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图书的编撰盛况

清王朝是个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王朝，而治国者也非常重视图书编撰，如亲自策划，网罗图书编撰人才，奖励图书编撰人员，还制订了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这些因素，是清代图书编撰之所以极盛的关键所在。

清代官方修书机构是翰林院。翰林院职掌论撰文史，长官为掌院学士，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朝廷重实录编写，人员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清代私人著书蔚然成风，其中乾嘉学派的众多大家犹如群星闪烁，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王士祯、毛奇龄、蒲松龄、梅文鼎、方苞、吴敬梓、曹雪芹、沈德潜、袁枚、纪昀、龚自珍、魏源等是其代表，汇聚成一条灿烂的银河。考据学著作构成乾嘉学派图书的重要特色。

清代图书就其内容而言，修志在方志发展史上号称“极盛”。康熙一朝修志1354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修志1164种，现存清代方志4889种。清代方志大多是官督绅办，即由官绅共同组成修志班子。

通志以总督、巡抚领衔，知府、绅士、学者负责撰写，府州县志则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绅士、学士负责撰写。另外，清代的辑佚、辨伪著作也不少。

就编撰形式来看，清代白话小说、总集、类书、丛书是很多的。清代初期至清代中期，出现了不少长篇白话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妍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鹦《老残游记》等。

清代所编总集数量很多。如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孙沫编《唐诗三百首》等。其中《唐诗三百首》收录唐人诗作310首，流传甚广。

文总集如吴楚材等编《古文观止》、姚鼎编《古文辞类纂》等。其中《古文观止》上起先秦，下讫明代，选文222篇，每篇有简要评注，流传甚广，成为旧时启蒙课本。

清代也是丛书的繁荣时间。《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2797种丛书中，清代丛书占绝大多数，著名者如纪昀等《四库全书》，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

另外，清代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图书编撰形式，其中的学案体就是一种。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始于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继之者有黄宗羲始撰、其子黄百家续撰、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等。

在图书编撰的具体方法上，清代人集前人经验之大成，日趋完善。例如引文问题，清代图书引文以准确，谨严著称于世。清代书法家陈澄在《东垫未刊遗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中提出关于引文的10条规定，在我国图书编撰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引文问题，对于规范图书引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图书编撰的繁荣，清代图书编撰学理论已经相当成熟。顾炎武、王士祯、袁枚、纪昀等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比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月提要》中，对于历代图书编撰和各类图书的编撰源流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在图书著录方法方面也给后人提供了良好范例。

总之，清代无论是图书编撰实践，或是图书编撰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造就了我国古籍发展的鼎盛局面。

[旁注]

翰林院　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清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乾嘉学派　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极盛，故得名。它以对于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其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至清代初期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但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

学案体　清代学者按照儒学师承渊源关系，将各家学术观点分为若干派别，每个派别就是一个学案。每个学案之前先作小序概述，然后介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人物先立小传、次录能够反映本人学术思想的文章或语录。学案体著作对历代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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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自幼苦读，手不释卷。从29岁开始撰写《国榷》，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写成百卷大书。然而一夜之间书稿被窃，2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痛哭流涕，心如刀绞，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决心重写《国榷》。

他不顾60岁高龄，北上北京查找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历尽艰难困苦，63岁那年，重新写完《国榷》。《国榷》是编年体明代史，500万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