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石鼓文与石刻书

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

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

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

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

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

为防止巨重的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植入墓旁为“墓志”。

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现有记录的较早的摩崖文字，是夏禹的《岣嵝铭》和西汉初的《赵王群臣上寿》。

《岣嵝铭》又称《禹碑》、《岣嵝碑》、《禹王碑》。原在湖南省衡山县，现置绍兴禹庙。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立，因史料记载母碑位于衡阳岣嵝，又名“岣嵝碑”。

碑文分9行共77个字，文字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字奇诡，文字有走样甚至出现笔误，但确是有所根据，并非向壁虚造，为春秋战国时期刻石。而碑文的具体内容一直被古文字学家争议考证了几百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大禹治水的记功碑，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是后世人之的一篇登高祭山之辞。

《赵王群臣上寿》也称“赵王摩崖刻石”。清代道光年间杨兆璜发现于河北永年县西南的猪山，失藏。此石为汉代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

此刻石为汉代作品，因为它是现存发现汉代篆中最早者。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时期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

此外，还有陕西褒城县褒谷中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褒斜道是秦蜀要道，在褒城东褒水上。西岸山崖，拔地而起，没有道路。秦汉时期在山上修建阁道，即栈道，以通行人。阁道容易损坏，容易发生危险，故常要修葺。

东汉明帝时，汉中郡太守鄐君奉命诏书修治阁道，就在崖壁中刻了这一篇记录。从此以后，历次修路，都有摩崖记录，如《石门颂》、《西狭颂》等。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

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太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

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东汉时期，文学家蔡邕于是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赞许。

蔡邕用丹笔把经文亲自书于石碑，由石匠陈兴等镌刻，共刻了“六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就是著名的《汉石经》，因刻石起于熹平年间，故世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共有46通石碑。现存残碑每面36至40行，每行为70至74字，字里行间无空格，段与段之间用点或空格分开，仅有极少数段落另起一行。石刻完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前。

东汉时期石经的刻写，是学术史上一件空前的巨作。自2世纪至18世纪，石刻经书历久不衰。其中最有影响的石刻有《魏石经》及《开成石经》。

《魏石经》于240年至248年，三国时期魏明帝正始年间着手刻制。由嵇康等人主持，重刻两部半石经，即《尚书》、《春秋》和《左氏传》，其中《左氏传》没有刻完，碑文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不同字体完成。

《魏石经》与《熹平石经》不同之处，在于《魏石经》的每一个字都用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叫《三体石经》，也称《三字石经》，因此历史上把与《魏石经》相对的汉石经称为《一字石经》。

《魏石经》的出现，明确了古文、篆文、隶书三者的关系，对后世经学与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魏石经》于241年刊立，分载于35通石碑，每碑约4000字，总字数约14.7万字。它立于《熹平石经》西面，太学讲堂之东，成“L”形，排列长度约70米。

837年，又在《魏石经》上刻了12种儒家经典，这就是《开成石经》。这些石碑都由唐文宗的宰相郑覃以当时流行的楷书写刻。《开成石经》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用木版雕刻儒家经籍，就以它作为底本。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比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古代玉刻也是古籍的形式之一。在古代玉也是一种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刀形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使用。

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其中有一玉符，刻有3字，可能是商代官员的通行证；另一件小玉饰，刻有11字，分两行书写，是商王赏赐给臣子雝的。还有玉鱼一条，朱文书写，用以避邪。

玉简在古代用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据说汉高祖封禅所用玉简上刻有170个隶体字。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政治利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盟书又称“载书”。

在古代每遇大事，必举行集合，订立公约，对天立誓。盟誓时，先写载辞，杀牲畜，立盟之后，盟辞一式两份，一份要保持在专门管理盟誓活动的机构盟府内；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度动摇，战事连绵，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大盛。

1965年，在山西候马晋国都城遗址陆续出土玉简一批，共数百件。载文最多的为220字左右。据考证，此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盟书”，被称为“候马盟书”。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记载，它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级斗争，以及了解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技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画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叫“拓”。

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称“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叙，隋代皇家藏书楼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包括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石刻一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魏三体石经》1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在隋时已散佚。表明拓本在隋以前便已出现。

一般认为，拓印广泛使用当在南北朝时期，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如718年，唐代集贤书院就有搨书手6人。

现存最早的拓片，一般认为是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手写刻石《温泉铭》，是654年所拓。敦煌石窟内还有9世纪的拓本《金刚经》，还有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等。

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总之，从先秦时期开始，上述这些不同形式的石书，经后世不断发展，更加完善，在古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旁注]

大篆　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代伯益所创。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小篆　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流行至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古隶　是由小篆走向今隶的过渡字体，也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字体，也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的桥梁。它的特点是把小篆粗细相等的均匀线条变成平直有棱角的横、竖、撇、捺、挑、勾等的笔画。古隶发展到汉代形成了工整美观、活泼有波势挑法的今隶。

洛阳太学　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9年10月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成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0人。东汉时期太学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太学对洛阳影响也大，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集贤书院　古代官署名称。又名“集贤殿书院”。唐宋时期创立史馆、弘文馆、集贤书院，合称“三馆”。汉隋时期，有天禄阁、文德殿、文林馆、麟趾殿、观文殿等官署，皆掌著述、藏聚群书、校理典籍。集贤书院与这些殿馆一脉相传，相因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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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

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