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以为大用的人生智慧

为了进一步说明“顺物自然”的人生理想，庄子提出了“有用”和“无用”两个概念，用自然原则反对人为。所谓“有用”，就是指对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加以人为干涉，使它们按照人的愿望运动、变化和发展；所谓“无用”，就是指人不要用心于客观事物，对客观事物不加任何的干涉，让它们按照自己固有的自然本性运动、变化和发展。

庄子生性中最反感忤逆自然本性的饰伪之情。他不断地借寓言揭露充斥世间的矫饰造作。他说，从前有只迷途的海鸟，栖息到了鲁国的郊外，于是鲁国的国君派人将这只海鸟带回到王宫里伺养，奉若神明。一面不断送上好的美酒供它饮用，一面又让宫廷乐队奏天子的九韶大乐，想使它高兴起来。弄得这只鸟还是战战兢兢，不思饮食。鲁国国君于是又派人杀牛宰羊来喂它，

结果海鸟更是目眩心悲，既不敢吃一块肉，又不敢喝一口酒，不到三天便饥渴而死。

庄子指出这是在用喂养人的方法去养鸟，而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 因而也是从根本上违逆了自然的本性。假若鲁国国君真要养好那只海鸟，就应该按养鸟的方法去做，让鸟儿在树林里栖息，在沙滩上漫游，到江湖中嬉戏、啄食小鱼，和其他的鸟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鸟最怕听到人的声音，如果有人在野外弹奏乐曲，鸟听了肯定会惊飞而去，鱼听了则会游到水底，野兽听了也会逃之夭夭。只有人才会懂得欣赏乐曲。大凡事物都要适应各自的本然之性，否则只会是弄巧成拙。

庄子的朋友惠子是一个汲汲于“有用”的人，他一生追求金钱、名利、地位，他甚至嫉妒庄子的才智，想除掉他。一次，惠子滔滔不绝地对庄子说： “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是樗。这棵树的树根盘屈交错，树的枝干又弯曲不直，一点不合乎规矩尺度，匠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行，它长在路旁，匠人经过这里时，连看都不看它一眼。其实我觉得你的言论也像是这棵树一样，大而无用，大家都不愿意听啊！”

庄子听完以后不露声色地对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过野猫吗？它蹲着身子匍伏在地上，等候来往的猎物，它不管高低，到处跳跃，结果误触了机关，被困死在罗网之中。你以为他是很有用的吗？牦牛很大吧？它大得像悬挂在天上的云彩，可是它连老鼠都逮不住，它还有用吗？如今你有这样一棵树，却为它无所用途而发愁，你为什么不将它栽种在空旷的原野上呢？这样你不就既可以悠闲地徘徊在树旁，也可以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小憩吗？树既能够不受刀斧损伤，也不会被别人攀援折枝，既然是无用怎么还会有这些穷困痛苦呢？”在庄子眼里，惠子要求树木应该是有用之材，那仅仅是小用， 能够不遭砍伐，精神优游至乐才算是大用。

不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道理，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了沿袭经验、按实用理性考虑问题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竞智争勇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寻求实现一己之用，他们把有用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手段。为了呈一时之用，他们往往会轻掷性命，像庄子笔下的野猫一样，上下跳跃总不免要跌入机关之中，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无用”和“有用”，已然反映了不同人的智慧高下差别。

《天地》篇里有则很有意味的故事。从前尧帝到华县去巡视，华县的地方官非常热情，连声向尧帝祝福，他先是祝尧长寿，被尧谢绝了；又祝尧富贵，又被谢绝了；最后，他祝尧多生些儿子，尧依旧婉言谢绝了。于是，这个官吏不解其意地问：“长寿、富贵、多子，都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却不想要，你这是为什么啊？”尧帝平心静气地说：“你是有所不知啊，多男儿以后就会为分配财产惹出事端，你难道没有看见过许多兄弟相残的事情吗？富有固然好，可是要让别人起了歹念来算计你，那样还不如贫穷些呢。至于长寿嘛，也不是好事，年老眼花连路都走不动了，还会让人觉得讨厌，所以你这三个祝福我都不敢要啊。”

