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时代——印装插图

五代时期的印刷事业在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基础上大有发展，印刷地域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随着刻书业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书籍插图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

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弥补了雕印的不足，在印刷史和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此同时，辽金夏时期书业也明显受到中原地区雕版、装帧及插图等方面的影响。元代也在中原制书技术的基础上，在印书品种、活字应用及套印装帧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五代时期的刻书与插图

五代即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书籍插图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扩大，体现在刻书地点的增多。当时以开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为最有名。

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个时期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五代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932年，唐代后期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五代监本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

冯道让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用端正的楷体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

这样，从932年至953年，历经22年时间，《五代监本九经》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

在《五代监本九经》刻成后两年，即955年，儒学大师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

唐代晚期的这次刻印的《五代监本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

《五代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五代监本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朝廷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朝廷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

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他人刻印了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还有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

毋昭裔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五代监本九经》，镌刻《后蜀石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的优点，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

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收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

吴越国的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20000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

后来，吴越王王妃黄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发现塔砖之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吴越国所刻印卷首有较简略的扉画。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塔砖内另藏有木刻雕版画，刻有人物故事，较《宝箧印陀罗尼经》卷扉画还要精细。

五代时期，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

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的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刻工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

其中，制作于947年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在该像的题记中，刻有愿文：

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

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时制作的另一幅木刻雕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除了画面质朴简洁、刻线流畅外，其最大的特点，此画标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当是古代版画插图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一人。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古代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三位国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

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刻书业的发达。五代十国时期的木刻插图也是一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是木刻版画艺术的初创期，当时木刻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宣传，宗教的大发展使印刷业得以兴盛。至于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中的木刻插图，直至稍后的五代时期才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

木刻版画原本属于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下，木刻版画作品被印刷在书籍之中，从而扩展了书的内容和形式，以至于成为我国古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五代时期，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它对于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书籍木刻插图艺术之中。

事实上，木刻佛画是五代时期图书方面的重要作品。通过图书中的佛画，将佛教的轮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达，并把佛和菩萨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达到普及民众的目的。

五代时期的图书插图从图式来看，大致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经卷扉画；二是经典插图。

经卷扉画插图，即是在经卷之首页，刻印一幅有关佛经的绘画。当时经卷的形式，不外乎卷子本或折子本，这两种本子，几乎都刊有既精致又富有装饰意味的扉画，如西湖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扉画等。这种刊有扉画的经卷形式，就成为以后通行的形式。

经典插图是为了更形象地表明佛经故事中的重要场面，表达出经卷的主题意旨，因而在雕刻经卷时，就有重点地描绘出与经卷中有关的佛或菩萨及其弟子们的形象活动。

图书的插图会给人带来更直观的感受，也便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在当时，一般宗教信徒，即所谓“信女”、“善男”，他们之中不识字的就很多，虽然口里念着“经”或“忏”，但是都看不懂经书中写的是什么意义。但是，有了插图，至少可以使一般信徒能了解经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当插图本的经书一出现时，它那崭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广大信徒们的欢迎。

五代时期图书插图的形式有四种：一是在一页之中，上图下文；二是在一页之中，左图右文三是图在书页之中，有圆式或方式，四周则刊印文字；四是不规则的插入。其中一页之中的“上图下文”形式最受民间欢迎。

“上图下文”形式的版式结构，表现为图像与文字分别刊刻在同一页面的上下不同位置，显示出图像与对应文字之间具有密切关联。这种“图文同步”的形态，后来成了刊刻图文的主流，并且成为了图书配图时普遍遵循的一般性原则。

五代时期的书籍木刻插图，奠定了古代书籍木刻插图的基础，对以后的书籍木刻插图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印刷面向文学艺术以及民间日用书籍的出版时，这就给插图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直至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木刻插图的大发展，也还是沿用了很多五代时期的木刻插图刊印形式。

[旁注]

《五代监本九经》　五代时期，由后唐主持刻印事务的国子监雕印的9部儒家经典：《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对后来的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大夫　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是古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时期，在古代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类书　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类书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储存原始著述以备参考阅览；二是提纲挈领便于引擎检索；三是分门别类便于采用传播。

越国　是唐末宋初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由浙江临安人钱镠所创建，以吴杭州为首府宋，历时近百年。唐代末期、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与日本、朝鲜等国海外交往，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雷峰塔　在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南屏山日慧峰下净慈寺前。雷峰塔为吴越国王钱俶因黄妃得子建，初名“黄妃塔”因地建雷峰，后人改称“雷峰塔”。

扉画　古籍正文前的插图，古时候的书籍很少有插图，只是有的佛经上配有扉画，后来民间有些画匠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书籍，就在小说里每几回加几幅图，看着就生动了好多，这些图刻法不一，被称为增像、镌像、绣像等。

节度使　古代官名。唐代初期沿北周及隋代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唯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

刻工　即刻字工匠。古代刻书的刻字工匠以刻板计酬，出资人为了便于付酬，往往要求刻工在刻书板上附刻自己的姓名或姓名的一部分，以以便核验。刻工为了对所刻书版负责，也许还有借以自我宣传的考虑，也乐于刻上自己的姓名。

木刻　凡在平面木板上，用不同类型刀具，根据画稿进行刻制，刻去不必要部分成凹版，再在留下的凸版上滚以油质或涂以水性等颜料而后拓印于纸上的画面，称“木刻”，是中外版画最早的形式。过去木刻多用以复制绘画作品，绘、刻、印三者分工，称为“复制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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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昭裔是后蜀时一位有识略的谋臣，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刻书家，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毋昭裔自幼家贫，在艰难的条件下求学苦读，深有所感，立志将来要发展教育事业。

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得志，做到了宰相。于是，他组织刻书，实现了自己的心愿。