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籍装帧与插图

明代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司礼监的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比如北京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

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

经厂印装的“北藏”《大藏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视觉效果非常好。

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1.7尺，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

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

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

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实，线要拉紧。

明代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写道：

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

有些朝廷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朝廷公章，并有朝廷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

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书籍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当时使用宋代制作的螺纹纸，薄如蝉翼，透印清晰，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明代由于印刷和刻版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的插图艺术更是又上层楼。

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较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明代刻书的插图版画，从形式到内容，从质量到数量，从绘画到雕印，均臻完美，达到了黄金时代。

明代前期的版画作品，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自然奔放。其原因就是这时的刻工、画工很可能多由一人兼任。插图版画上的人物须眉及衣裙皱折等，尚有极为明显的以刀代笔的痕迹。特别是阴刻的线条，刻工信手所镌的迹象很清楚。

恰恰因为如此，明代前期版画在发挥线描、强调阴刻及版面的黑白对比上，都有大胆的创新，使版画艺术迈出了新的步伐。

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镇居民急剧增加。适应城镇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戏曲、小说层出不穷。为了使这些戏曲、小说更加富于形象化，根据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绘制雕印的插图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特别是嘉靖、隆庆以后，带有丰富插图版画的戏曲、小说，不但数量多，质量和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仅就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主持完成的5集《古本戏曲丛刊》而言，其中所收的明代版画就有3800余幅。

万历以后，版画开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并且创造了新的方向与新的道路。北京、金陵、徽州、杭州、建安等地，刻书和雕印版画一方面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另一方面同一地区的刻书和和版画风格又渐趋一致。于是又形成了以地域相划分的不同流派，如金陵派、徽州派、建安派等。

其中的徽派插图，一改往时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刀法，结构松散疏落的构图，形成了婉丽纤细的风格。比如，黄玉林刊印的《仙媛记事》插图、黄应光刊印的《乐府先春》，以及后来黄肇初刊印的《水浒叶子》、黄建中刊印的《博古叶子》等，都以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巧妙协调的场面和布景，隽秀流畅的刀法，墨色匀称、对比鲜明而又明暗自然的印工，把版画艺术推向了高峰。

在这种版画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套印技术也进入这块园地。像程大约彩色套印的《程氏墨苑》，是早期的一版多色敷彩套印的作品。

至天启、崇祯时，当时多才多艺的武英殿中书舍人胡正言，心灵手巧的吴发祥等进一步创造了“饾版”和“拱花”的技法，为雕版印刷，特别是版画艺术，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所谓“饾版”，就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雕刻一块小木板，然后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版画。这样的作品，其色彩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乎与原作无异。

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就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技法。如荣宝斋所印《韩熙载夜宴图》，据说就雕有1000多块大小不等的画版，这种画版，有如饾饤，所以称为饾版。

所谓“拱花”，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鸟类的翎毛、大自然的山川、天空的行云、地上的流水、庭院的雕栏、室内的几案等，富有立体感，使人看去更觉真实、自然。这种技法的特点，就是使印纸拱起花纹，所以称为拱花。将这两种技法结合在一起运用，就称为“饾版拱花”。

蜚声中外的《十竹斋笺谱》、《画谱》及《萝轩变古笺》，用古妍绚丽的色彩，明快流畅的刀法，精湛自然的饾版拱花套印技术，在古代版画史上独树一面旗帜，引导版画艺术向新的境界发展。

这一时期的书籍插图艺术还有个新特点，即当代的名画家与当时的名刻手，能相互配合，紧密合作。例如，画家在作画时就考虑到画的特点而调整自己的线描，刻手在操刀施刻时也注意保留画家的风格与技法，因而在明代晚期产生了一批不朽的版画作品。

诸如：《顾氏画谱》，记录了自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直至明代画家孙克弘、王廷策等人的丰富多彩的画法和创作风貌；明万历年间藏书家、刊刻家黄凤池手辑的《雅集斋画谱》，提供了山水、花鸟等各方面的画法与技法；《诗余画谱》出于徽派名工之手，一图一词，相映成趣；著名画家陈洪绶画的《九歌图》、《鸳鸯冢》等，更给明代晚期的图书增添了无限光彩等。

总之，明代的书籍装帧与版画插图，代表了明代图书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进步，在古籍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旁注]

北藏　“北藏”一词译自藏语。藏传佛教术语，是尼玛派一大分支的名称。指传承修持北传伏藏的尼玛派。该派法本由著名掘藏师仁增果登发掘于西藏的北桑桑山，故名。明代官版《永乐北藏》，又名《北藏》，刻于北京，经版由司礼监掌管，藏于祝崇寺内的汉经厂，寺内还建有收藏明版藏文《大藏经》的番经厂。

黄金比例　又称“黄金律”，是指事物各部分间一定的数学比例关系，即将整体一分为二，较大部分与较小部分之比等于整体与较大部分之比，其比值约为1比0.618或0.618比1。0.618被公认为最具有审美意义的比例数字。上述比例是最能引起人的美感的比例，因此被称为“黄金分割”。

螺纹纸　一种有细密纹理的纸。宋代已有制作。制法是在编纸帘时，将丝线或马尾纹间距缩小，捞纸时丝线纹与竹条纹纵横交错，在纸上印成螺纹。也可在硬木板上刻成螺纹图案，再砑在纸上。螺纹宣纸最早产于清代康熙年间，曾闻名于世间。

版画　宋元时期的佛教版画。明清两代则是我国版画的高峰时期，在许许多多文人、书商、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版刻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尤其是文学名著的刻本插图，版本众多，流行广泛，影响深远。

阴刻　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微雕中由于雕刻所施工面积极小，没有相当高的书法功底和熟练运用微雕工具的技能是难以完成的，而且刻作时，要屏息静气，神思集中，一丝不苟，所以大多微雕都是运用到阴刻的雕刻技法。阴刻与阳刻都是我国传统刻字的两种基本刻制方法。

中书舍人　古代官名。舍人始于先秦时期，本为国君、太子亲近属官，魏晋时期于中书省内置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明清时期于内阁中的中书科，也设有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非前代可比。明代，中书舍人已为从七品，清代沿置。

顾恺之　（348年～409年），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即画绝、文绝和痴绝。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作画意在传神，其“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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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是明末清初书画家。当时是古代版画的黄金时代，陈洪绶独霸人物画坛。所作版画稿本，主要是书籍插图用，著名的有《九歌图》及《屈子行吟图》20幅、《水浒叶子》40幅、《张深之正北西厢》6幅、《鸳鸯冢娇红记》4幅，以及他逝世前一年所作的《博古叶子》48幅等。1638年，陈洪绶的《九歌图》被作为插图，付诸木刻，影响极大。

陈洪绶所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有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