尧帝不敢接受地方官的祝福，是因为他害怕会横生枝节事端。在庄子看来，尧帝表面上清心寡欲，无为虚静，实际上是不懂得顺其自然的道理。真正的得道之人就会随遇而安，按照自然的本性看待事物的发展。看来尧帝并没有摆脱世俗成见的束缚。

难怪那个官吏要讥戏尧帝心灵固陋。他开导尧帝：“假若有很多儿子， 按他们能力各司其职，怎么会有纷争呢？富有又能与大家分享，怎么还害怕别人觊觎你的财富呢？”圣人都是随遇而安的，就像飞鸟飞行在天上没有踪迹一样，天下太平便与民同乐，天下混乱则避世闲居，等到了耄耄之年便随白云飘散，游于虚无之境，这样哪里还会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是说，真正的顺其自然是无所用心的，喜怒哀乐都不藏于心中，自然而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无用”和“有用”之分了。

庄子的一生充满了奇异，他不屑于平常人那种世俗观念，往往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他对一般人所鄙夷的东西都投注了极大的兴趣，化腐朽为神奇。他说：“自然像婴儿那样烂漫，我也要像婴儿一样烂漫；自然是没有界限的， 我也不心存任何的界限；自然是天性没有拘束的，我也不能有半点拘束。” 他完全是随顺自然无心无欲。

他有时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一棵没有用途的栎树，这棵形同散木的栎树， 既不能用来做舟船，又不能用来做房梁、门窗，甚至连做棺木都不行，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无用，可是庄子却十分甘愿做这样的栎树。相比之下，一般的树虽然结满果实，高枝大叶，但总是被人采摘果实，折断枝干，最后还要被齐根锯掉，制成各式家具。而栎树却不同，它没有任何用途，无果实可采摘，无枝干供利用，当然也就没有生命之虞了。这岂不是最有用的大用吗？ 怎么能说栎树是无用呢？

老子思想中也反映了这种观念，他简洁明了地表示要“知其雄，守其雌”。即使世界上都知道刚强坚韧的好处，他也愿意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并称这是人生之道。他目睹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狂风之下，许多大树往往会被连根拔起；而柔弱的小草却能够随风而动，安然无恙。在现实生活中，凶悍强暴的人都不免要在争胜斗勇中暴毙；只有懂得屈伸进退道理的人，才会不强求成功，能委曲求全而不伤及性命。老子还特别崇尚水的性格，以此作为人生的榜样。表面上看，水是世界最柔弱的无形的，或是居于洼地沟壑，或是如霖雨一样点点滴滴，最能被人任意改变。可是水也有无坚不摧的一面，它能集聚千川百谷的水流，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水，它一泻千里，冲毁农舍，淹没庄稼，即便是一滴滴水，只要常流不止，天长日久，也可以滴水穿石。

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充分表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活信念，他深谙事物的本然之性，因而能够成就大用，实现事物的价值。在老子心目中，“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善于担任将帅的人，在指挥千军万马时，不表现他的勇武之气，也不会让情绪变化无常，而是保持镇静的情绪，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善于克敌制胜，但不是和敌人正面交锋，往往是出奇不意，攻其不备， 最后夺取胜利。同样，善于用人的贤士也总是谦虚待人，甘于居人之下，然后才会赢得别人的爱戴。老子这种“不武”、“不怒”、“不与”，就是不和人争胜斗气，显示自己的“有用”之能，而是因循事物本然的规律。这也是很多人奉为至理的人生圭臬。

老子这一套战争谋略在楚汉相争的连年战争中，为刘邦深谙熟识，进一步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当时，西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战无不胜，他的军队也士气高昂。势单力薄的刘邦决定高筑城墙，不和他正面交战。项羽一心向刘邦挑战，他不断在城墙下向刘邦挑衅，逼他决战。刘邦每次只是笑笑说： “我宁愿斗志，也不和你斗力。”项羽听了谋士的计策，把刘邦的父亲太公

捆在刀板上，想以此激怒刘邦出城决战。刘邦还是不为所动，异常冷静地对项羽说：“你烹杀了以后，请分给我一杯羹。”后来刘邦经过长期的准备， 终于伺机打败了项羽。这是一个典型的用“不争”、“不怒”的方略达到胜利的例子。

