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纸质书的流通

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东汉时期的纸质图书流通方式获得了重大进步。纸被用于民间进行通信往来，手工传写越来越普遍，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得到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的书肆。体现了我国古籍发展的巨大进步。

汉代曾经普遍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自从蔡伦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加工造成新“纸”后，纸就逐渐应用于民间通信活动中。

在新纸出现的初期，纸质的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究其原因，或是产量不够，或是人们思想观念尚未转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纸张的优越性。

《北堂书钞》记载了东汉时期人书法家崔瑗用不起缣帛，以纸抄书送给朋友，特附言致歉：

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这封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期的书信，反映了当时纸已经成为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民间的书写材料。

蔡伦纸也为书籍通过抄写实现流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用纸抄写比较容易，使得文字、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

《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个“洛阳纸贵”的典故中说到的“传写”，就是汉代书籍流通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造纸技术也促使了东汉时期图书收藏的兴盛。事实上，两汉王朝都比较注重知识，早在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战火，图书文献损失极为严重，“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高祖刘邦统一国家后，开始文治建设，曾3次征集和整编图书。

一是在汉代初期，汉高祖令萧何收集秦都秘籍；二是在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除宫廷收藏以外，在宫廷之外建立了不少保管图书典籍的机构，如石渠阁、麒麟阁等。同时，私人收藏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三是在汉成帝时的献书活动。

经过西汉官府这三次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使汉代图书收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先后收藏于长安的文献达13500余篇。由于这些文献极为零乱，于是皇帝主持整编工作。于是出现了许多“校书大家”，比如刘向与刘歆父子即为典型。

东汉时期的图书流通方式也和西汉时期一样，是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朝廷沿袭了西汉时期管理图书中的制度，对国家所藏图书进行了严格控制，允许阅读者只能是皇帝、皇帝特许之人、编书者和校书人员。

此外，东汉朝廷召集过许多著名学者，利用国家所藏档案图书，撰写国史，如班固、蔡邕等，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东观，利用藏书，撰写《东观汉纪》。

同时，东汉时期，允许私人藏书，故当时的藏书家很多，藏书量也很大。据《后汉书》记载，班固、王和平、蔡邕等人，家中藏书甚多。由于东汉时期藏书事业的发展，“校书大家”郑玄即为典型。

造纸技术的改进，也促使了“书肆”的出现。通过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

《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因孝顺在乡里被称赞。后来到京师，在太学求学，扶风人班彪做了他的老师。王充喜欢广泛的阅读书籍而且不摘章守句。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常在洛阳的书铺上游走，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记住并背诵，于是，不久就广泛地通晓了众多流派的各家学说。

王充后来回到乡里，隐居从事教学。他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书肆中所卖的书而实现的。

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学者荀悦，他的学术积累就是在书肆读书实现的。据史载，荀悦12岁能读《春秋》。因为家贫无书，每至书肆便饥渴阅读。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表明书籍在纸张发明的推动下已经走向社会，并且有了与之配套的书写文书使用的文具。推想当时买卖图书已经有了大体确定的营业商和营业点。这也是文化发达程度的体现。

造纸技术的改进，促进了从通信、传写、藏书及书肆的发展，是文献流通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文化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

[旁注]

书肆　古代的书店。书肆一词，最早始于汉代。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它即刻书又卖书，这些名号除统称书肆外，宋代以后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代乾隆年间。

崔瑗　（78年～143年），汉代著名书法家。尤善草书，师法杜度，时称“崔杜”。后来张芝取法崔、杜，其书大进，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草圣”。对于崔瑗的草书，后世评价很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草圣”的书法家。

洛阳纸贵　原指洛阳之纸，一时求多于供，货缺而贵。后喻作品为世所重，风行一时，流传甚广。《晋书·左思传》：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首《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石渠阁　阁名。西汉时期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也称“石渠”、“石阁”。石渠阁是由汉代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集秦代的图籍档案。汉武帝以后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

麒麟阁　汉武帝建于未央宫之中，因汉武帝元狩年间打猎获得麒麟而命名。主要用于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麒麟阁曾经先后供奉了11位功臣，有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丘贺、萧望之、苏武，史称“麒麟阁十一臣”。

刘向　（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西汉时期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班固　（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时期官吏、史学家、文学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郑玄　（127年～200年），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王充　（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朝廷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阅读链接]

石渠阁汉武帝时期的朝廷档案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于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梁丘临、林尊、周堪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

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