重托，这样才最终将个体人格升华为世代感人的理想人格。

庄子在《天下》篇里曾把儒家理想人格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即由内心的修养磨练，培育出崇高的人格品质，最终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在于“内圣”与“外王”的和谐一致。先秦时期，上古帝王们经由诸子理想化之后，已由历史人物蜕变成理想的人格，成为“内圣外王”的典型形象，他们都漾溢着人类强烈持久的现实精神，能够制器取象以利民事，如舜耕历山、大禹治水，他们既是品格卓著的“至人”、“圣人”，又是经世致用的领袖人物。庄子在他的《应帝王》篇里正是以“无为而治”的应帝王作为他的理想人格，以期实现他匡时济世的政治抱负。

当他的超现实主义的旷放和洒脱，注定了他的理想人格是不会受容于现实社会时，庄子宁肯借助真人、神人和圣人作自己人格的承担者，进一步地表现了他不趋炎附势，不逆寡违害，不惧死乐生，悠然遨游于“六合之外” 的理想追求。

庄子向这种得天地之道，与天地精神合而为一的“真人”，倾注了许多美好的愿望。他描绘的“真人”首先是不违逆自然之道、不居功自傲，也不以一点聪明炫耀于世，不因为错过了时机而后悔，也不因为顺利和成功而自

鸣得意。这样的“真人”能够登临绝顶而不心跳，深潜水底也不会弄湿自己，就是身处烈火之中也不感到炎热。因为“真人”已经进入与道相冥合的境界，他已彻底忘掉利害得失，无心于俗世事物，因而不被俗世所牵累。

其次，“真人”是不为生而欣喜，也不为死所忧虑，他无拘无束地生活，不追究他来自何处，也不寻求他归向何方，对任由事物都欣然接受，忘生忘死，任何自己复归自然，不用心智损害自然，更不用人为造作去改变自然。

再次，“真人”神态巍峨，卓尔不群，他心志辽阔而不浮华，他舒畅自适，举手投足都尽显自然风采，他内心充实，面貌可亲，德行宽厚，待人亲切；他旷放任性，不拘礼法，胸怀和宇宙一样无限广大。

庄子意愿下的“真人”正是由这样的心灵养育，才能够“无己”、“无名”、“无功”，死生变化都不能侵害他，所以他可以乘着云气，骑着日月，而游心于四海之外，进入无限自由的境界。

庄子通过“真人”超越变化和有限，游心于无的精神品格，表现了他的理想人格中修养身心和匡时济世并蓄共存的政治意义，由此实现他“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