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装与辽金夏书业

宋代印刷技术的空前发展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反过来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引起书籍装帧形式的相应变化。

在当时，对印好的书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装帧形式？是将它们首尾相接地粘连起来，而后仍然采取卷轴装式？还是采取其他什么方式？这是装订工人必须认真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

假如继续采用已有的卷轴装式、经折装式、旋风装式，不但浪费粘连、折叠的手续，也无法适应发展了的社会文化的需求。于是，始于五代时期的蝴蝶装由于其自身优点而被广泛应用。

蝴蝶装也简称为“蝶装”，又称“粘页”。这种装帧的具体办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书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糨糊逐叶彼此粘连。

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糨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

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所以称为“蝴蝶装”。

蝴蝶装适应了印制书籍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好修理。同时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重装时也不至于损坏。

另外，蝴蝶装的封面，多用厚硬的纸，也有裱背上绫锦的。陈列时，往往书背向上，书口朝下，依次排列，因书口处易被磨损，所以版面周边空间往往设计得特别宽大。

蝴蝶装从开本的选用、版心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正因为它有这些优点，所以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了300多年。

《明史·艺文志序》中说，明代秘阁所藏的书籍都是宋元两代的遗籍，无不精美。它们“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指的就是蝴蝶装。而且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是盛行一时的书籍装帧形式。

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完成了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中原地区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图书装帧形式，也影响到了与两宋时期基本同时期的辽、金时期和西夏时期的书籍出版业，而卷轴装、蝴蝶装和经折装在辽金时期的图书中也都出现了。

据考古发现，在宋代出版印刷业逐渐普及的同时，辽代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比如辽代著名僧人行均于997年编的《龙龛手镜》，辽天祚帝时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的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辽天祚帝时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代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990年至1121年之间。

在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有一批辽代燕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辽代最早刻印的书为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971年至983年。而燕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时期晚18年，由此可见辽代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染潢就是将纸放入黄柏汁中浸染。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印刷品，其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唐代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彩色印刷技术的成就。

事实上，宋代的彩色印刷技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水平，于1160年由南宋朝廷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会子，就采用了“单版复色印刷法”。单版复色印刷法是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

这一方法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由于当时的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期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版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这一技术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在明代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为金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时的1153年，金代朝廷设立了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和印刷。

金军占领宋都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燕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燕京，使燕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代朝廷的重视，燕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金代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西夏时期朝廷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事业。西夏政权建立者李元昊本人通晓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供给学校作为课本。

由于教育的发展，西夏时期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夏朝廷在都城兴庆，即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

西夏时期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时期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时期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时期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

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左传》、《孔子家语》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军事经典著作。体现了中原儒家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反映出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旁注]

秘阁　古代宫廷藏书之处。自晋、南朝宋时期至隋、唐、宋、明、清时期，皆设有秘阁藏书。北宋时期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等三馆贮藏图籍，总名为“崇文院”。宋代官修藏书目录达15种左右，远胜于其他朝代。徽宗时命建局校正补全，募工缮写3份，一份藏于宣和殿；一份藏于太清楼；一份藏于秘阁。

行均　辽代著名僧人。生活于10世纪中后期。所著《龙龛手鉴》，是他根据写本《佛藏音义》所编，此书因辨认文字上的错误而受人指责，但此书的错误恰与敦煌俗写文字的错误一致，行均正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写本来编纂字书的，可以说是当时俗文字的总汇，因而也成为今天用来校读敦煌写卷的工具书。

燕京　北京的别称，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唐代曾设置幽都县，辽代时也曾设置过幽都府。金代改称“中都”，定为国都，元代改为大都，定为首都。后来北京的正式命名虽屡有变动，而燕京这个名称却广泛使用。

海陵王　（1122年～1161年），金代第四位皇帝。完颜亮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完颜宗干次子，史称“海陵王”。完颜亮在位12年，严肃吏治，能够听取臣下的某些有益建议。迁都燕京之后，完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金王朝政权。

国子监　国子监是古代的中央官学，为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国子监出现后，“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朝廷教育管理的功能。

汴京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简称“汴”，也有“大梁”、“汴梁”之称，有“十朝古都”、“七朝都会”之称。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有“东京梦华”之美誉。北宋时期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最繁华、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李元昊　（1003年～1048年），党项族人，西夏开国皇帝。少年时身型魁梧，而且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尤好法律和兵书。通汉、蕃语言，精绘画，多才多艺。1038年11月10日自立为帝，脱离宋王朝，国号“大夏”，也称“西夏”，定都兴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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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宋代版式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边框、中缝、行线、注释及版心的大小。

边框有粗单边，细单边、四周文武边、两侧文武边等几种形式。中缝即一版中心的行格，在古代人的文章中多称为“版心”。宋代凡册页装订的书版，都刻有行线，经折装或其他装订方法的书，则无行线。宋版书注释多为双行小字刻版，开创了古代书籍中注释的排列方法，这种形式一直沿用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