庄子又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说：“世间最出色的辩论是不能靠语言说得清楚的；最伟大的仁也不是一般的家庭亲情仁爱；最好的廉洁并不是自我表白的那样；最坚强的勇猛也不是随便伤害别人的匹夫之勇。一人个能做到这些，那他离自然之道就差不多了。”

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许多人沽名钓誉，他们以为自己一出言就能够争辩清是非曲直；把一点仁爱之心看成是博爱人类的大仁；以为自己能做到的一点便是清正廉洁；把匹夫之勇当成人类的大勇。这都是违逆了仁、廉、勇等自然本性的。那些刻意做出的所谓仁、廉、勇只是出于个人的私意，显示自己的有用和才智。庄子正是针对一般人汲汲于有用，才提出“大仁”、“大勇”、“大廉”，以廓清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生的大用。

其实，“有用”和“无用”之间也是互相变化、互相联系的，充满了辩证关系，庄子也深谙其中道理。有一天，惠子听了庄子的一通议论之后，直截地对他说：“你的话是无用呀！”庄子便说：“你知道了无用，我才能够同你说什么是有用。你说天地算得上是广大无边了吧？然而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只是能够立足容身的那一点地方。试想，假若你从站的那块地方以外把那些‘无用’的土都挖掉，一直挖到黄皋之下，你脚下那块地方还有没有呢？ 恐怕你连站也站不住了，那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那真的没有用了。” 庄子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么，无用的用处不就明显了吗？怎么可以凭一孔之见，去随便分什么有用、无用呢？”

“有用”、“无用”，只是世人按经验习惯对事物所作的不同分类，并不是着眼于事物的本质规律。如果是“以道观物”，则天地万物为一体，其产生发展都是因循了自然的本性，因而从本质上看，万物都有能够利用的一面。

庄子心目中的至人、真人、神人都是不拘泥于世俗的观点，不刻意划分， “有用”或“无用”，一切都合于自然的本真之性。所以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连累自己的精神自由，更不会为了功名利禄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是以“无用”为人生的智慧，才使庄子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保持心智清醒而安时处顺。他一生潦倒，却始终都鄙视富贵财货，他宁可向监河侯贷粟度日，也不愿意厕身权贵之门，忤逆自我的真性情。

庄子一生只做过几天的漆园小官吏，以后便弃官不仕了。他把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仕途生涯看成是伤生害性的根源，在他看来，一旦混迹仕途，心灵上始终都会笼罩着一种宠辱若惊的情绪。得到君主的恩宠，为了不失去恩宠，就会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君主；受到君主的贬斥，不甘心断送掉仕途，更是会想方设法地得到君主赏识，争取重入仕途。庄子把这些都看成是人生的累患，惟恐避之不及。

庄子一次在栗园里游玩，忽然看见一只怪异的鸟从远处飞来。这只鸟的翅膀很大，都碰到了庄子的额头，等鸟停在栗园里小憩时，庄子撩起衣服， 蹑手蹑脚地走到鸟栖息的地方附近，拿出弹弓想射下这只鸟。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只蝉正附在树叶上“知了、知了”地鸣叫着，全然不知道离它不远的

地方正有只螳螂盯着它，在伺机捕食它呢。与此同时，那只怪鸟也正凝神屏息地注视着螳螂的一举一动，要乘机啄食这只得意忘形的螳螂。庄子恍然大悟：“原来物与物之间有这么多的累患啊。”他急忙扔下弹弓，顺着原路往回走。这时守护栗园的人赶过来责骂他，以为他在偷栗子呢。

庄子经历了这件事后，一直闷闷不乐，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形， 正是寓意了世人为追求微不足道的小用，不惜以一己生命为代价的社会悲剧。陷入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信念可言呢？庄子宁愿弃官不仕，也不愿意为跻自仕途而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本着自然的精神理解社会和人生， 因而他肯定了自然所表现出的规律，努力体现自然的大用，使那些受世俗鄙夷的“无用”成了真正的大用。以“无用之为用”的顺其自然，去实现他齐物逍遥的精神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